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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力量和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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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科书中的供求分析里，人们的工资由他们对产出的贡献决定，此外别无其他因素。如果贸易或技术变革导致人们的技能价值下降，那么他们的收入也会降低（即使家里购买进口产品时需要的费用减少，个人电脑的价格逐年下降，情况依然如此）。可是在本节的讨论中，我认为尽管市场力量的强大毋庸置疑，但它仍然给其他决定因素发挥作用留下了很大空间，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市场是在社会背景下运行的，而社会背景影响着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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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制度的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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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劳动”的拼写不同以外，本节的题目与罗伯特·索洛在1999年出版的著作名称完全相同。索洛在该书的开篇处指出，主流的传统观念，“特别是宏观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几乎所有方面都与其他市场一般无二”。13前面描述的供需模型就是如此。在该模型里，对劳动力市场的描述与牛奶市场没什么差别。牛奶市场往往比较简单。我们知道牛奶厂在哪里，也知道超市里放牛奶的货架在哪里，我们非常确定牛奶瓶里装的是什么。然而用索洛的话来说，“从另一方面来说，常识似乎告诉我们，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应该有特殊之处”。劳动力市场确实与牛奶市场差别很大。工人必须努力寻找工作；雇主必须努力寻找合适的员工。他们都不确定自己会找到什么。一旦雇主和雇员建立起雇佣关系，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想结束这种关系都不会像离开这家超市去别家买牛奶那么简单。接受工作不仅仅涉及现金交易，所以它的社会背景显得愈发重要。特别是像索洛所说，“如果不考虑双方参与者都充分理解公平与不公平的概念，那就无法理解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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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成本很高。埃里克·纽比（Eric Newby）在描述“二战”爆发前的海上贸易时，就生动地描写了水手找活干和船长找能干的水手时各自面临的困难。14直到最近，经济学家才为劳动力匹配的流程构建起理论模型。在劳动力市场的这些“搜寻”模型中，市场摩擦意味着，尽管竞争有可能压低职位空缺被填补后的预期价值，使它与创造这个职位的成本趋同，但员工与职位空缺的实际匹配情况可能会创造出盈余或租金。获得工作邀约的工人拥有一定谈判权，因为如果他拒绝工作邀约，那么雇主就必须回到人才库里继续寻找自己需要的员工，而且还存在着不一定能找到合适人选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强度以及它使员工所拥有的影响力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此外，劳动力的影响力还取决于继续保持失业状态的成本。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工资不是完全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供求关系只为工资设置上下限，而为盈余分配的谈判留下了空间。用麻省理工学院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的话说：“公司和工人凑在一起时获得了共同的盈余……有的工资水平使工人不在乎到底是接受工作还是等待下一个工作机遇；有的工资水平让公司不在乎到底是雇佣这名员工还是等待下一个合适的人选。讨价还价就是在这两种工资确定的上限和下限中间找到双方认可的工资水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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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和员工的相对谈判能力影响了盈余分配，进而影响到工资水平，不过仍然给其他因素介入并决定工资水平留下了空间，如要求回到公平的工资水平，这样的要求可能相应地体现在惯例和习俗中，作为不同于经济学的解释，来理解收入分配。亨利·菲尔普斯·布朗（Henry Phelps Brown）爵士在《工资不平等》（Inequality of Pay）一书的开篇处将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与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前者认为，人们从事着理性且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交易，而后者认为，人们是社会实体的成员且彼此发生互动。16不过，这两种方法并不冲突，最好将它看作相辅相成的搭档。工资受到两组力量的影响。供求关系决定了工资可能浮动的范围，社会惯例决定了它在这个范围里的具体位置——工资差距的大小取决于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更精确地说，引进公平或社会规范的概念能够找到一条清除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的线路，借用班特利·麦克劳德等人（Bentley MacLeod和James Malcomson）的话来说，“个人奖励本身往往不足以决定一个唯一的均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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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察到的社会规范可能与个人理性判断的结果一致，社会规范通过它们对工人及雇主名誉的影响直接进入经济行为。譬如，在一群同样资质的工人中，有某种工资规范限制了个人收入随实际生产率提高而上升的限度。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再假设，在遵循这个规定的公司里，人们的工资相当于生产率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加上一个相同的数额组成。比利（Truman Bewley）将这种做法称为“工资扁平化”（wage flattening），而且他在美国的访问调查中发现，“有海量证据表明工资差异往往没有充分反映出生产率差异”。18这种工资政策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再分配作用，而且生产率低的工人应该会赞成这种工资规范。同时，其他工人也会接受这种规范——即使他们可以通过打破规范来提高自身的薪酬。那些信奉这个规范的人知道，背离它可能会招致名誉损失。当然，背离社会准则造成的名誉损失取决于信奉这些准则的人群比重。如果人们都不遵守规范，那么规范就会被渐渐侵蚀。雇主也关心自己的名誉。他们可能还认为，在自己的员工受社会规范支配时，企业可以吸引更忠诚、更投入工作从而生产率更高的工人。为此，许多公司的薪酬和雇佣政策里都体现了公平原则。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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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不止一种市场均衡结果。在任何时候，当一个社会严格遵循公平薪酬的规范时，可能存在的工资差异相对会比较小；当遵守社会规范的程度不高时，工资差异则较大。当它处于中间状态时，即部分人遵守社会准则而其他人排斥这些准则，此状态是不稳定的，因为背离规则的行为会造成螺旋式的背离运动。外生冲击可能会改变社会结果。社会可能会从高度遵守薪酬规范、工资差异相对较低的结果，转变为有更多的工人得到个性化的薪酬的结果。在个人层面也可能出现同样的过程。以英国大学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1971年我获得埃塞克斯大学的教职时，它的教授工资分为五个层级（我记忆中是如此），几乎没有一点儿讨价还价的空间，教师们工作每满一定年限，工资就相应提高。如今在典型的英国大学里，教授的工资等级跨度相当广，而且每个人在工资等级上的位置取决于自己讨价还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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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动态流程中，某个时期内向着一定方向的运动可能会突然转向，造成这种“冲击”的原因可能是政治局面的变化——譬如受到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导致工人对再分配性薪酬规范的支持程度下降。雇主方面的变化也可能形成“冲击”。名誉的权重取决于雇主对未来的展望。如果未来的利润严重缩水，那么相应的，遵守薪酬规范带来的名誉所产生的利益权重就会下降。公司因为加大对股东价值的重视而提高贴现率，也是很可能采取的举措，于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会影响到薪酬分配。如果进一步深究这个问题，我们会看到过去政府力求通过公共部门的就业来影响薪酬水平和相对性，而在近几十年里，私有化的进程导致这些措施的影响力缩水。国有企业转移到私人股东手里，导致雇主的群体行为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观察到现在的分配模式愈发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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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一旦我们认识到市场力量只对可能出现的劳动力市场结果设置了上下限，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为公平的概念留下了余地，而且我们可以利用它们来改变工资分配结果。但这并不仅仅涉及个人谈判，接下来会谈到集体谈判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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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和集体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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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达成的共识是，工资分配差距拉大的阶段恰逢工会和集体谈判日渐式微的时期。OECD报告《分裂，我们屹立不倒》中的图表表明，除了西班牙以外，2008年所有OECD成员国的工会会员率都低于1980年。20但在工会对工资差异的影响程度这个问题上，人们展开了诸多辩论。一方面，斯蒂芬·尼克尔等人（Stephen Nickell和Richard Layard）得出的结论是：“近年来年，OECD成员国中失业和薪酬分配表现出来的总体特点似乎大多数都可以用供求关系的变化来解释。相应的，工会和最低工资等特殊机制所发挥的作用降到最低。”21在另一方面，杰莱·维瑟（Jelle Visser）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一以贯之的研究发现是，集体谈判……使薪酬分配的差距小于市场制定的工资差距。”22那些探索工会成员减少在多大程度上导致薪酬差距扩大的研究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戴维·卡德等人（David Card、Thomas Lemieux和Craig Riddell）研究了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案例后发现，工会化率大幅降低“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和英国工资不平等上升的原因”，尽管这个结论只适用于男性，而“工会在女性中的覆盖率小幅下降，对女性的工资不平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此外他们的结论不适用于加拿大。尽管加拿大工会的男性覆盖率有下降，但工资不平等没有太大变化。23和本章开头列出的其他因素一样，工会的影响力下降似乎是造成工资不平等的部分原因，但也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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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事件是导致工会权力削弱的主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为了赢得组织工会的合法权利那段漫长而且往往充斥着暴力的历史。我们也不能忽视现在工会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日益不利的法律框架的控制，近几十年的趋势是工人权利的衰落。英国工会联合总会（Trade Union Congress）相信，如今“英国工会成员罢工的权利少于刚刚引进现行工业行动法的1906年。参与合法罢工的人对于解雇等迫害仍然不堪一击”。24但是，工人的权利受损也可能与正在发生的经济活动有关。我在第5章里提到，就业的本质在不断变化，但应该指出这可能和前面谈到的教科书故事——即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存在直接关联。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人（Daron Acemoglu、Philippe Aghion和Giovanni Violante）曾撰写过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希望为劳动力市场机制建模。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工会化程度下降是技术变革偏向于技术工人的结果。偏向于技术工人的技术变革破坏了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联盟，而这种联盟正是工会拥有谈判能力的基础，因此工会化程度下降加剧了工资差异的上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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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用实证研究确认工会对工资分配的影响时会遇到一个显而易见的难题，即难以用定量指标来概括工会的谈判力。人们常用的标准测算方法是测算工会的会员人数，但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Eurofund）在报告2003—2008年的工会会员人数时，首先就警告说“要确定工会的会员人数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这是个）充斥着各种方法论和概念问题的领域”。26在如何定义工会和会员以及如何收集数据等问题上存在很多异议。会员数量与内涵更广泛的覆盖率概念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在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尤为突出。集体谈判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体制结构，而各国的体制结构千差万别，无法用单一的宏观经济变量（如工会密度）来充分描述各种状况。工资设定的集中程度是一个重要范畴。随着时间推移，集中程度呈现下降趋势的国家在数量上超过了呈现上升趋势的国家。这对收入分配同时产生了直接和间接影响。迈克尔·弗尔斯特等人（Michael Frster和István Tóth）称：“集中谈判提升了工人的谈判地位，这可能有助于推广分配正义的社会习惯。”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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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垄断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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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皮凯蒂的新著名为“21世纪资本论”，但事实上它谈论的主要是“财富”和“资本”，将这两者区分开来非常重要。现在财富的分配差距非常大，但对于自家大门以外的经济活动，人们凭借拥有的财富很难进行控制。自住业主的确控制着可以产生住宿服务的资产，但是当他们将部分养老金储蓄投资于持有租赁房产的对冲基金时，并不能控制基金所持有的房屋或公寓。是基金经理掌握着如何对待租房者的决策权。同样，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财富为上市公司提供了大部分股本，但是储蓄者对于这些公司的决策没有决定权。将资本用于生产活动的过程不同于财富的受益所有权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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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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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探讨收入的宏观经济分配时，资本与之息息相关。从第2章中可以看到，促使战后不平等程度降低的因素之一是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发生逆转——近几十年来利润的比重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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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绝大多数流派的宏观经济学家而言，从总量生产函数来探讨利润比重上升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出发点。在这个函数里，全国产出取决于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规模。28这是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核心所在。他的模型表明，随着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规模的增加，经济会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在这部分讨论中，我假设经济是封闭的，这样就不存在来自国外的资本或劳动力，也不存在进出口）。然而，如果随着时间推移，资本存量上升而劳动力规模原封不动，那么会发生什么？在完全竞争的经济里，资本回报率等同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那么每个工人的资本存量上升就会导致回报率下降。因此，利润比重受到的影响取决于回报率的下降幅度，而相应的，这取决于吸收每个工人的新增资本的难易程度。所以，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取决于替代弹性——现在我们讨论的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上文提到的是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替代问题）。如果能轻而易举地用资本替代劳动力，那么替代弹性就超过了1，回报率会略微下降，每个工人对应的资本数额上升会推高利润比重。如果弹性小于1，那么利润比重就会下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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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要想证实利润比重发生的变化，就要确定资本和劳动力的替代弹性。经济学家似乎在这个问题上广泛达成了一致意见，借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话来说：“现有的绝大多数估算结果都表明，短期替代弹性远远低于1”。罗伯特·奇瑞可（Robert Chirinko)综述了美国的31项研究后得出结论，“大量证据表明（总体替代弹性）在0.40—0.60这个区间内”。30如果的确如此，那么每个工人的资本数额上升将导致利润比重下降，而非上升。不过事情永远不会这么简单。利润比重随时间出现的变化不仅取决于资本积累率，而且取决于技术变革的本质。就像我们之前讨论技术变革与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关系一样，技术变革可能偏向于资本。譬如，阿方索·阿尔帕伊尔等人（Alfonso Arpaia、Esther Pérez和Karl Pichelmann）的研究结论表明，“在欧盟15国里，9个国家的劳动力比重出现下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资本深化（即每个工人的资本上升）引起的，同时技术进步扩大了资本，各个技术领域都出现劳动力替代的现象”。31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和先前探讨技术发展方向的决定因素一样，我们必须提出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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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毫无疑问长期替代弹性会高于短期替代弹性，而且更普遍的情况是，过去的经验不一定能为未来提供可靠的指导意见。我们需要更大胆地思考总量生产函数。哈佛经济学家、前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经提出一个很有趣的可能性。资本发挥了两个作用：它不仅通过提高生产函数的第一个自变量产生直接作用，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补充劳动力产生间接作用。32这种补充可以采取使用机器人的办法，也可以表现为其他多种形式。总量函数的形式表明，人们使用的通常是资本的第一种用途，不过它可能用于补充劳动力，也可能不用于这种用途。我们可以预见到，使用机器人或其他自动化技术来补充人类劳动力，其条件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成本。工资相对于资本成本的比率存在一个临界值，达到这个临界值时使用机器人才会经济实惠。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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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构想可能看起来像一个比喻，但的确是潜在的事实。卡尔·弗雷等人（Carl Benedikt Frey和Michael Osborne）研究了未来美国实现工作电脑化的可能性后总结说，美国所有工种里有47%属于高危工种，即它们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实现自动化。弗雷等人对工种的分类超越了前面提出的常规工作/非常规工作或之前的研究提出的体力工作/认知工作等分类，而且分析了实现工作电脑化的具体瓶颈。高危工种多属于办公室和行政、销售和服务类工作。低风险工种属于医疗、教育、教育/法律/社区服务/艺术和媒体类工作。低风险工种都需要特定的人际技能，如社会洞察力、谈判、说服力和原创性——这完全在意料之中。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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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讲述一个宏观经济发展故事，而且它的开端可以套用索洛模型。在这个背景下，资本—劳动比上升导致工资提高，回报率下降。只有当替代弹性超过1时，资本比重才会上升。然而替代弹性超过一定程度后，工资与回报率之比会达到临界值，机器人开始取代人类劳动力。随后我们可以看到人均资本上升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但工资与回报率之比没有改变，资本比重会上升，与替代弹性无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不必假设弹性的值，而简单地修改经济增长的标准模型，以凸显主要的分配困境：如今增长带来的益处越来越多地反映到利润的增长上。我的老师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早在50多年前就在其著作《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里强调了这种困境。他在书中相当精确地指出，自动化将提升不平等程度。35当时这种观点受到了质疑。保罗·萨缪尔森为这本书写书评时问道：“这不是狼来了的故事吗？”他还补充说，在美国“还没有人从丰富的统计数据里发现工资比重在下降”。36当时（1965年），萨缪尔森的论断没错，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工资比重的确在下降（参见图2.4）。半个世纪后再回顾这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争，米德证明了自己当初警告人们注意资本及其所有权的重要性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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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市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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