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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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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第12章 当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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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两个世纪以来，学者和政治家们一直在探讨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卡尔·马克思是其中最著名的批判者，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个不稳定的体系，内部充满了矛盾，最终将导致自身的灭亡。而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们则把这个制度看成是配置资源和报酬的最佳办法，甚至认为是人类经济体系进化过程的最高点1，而不是某个中间阶段。在左右两派之间，还有很多人在寻找“第三条道路”，他们希望找到一个更人道、更温和的资本主义，或者一个更有市场活力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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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本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与上述思想都有很多共同点，但与其中任何一方都可谓和而不同，我们在很多方面自认为继承了芝加哥大学的传统。我们认为，理想的资本主义体制——在今天，更确切的说法是自由市场体制——的确是配置资源和报酬的最好制度，但是今天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资本主义体制远不是理想的形式，而是一种腐败的形式，在这种腐败的形式中，既得利益集团限制了市场竞争力量发挥其自然的、健康的作用。许多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例如，对工人的压迫，私人垄断的产生，贫富分化的加剧等——其实都是腐败的、非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体制所造成的，而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体制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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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用这种理由来为资本主义辩护恐怕难以服众，正如社会主义者也可以宣称，虽然现行的社会主义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政治精英阶层压榨民众和侵吞国家利益的体制，但是这也不是社会主义自身的问题，而是出现了异常。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过分相信人性的完美，过分相信人可以克服狭隘的个人主义而成为一个无私的社会成员，那么，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是否在于过分相信市场的完美，过分相信市场可以克服其成员狭隘的局部利益而保持自由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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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有这种根本缺陷，因为我们认为通过政治上的支持，市场体制的自由性是可以保持下去的。本书的主要篇幅都是在论述为什么我们必须给予这种支持，原因在于，只有通过政府的看得见的手来建立和维护制度基础，才能使参与者保持信心、自由交易，市场才能繁荣起来。但是政府的行为又靠谁来推动呢？竞争性的、繁荣的市场可以给社会带来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更平等的商业机会，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但是并没有某个人或者某一部分人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特殊利益。这样，每个人都会希望搭便车，而指望别人去保卫这个制度，保卫市场的竞争性和公平环境。竞争性市场是一种公共品（就像空气一样，大家都需要但不能向大家收费），但是有些矛盾的是，要维护这个公共品不能仅仅指望政府，而必须依靠人们的联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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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会在经济上自我毁灭，而是有可能丧失自身所依赖的政治基础。资本主义最大的政治敌人，并不是那些明确表示反对现行体制的工团主义者，而是那些西装革履的总裁们，他们的每句话都在赞美自由竞争市场，而实际上每个行动却都在企图扼杀竞争市场。亚当·斯密早就认识到这种压制竞争的无情倾向，他写到，“同业中人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2很不幸的是，在太多的国家，在太多的时候，政府都出面帮助这些商业勾结，限制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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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限制就是，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许多国家都束缚金融市场的发展。因为自由的金融市场不但会威胁到金融业的豪门，而且会把竞争扩张到工业利益集团的领域——这样，就有必要直接通过立法来压制它，或者不去发展金融市场所需要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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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们已经认识到资本家会利用国家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地位，而政府在本质上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公共事务的委员会”。但他们认为这个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所特有的，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会自动消失。很不幸，所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不过是改换了社会精英阶层的身份，而且还加强了他们的手腕，不但消灭了经济上的竞争而且也消灭了政治上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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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些，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就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必然的进化过程的最终阶段，而应该当成一株娇贵的作物，它需要人们的精心栽培，并防止既得利益集团野草的攻击。我们有必要研讨这些野草将来会从哪里蔓延起来，以做好保卫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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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场的威胁来自两个不同的集团：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希望维持现有的地位，有压制任何潜在竞争威胁的强烈愿望；以及竞争的失意者，他们希望改变给他们带来困境的制度规则。维持自由市场的长期可行性就在于减少这两个集团继续反对市场的积极性，以及缩小他们反对行为的成功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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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减少利益集团成功的机会，并不是扩大政府的权力，反而是限制其采取破坏经济效率的干预活动的能力，因为这样的干预往往是为少数人服务，牺牲大多数公民的利益。正如缺乏效率的经济单位将由于竞争的压力被迫进行改革一样，缺乏效率的政府也可以得到改进，但这种改进的主要途径并不是通过政治舞台上的竞争，因为即使在民主制度里少数人也可能组织起来妨碍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是通过迫使其国民在经济舞台上的竞争来实现，其中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就是对商品和资本流动保持对外开放。这样会使得资产阶级感受到政府的保护性政策的不利影响，让他们变成支持自由市场改革方向的力量。在过去30年里，很多国家从一个中央控制的关联体系经济和严重管制的金融业转向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和活跃的金融市场，正是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双重增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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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外开放政策也要面对自己的政治反对派。技术革新和加剧的国际竞争将会造成全新种类的贫困人群。我们能战胜这些政治上的反对派吗，而未来的几年里最大的政治挑战是什么呢？这些正是本章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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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可以被约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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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述未来的挑战之前，我们先看一个例子，讲述合理的经济制度如何化解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反对市场的动力，这就是19世纪美国破产法的发展历程。破产法在经济上所起的作用，一方面是给债权人提供一种收回权益的机制，另一方面是给债务人提供一种保险，把他们从过分沉重的债务负担里解放出来。当一个人的负债太多，几乎不可能还清的时候，他可能失去继续努力挣钱的动力，因为他呕心沥血得到的每一分钱都会马上跑到债权人的腰包里。所以，在某些情况下，通过破产程序来免除部分债务或者重新进行谈判，对于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都有好处。有了还清债务和保留自己产业的希望，债务人会工作得更加努力，而债权人也将取得某些偿还而不至于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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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破产法提供了一个帮助债务人解脱困境的机制。有些玄妙的是，在提供这种解除偿还义务的灵活机制的同时，破产法却在两个方面提高了财产的安全性。首先，由于存在减免债权的可能性，允许债权人预先收取相应的费用，从而加强了对他们财产的保护；同时，由于存在合法的破产机制，债务人就不再需要通过其他的政治手段来武断地取消一切债务。这样改善了财产的安全性和合同的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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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契约的环境还不够发达，一个债务人很容易通过申请破产以逃避责任。有关债务人的信息不灵通；没有什么监督机构；国民经济处于初创时期，没有发达的资产处置市场；国土面积很大，债务人可以通过搬家来洗脱从前的坏名声。如果在当时实行比较宽松的破产法，那债务人将更加不愿意履行偿还义务，债权人将被迫提高利率，使得能吸引到融资的投资项目更加稀少，信贷的枯竭将导致经济活动的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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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里，美国并不存在正式的联邦破产法规，直到1898年才通过了《破产法》，为现行法律奠定了基础。那时，如果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债务人的数量就会急剧上升，处境日益窘迫。当时的人就如此描述1837年的经济危机：“社会已经使出了最后一招，没棋可下了。年轻人没有希望，成年人都游荡在大街上寻找打短工的机会，很少有人需要他们干活……现在这一代人在原则上、在希望上、在财务上都已经完全破产。”3贫困人群的政治压力迫使国会不得不做出反应，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期，总是为了应付窘迫的经济状况而临时实施联邦破产法，过后又很快宣布废除。1799年，美国同法国的战争导致了商业危机，而后通过了1800年的破产法，到1803年被废止4。1837年，出现了银行恐慌和经济萧条，之后通过了1841年的破产法，到1843年又被同一届国会废止5。美国内战以后的经济萧条则导致了1867年破产法案的出台，此时已经做了很大的修订，但还是在1878年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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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政治性的破产法案中获得好处的人非常多，例如，1841年破产法颁布后有33739人受益，超过90%的人免除了债务，免除的债务总额达到4.4亿美元，以今天的价格计算简直是天文数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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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债权人强烈反对通过政治手段免除债务，但是政治家们很清楚不这样做的恶果。1821年，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哈里森·奥提斯（Harrison Otis）在关于债务免除的讨论会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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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在拒绝他们的要求，那么当他们的人数增加了，正式地开展起一系列要求免除债务的行动时，后果会是什么呢？如果这些债务人自发地组织成各种团体，涌入大大小小的商业城市，团结在一起左右了选举结果，那么对有产者们和政府来说，不是最可怕、最不祥的事情吗？假如各个阶层的公共和私人的债务人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联合起来，利用国会选举来实现他们的自由，不是最危险的事情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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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私人契约不能在经济困难时期给债务人提供足够的赦免，导致债务人的数量太多，政治就只好干预。但是，假如一个债务人是在正常时期遇到困难，那就没有人出来帮助他。更重要的是，财产权利和私人契约的执行在大多数时间里还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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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周期性地侵犯债权人的权利并不是个好办法，谁能保证有组织的债务人会仅仅满足于免除现在的债务呢？他们的斗争矛头是否会蔓延到其他形式的财产权利呢？通过政治干预的手段来免除债务实在是有玩火自焚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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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更好的解决方案出现了。随着金融市场和机构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比如电报）把全国连成一片（这样，债务人就不能靠逃到遥远的西部而洗清罪名了），资产处置的市场也发达起来，这些使得债权人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贷款并保证偿还。同时，一些永久性的免除措施也越来越可能得到实施。这就是为什么在19世纪美国的立法过程中呈现这样的总体趋势，破产法尽管只是在短时期内实施，但还是越来越照顾债务人的利益，涵盖了越来越多的人，并给予了更多的免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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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人们找到了合适的解决方案，能够把市场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区分开来，同时又能兼顾二者的需要。因此，在考察我们未来需要面对的挑战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到有创造性的办法，来妥善处理自由市场和政治之间的内在冲突，以免一方破坏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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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解决方案之前，我们先来仔细研究未来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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