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627798
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97]
1704627799
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三部分 能做到吗？
1704627800
1704627801
1704627802
1704627803
1704627804
本书概述的这些建议毫无疑问会遭遇褒贬不一的反应。有些读者会欢迎这些建议，甚至有可能认为它们还不够有雄心。一些读者会以不好或者不必要为由将它们一笔抹杀。还有一群读者会认真考虑这些建议，但仍怀疑它们是否可行。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后这群读者的。以下章节准备回应如下批评：就经济效率而言，这些建议的代价太过高昂，而且在全球经济中，无法只由一个国家来贯彻实施这些建议。或者更现实地说，“作者忘记预算赤字了吗？”
1704627805
1704627806
1704627807
1704627808
1704627809
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98]
1704627810
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9章 缩小蛋糕？
1704627811
1704627812
对于本书第二部分所描述的那些建议，通常面临的异议是，减小不平等只能以减少经济产出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为实现更大的经济公平，我们不得不牺牲效率。
1704627813
1704627814
对于这一异议，我有两个回答。第一，这些建议有使蛋糕缩小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是反对推行它们的令人无法反驳的论据，因为一个分配得更公平的小蛋糕可能要好于以当前的不平等份额分配的大蛋糕。我们必须把大小和分配这两个方面放在一起加以考虑，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必须做深入的探究。我们既要考虑效率损失的程度，又要考虑评判得失的方法。而经济学者往往更愿意分析前者，例如，评估税收反应和相应损失规模的计量经济学文献就有很多。在第7章，我通过高收入者的行为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还讨论了后一个方面的问题，通过最高税率对财政总收入的影响来评价其后果，而此类财政收入被默认为用来向最贫困的人转移支付。以这样一种罗尔斯主义的观点（关注最弱势者）来看，通过提高最高税率带来额外收入的做法或许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权衡。诚然，提高最高所得税率的建议仍有可能遭到反对。反对的理由有可能是，收入增加的预测是错误的；或者我们不仅要考虑最弱势者的福祉，也要考虑处于更高层次的民众的福祉。这是两种不同的反对意见，分开讨论会比较好。
1704627815
1704627816
因此，我们不能以蛋糕会变小为由予以全盘否定，而是要考虑评判得失的方法和内在权衡的本质。我在本章中主要关注的是后者。这把我带向第二个回答：虽然有些建议可能导致蛋糕缩小，但还有一些建议能提高效率。公平和效率可以指向同一个方向。这在竞争性的、充分出清市场的标准经济模型中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就像下文解释的那样。不过，我们一旦考虑到竞争和市场是不完美的，其中供求只能决定工资的区间范围，存在失业，制度安排具有重要影响，情形就变了。所有这些偏离标准模型的地方都是经济学研究中的活跃领域。最近的诺贝尔奖就授予了有关产业组织、劳动力市场搜索和匹配过程的研究。有关制度的作用存在激烈的争论，但这并不构成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标准教科书的开头几章，学生学习的内容通常是家庭和企业参与竞争性市场，其中价格取决于供求。但如果让我编写经济学教科书，我会从拥有市场支配力的垄断性竞争企业、工资需要讨价还价和工人面临失业的现实世界写起。我现在不是在写这样的书，但我的立场依然影响着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减少不平等和提高效率可以同时实现吗？如果我对各种政府干预形式的影响的看法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那么部分原因在于我从一开始就对经济运行有不同的看法。对经济模型的选择会深刻影响政策建议。
1704627817
1704627818
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99]
1704627819
福利经济学和公平与效率的权衡
1704627820
1704627821
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取舍，这个观点根植于经典的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说，在一定条件下，由于没有人能够在不损害他人福利的情况下提升自己的福利，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是最有效率的。这被称作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是意大利经济学家，还因发现描述收入分配的帕累托曲线而闻名。市场结果的效率，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是人们担心我提出的措施会“缩小蛋糕”的一个理论基础。图9.1显示了两组人（1％最高收入人群和其余的99％）各自的立场，假定他们的福利水平由收入代表。假设竞争均衡导致的收入分配结果过于不平等。如果政府可以进行无成本的再分配，那就可以实现最优结果，如图中显示的沿“固定总收入”曲线移动。可是事实上，政府必须利用昂贵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工具，来达到图9.1中的“次优”边界。1对1％最高收入人群征税，然后转移给其余99％人群的做法是有成本的：对1%最高收入人群征税100亿美元，只能带来80亿美元的转移支付。在第1章中用“漏桶”这一术语来描述此类情况。总收入减少了。甚至有可能出现无法实现任何转移支付的情况，因为1%最高收入人群的总收入大幅减少，导致税收收入没有任何实质性增加。这个临界点在图9.1中显示为X。
1704627822
1704627823
1704627824
1704627825
1704627826
图9.1 “蛋糕变小”与再分配
1704627827
1704627828
不过，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我们必须考虑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何种条件下才能成立。这些条件是极为严格的：（1）家庭和企业必须是完全竞争的（价格和工资的接受者）；（2）必须有一整套市场来实现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当下和未来的供需均衡；（3）必须有完全信息。这样说来，似乎就可以清楚地发现，上述条件不适用于实际经济。现实世界的许多市场存在强大的垄断性竞争因素，即企业是价格制定者，而非价格接受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如果工人和就业岗位匹配，那么工人和雇主都可以就工资讨价还价。这个定理假定市场全部出清；而实际情况是，存在高失业率和其他市场失灵现象。可以买卖未来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很少。例如，一般来说不可能在当下就十年后提供的护理服务进行交易。信息是不完全的，而且不能免费获得；相反，信息是一种人们愿意花钱购买的有价值的商品。
1704627829
1704627830
我们一旦认识到现实经济的这些特征，争论的性质就变了。我们不能假定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有效率的。不仅如此，在考虑降低不平等的措施时，我们的出发点是政府已经对经济实施了干预。这些建议不适用于没有税收、转移支付、监管和其他政府干预手段的理想世界。实际上，难以想象存在一个没有政府但运行平稳的经济体。那么问题就变成把一种结果与另一种结果相比较，于是下述情况就变得相当有可能，即蛋糕的大小有可能因为我的15条建议中的任何一条或者全部而变大。这些建议要么改变市场收入（以及基本生活工资水平），要么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对收入实施再分配。每条建议都必须根据其本身的优缺点加以评价。
1704627831
1704627832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考虑两个很受大众关注的行业：制药业和烟草业。大量研发导致制药业的固定成本很大，但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这导致市场具有垄断竞争性。企业的定价如果等同于生产成本，就不能涵盖全部成本，所以它们会利用自己的市场支配力来标高价格，使售价高于生产成本，以确保企业盈利。但这会降低人们使用其产品的机会，进而导致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人群无药可用。政府对固定成本进行补贴可以使企业降低过高售价的同时保持盈利，而消费者也能得到更多好处。烟草业也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但对于这个行业，公众关注的是降低消费。对固定成本征税会抬高售价。分配问题也会再次出现，因为香烟价格上涨对低收入者的打击尤其严重，但如果从烟草公司获得的税收用来为社会转移支付提供资金，那就有可能推出维持税收中性的政策，既能提高效率又能改善公平。
1704627833
1704627834
以上论述与这里提出的建议有什么关系呢？我并不认为所有干预都既能改善公平又能提高效率。在某些情况下，采取降低不公平程度的措施可能会损失效率。在累进所得税制下要缴更多税的人做出的反应可能是，降低工作努力度（效率损失取决于他们选择的扭曲度）。又如，在面对因最低工资增加而导致工资成本提高时，雇主有可能减少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在提供保障性工作岗位时，政府官员或者承包商可能执行不力或者出现腐败。不过，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情况必然如此。每种情况都必须根据它本身的优缺点加以考虑。终生资本收入税和最低继承款对捐赠进行了重新分配，可以给予人们一个能让他们克服资本市场缺点——比如借款创业的障碍——的生活起点。儿童津贴的增加可能意味着儿童得到更好的喂养，并能专心上学。家庭摆脱贫困陷阱（不再依赖家计调查型福利），可以让他们投入更多培训经费，从而给雇主提供当下急需的熟练工人。
1704627835
1704627836
这场讨论是在一个静态的背景下展开的，只考虑当下蛋糕的大小，没有考虑随时间变化的增长率。同样，作用好坏参半。政府提供更慷慨的养老金可能会导致人们减少为退休而准备的存款。公共储蓄或许不能完全抵消私人储蓄的减少（政府的退休计划采取现收现付制）。总储蓄水平下降可能导致投资水平下降，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干预会降低蛋糕随时间变大的速度。但降低不平等的措施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可能呈正比。引用乔纳森·奥斯特里（Jonathan Ostry）、安德鲁·伯格（Andrew Berg）和哈拉兰博斯·灿加里季斯（Charalambos Tsangarides）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撰写的报告，“虽然围绕这些问题有相当多争议……但加强平等的干预措施实际上可能有助于增长。例如，对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征税（金融领域中的过度冒险行为可能就属于此类行为）——这类税收大部分由富人缴纳；还有，旨在鼓励发展中国家提高小学入学率的现金转移支付”。2
1704627837
1704627838
有两种方法可以评估效果的好坏。第一种是从理论上探讨可能的影响；第二种是寻找类似措施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经验证据。我在这里着眼于前者，这样做是因为在对公共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多年的研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人们建构理论并就这种影响坚信自己的观点，那么，要改变他们的观点是非常困难的。此外，这类经验证据往往是具体到每个国家的，而我力图在本章和第10章探讨更广泛国家的问题。
1704627839
1704627840
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100]
1704627841
公平和效率之间的互补性
1704627842
1704627843
我在给大学一年级学生上经济学课时，遭遇了大学老师所熟悉的一个挑战，即有些学生是从零开始的，而有些曾在中学学过经济学。这个挑战就是让后者保持兴趣，同时不让前者迷失。我采用的一个策略是，提出一些问题，然后给出不同于教科书中的答案。例如我最喜欢问学生这样的问题：如果把最低工资设定在高于市场工资的水平上，那会导致失业吗？学生们在被问及最低工资时给出的标准回答是，绘制一条劳动力需求曲线，显示在给定的工资水平下，雇主会雇用多少工人。随着劳动力变得昂贵，曲线向下倾斜，因为雇主会减少劳动力雇用量。的确，我们在本书前面的章节看到，如果工资水平提升至足够高，可能会导致用机器来取代人工。学生随后还会绘制一条劳动力供给曲线，显示有多少人在找工作，此时曲线被认为是向上倾斜的：工资越高，劳动力供给越大。向下倾斜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和向上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有唯一的交点，在这个交点处，劳动力供需达到均衡。如果设定的最低工资高于这一水平，那就会出现供大于求，进而出现失业。
1704627844
1704627845
这是教科书中的标准答案。但假设在某个工资范围内，供给曲线向回弯，就像图9.2显示的那样。例如，假设劳动力供给取决于工作年限的长短：在图9.2中向右移动对应退休较晚的人。在工资较低的情况下，人们坚持工作，因为他们和家人急需用钱。但随着工资水平上升，他们的境况好起来，于是人们决定不再工作挣钱，而是待在家里含饴弄孙。这样，劳动力供给曲线就会向回弯。但接下来，工资继续提升到非常有吸引力的水平，以致人们忍不住继续工作，劳动力供给曲线就会恢复之前的上升走势。关键的一点是，供需曲线可以有多个交点。能够实现供需均衡的工资不止一个。这凸显了经常被忽视的一点：可能不止一个市场出清的结果。人们讨论“市场决定了什么”，但图9.2中的A、B和C都是可能的市场结果。更确切地说，如果工资上涨（下降），同时存在对工人的过度需求（失业），那么经济的最终结果可能是A或C。（我为什么把B排除在外？）3这进而意味着，如果政府规定最低工资，或者提高现有的最低工资，就像在第5章建议的那样，那么经济有可能由C转向A，就像图9.2显示的情形。在新的市场结果中，工资更高，而且没有失业。这不是普遍性的改善。如果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那么A和C都是帕累托有效的，而由C转向A意味着：有些人的境况会变差（例如，由于工资增加，靠资本收入过活的人必须增加家里佣人的工资），但市场收入的初始分配情况有了变化。在图9.1中，需要一个不同的点来表示市场收入。
1704627846
17046278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