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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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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第9章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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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财产权利的政府是金融市场发展的第一步。如我们所知，当财产被最有能力和最专业的人拥有时，这种尊重最容易产生。而且，当财产所有权广泛分配时，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也将产生。但是，即使在民主政治里，这也并不保证政策将反映人民的需要。既得利益集团可能操纵政治决策过程，制定阻碍市场发展的法律。虽然说政治和技术的变革能够放松既得利益集团对市场的控制，但是这样的事情毕竟较少发生。在通常的情况下，是外来的竞争约束了既得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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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假如只有依赖对外开放才能约束国内利益集团的力量，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对外开放政策是否具有可靠的政治稳定性？当其他地区保持开放时，一个国家往往能继续实行开放政策。如我们在前一章讲的那样，1983年，法国走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社会党政府必须在是否冻结对外的资本流动上做出决策。结果，由于和西欧的其他国家有着密切的经济贸易联系，法国选择了保持开放。与此相似的是，在1998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以后，大多数受到影响的国家也继续维持开放政策，原因正是世界其他地区并没有受到危机的影响，并继续保持着贸易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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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一旦某个国家打开了国门，那么它的开放政策通常会坚持下去，除非是其他很多国家同时封闭自己的国境。从开放中获得利益的人——进出口商和跨国公司——在开放的国家里壮大了实力，并培养起自己的政治代言人。这些公司不但依赖于外国的资源供给，也非常清楚封闭政策会导致外国政府的报复措施，会对他们在外国市场上的生意造成巨大的伤害，于是，他们形成了对抗封闭政策的制衡力量。还有，如果其他国家都保持开放，那么执行封闭政策的国家不管态度如何坚决，还是很容易出现边境管理上的漏洞。除了严格实行军事管制的国家以外，民间的经济压力始终都有办法突破边境上的障碍，实现跨境的贸易和资本流动。所以，政治权力的制衡和边境管理的漏洞，都有助于一个国家在世界其他地区普遍开放的环境中继续执行开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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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很多国家都出现了主张封闭政策的压力，事情将发生变化。当世界其他国家实行封闭政策时，在国内支持开放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将被削弱。而且当他们的外国市场消失后，他们为开放辩护的动力也就自然地减少了。还有，当各国共同采取措施管制跨境流动的时候，封闭政策执行的效果也更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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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开放被经济学家们称为“策略互补”：当其他国家开放程度减低以后，一个国家所需要的开放度也跟着降低。这样，一旦发生某种重大事件，导致一些国家封闭边境，这个过程就会叠加下去。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许多国家就关闭了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弄清楚这种情况今后是否还有发生的可能，原因何在。在本章，我们先考察大萧条前后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分析当时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然后讨论反市场政策所采取的形式。在第10章，解释当时的反市场力量强大起来的原因，以及自由金融市场让位于政府控制的、卡特尔形式的金融体系的背景。最后在第11章，我们将讲解这个体系在效率方面的缺陷，对于市场重获自由的原因做出更圆满的解释。我们将重述部分介绍过的内容，但是把重点放在理解金融发展出现倒退的原因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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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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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期，自由市场经济在世界各发达国家取得了显著进步，其基础政治制度就是金本位制度。它不但为贸易和资本流动带来了便利，而且给政府财政提供了严格的约束，使得它们很难对经济进行过多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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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采用纯粹金本位制度的国家主要采用黄金作为流通货币。假如有纸币或者其他金属铸造的硬币流通，那必须在中央银行储备足够的黄金以便在需要时兑换这些货币。要让金本位发生作用，这些国家必须承诺保持货币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例。一旦它们的承诺是可信的，就等于世界各国都在使用同一种货币——黄金。货币的共同性降低了不同国家的价格和成本之间的不确定性，使得国际贸易和投资大量增加。金本位制度是导致20世纪早期主要国家在贸易和资本流动上采取高度开放政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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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个制度限制了一个国家的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范围，例如，如何处理对外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和服务进口超过出口，出现贸易逆差，导致其外汇和黄金储备减少，就不得不对外借款。假如储备不足，或者外国人不愿意提供贷款，就必须减少逆差实现盈余。在金本位制度下，一个国家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强出口竞争力，扩大出口数量。由于汇率是固定的，该国要减少逆差、增加出口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国内的工资和物价水平下降，以降低产品的成本，增强竞争力。这样，由于不能实行汇率贬值，政府少了一件对付经济困境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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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制度这件紧身衣还有其他的约束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银行业发生信用危机，由于要保持汇率，中央银行就不能随便提供低息贷款。相反，只能希望信心会奇迹般恢复，或者要求外国人能够提供信贷。在金本位制度下，政府显得软弱无力，还需要依赖有盈余的外国政府提供借贷帮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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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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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战”之前，金本位制度一直运转得很好，它限制了利益集团操纵游戏规则的能力，政府很少干预经济。此时，强调发挥市场自身力量的古典经济学大行其道，为各国的掌权者们所信奉，古典经济学的主张是把任何调整的负担都转移给工人，迫使他们为提高国家的竞争力而接受更低的工资水平2。当然这种转嫁的手段只有在劳工的政治影响比较脆弱的时候才有可能实施，而那时大多数国家刚刚实行普选制度，工人政党和工会经常遭到反对势力的骚扰，工人们的教育水平也很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还没有得到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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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动摇了整个世界的基础，这种说法并不过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战争产生了两个特别重要的后果，第一，由于需要协调战时生产，欧洲大陆的国家普遍实行了大规模的生产集中化。其原因很简单，在分散的市场经济中，谁能够支付现金，社会生产就为谁的需要服务，而战争的军事开销十分巨大，如果政府总是要和私人消费者竞价则成本太高。军事指挥者很快发现，最好的办法是禁止某些私人消费，控制价格，压制私人市场，通过政府的指挥控制系统让生产为军事需要服务。他们还找到了同盟军，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内尔（William McNeill）这样描述德国在1916年以后的战争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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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政上面不断出现抱怨和争吵，军队的要求时常不能得到迅速满足和有效执行，将军们变得很不耐烦。为了解决频繁发生的短缺现象，他们决定与大工会和大企业合作，从战争需要出发，重新组织国内的经济结构。结果使得各方都从中获得了好处：军队得到了更多的给养，工业家得到更多的利润，工会领导加强了对工人的控制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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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国家，价格由国家控制，资源被分配到战争最需要的用途上。工业、银行业和工会都相继建立了卡特尔组织，减少了中央政府需要谈判的对象，对集中化大有帮助。通过官僚系统而不是价格来决定资源分配，这样的机制至少在当时可以运转起来。原因并不奇怪，那时的目标很清晰，就是保证军需，加上群众的爱国热情，价格机制被压制一段时间并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最后，操纵如此复杂的经济体系当然使得最有能力的管理者也力不能及，在战时经济中出现了严重的扭曲。然而，经济的集中控制相对来说还是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成功，这足以说明政府的干预并不总是不好的，而且到了经济萧条时期，很多人还认为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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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第二个后果是，工人阶级对于自己的政治权力觉醒了。战场的壕沟变成了课堂，让工人阶级了解更多的激进思想。在战争的大屠杀中，许多人开始怀疑政治领袖们的动机和能力。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则在劳工中间找到了追随者，劳工们觉醒了，他们组织起来，不再无条件地承受宏观经济调整的代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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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各国的经济需要转向民用生产和市场价格体制，并消除在战时的集中控制下形成的扭曲。而工人们不愿意承担全部的转型成本，罢工的浪潮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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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反抗力量增强了，但传统秩序的力量还是足够强大，各国都不惜代价回到了金本位制度。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恢复实行了金本位，但是宏观经济指标被绷得太紧了，有的经济史学家认为，这为日后的萧条埋下了种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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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率先崩溃，经济衰退接踵而至，成了压垮世界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家陷入衰退，各国的出口剧减，贸易平衡问题困扰着欧洲、日本和拉丁美洲。由于国际借贷大量缩水，一个实行金本位制度的国家就只能寄希望于内部的调整，必须降低国内的工资和物价来增强出口获得盈余。但是由于大工会不再愿意大幅度减薪，政治家们只能寻求一个次优的办法来恢复贸易平衡，那就是限制进口，提供出口补贴。美国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法》（Smoot-Hawley bill），走在这个运动的前列。当然，如果每个国家都这样做，世界贸易就毁了，事实也正是如此。世界经济陷入下滑的循环，衰退变成了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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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由于价格下降，债务人需要售出更多的产品才能偿还债务，坏账增加了。金融机构损失大增，金融危机的威胁迫使中央银行进行干预。同样，在金本位制度下，中央银行不能自由提供贷款来拯救银行系统，否则将破坏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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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政治形势已经不允许让市场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调节，平息经济的混乱局面。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言：“长期内我们都死了。”要求政府采取更多的干预措施以减轻痛苦的呼声越来越高，被萧条吓倒的选民们推翻了消极等待市场复苏的政府，新当选的政治家们则期待着一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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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的政治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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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萧条的岁月中，政治家们普遍抨击20世纪20年代的无节制竞争，认为过度的竞争带来了工业的过度投资，银行的过度贷款和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政治家们以不同的论调来表达反对市场的情感。例如，德国纳粹党一个吸引选民的宣称就是，它将控制市场，并使之为国家利益服务6。希特勒认为仅仅依靠政治意志就可以解决经济问题，他写到，“人民大众的命运并不应该依赖于经济活动、商业领导以及那些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相反，金融、经济、商业领导和任何经济理论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服务于我们的人民的意志”7。希特勒与历史上的很多统治者一样，找到犹太人作为困扰经济和金融问题的替罪羊，但是德国人对于他的赞同与他用政治手段来控制市场的主张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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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于市场竞争的问题同样重视，在其就职演说中，他也批评市场、金融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陈旧传统”是导致经济萧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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