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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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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5.10 联邦预算作为一种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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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专门关注财政政策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相信联邦政府可以使用预算作为稳定手段，这种想法带有一点滑稽的色彩，因为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同意，国会已经无法再有效地控制预算了。联邦政府的支出项目繁多而复杂，为了确定年度拨款而评估所有项目，这甚至让人无从着手。因此，第二年的预算以本年度的预算为基础，另外再做增加。一旦某个项目入选，就几乎不可能撤销了，因为其受益人为了计划的延续组成了知识渊博、意志坚定的游说团体，而且国会山没人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收集证据，证明应该撤销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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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不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控制之下。改变政府支出或者联邦税收需要由众议院首先行动，然后由参议院组成特别委员会，在之前和（常常是）之后进行审议，最后由总统签字生效。这需要时间，而正如我们说过的，时机在总需求管理中至关重要。即使国会很快同意对支出或税收做某种程度的调整，它还必须决定改变谁的赋税，改变哪些支出，这让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和漫长。牵扯其中的有相互冲突的利益，以及关于每个行动的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不同理论。是削减低收入人群的赋税，还是给予投资一定免税额？哪个对就业有更大的作用？我们谈论的是长期计划还是短期计划？同时，一些国会议员肯定会认定，某项重要的税收或支出法案是一个机会，可以达成削减资本利得税，改革福利制度，控制老年人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的支出，削减农业补贴，或者其他深合重要选民心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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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和总统越匆忙，他们制定的财政政策措施，能干而中立的观察家就越难以为其辩护。匆忙带来的急迫感增加了这样一群人的议价能力，他们通过威胁不让任何法案通过，从而达成自己的需求。但是尽职的审议、对于备选项目仔细的评估，以及对可能的短期和长期结果的权衡可能需要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在措施实施之前，相应的时机就已经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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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5.11 任期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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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仔细观察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经济活动的方式时，我们认识到，那些被授权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人的任期，对于政府实际上会选择实施哪些经济政策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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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政府从商业银行借贷，以支持其增加开支，从而增加货币供给。这会提高对新生产商品的总需求。我们无法确定，其对于GDP的影响在更多的产出和更高的价格两者间是如何分布的；但是我们确实有理由相信，对生产和就业的任何影响都将在对价格产生影响之前表现出来。销售者对销售量增加的理解是，他们所售卖的产品的相对需求提高，因此想要扩大生产。而当所有这些呈现为对资源需求的普遍上升，并带来成本和价格的上涨，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先到的是“好事”：实际GDP上升，失业率下降。后来的才是“坏事”：通货膨胀率更高。如果政客正在盘算即将来临的选举（美国众议员平均面临下一次选举的时间是一年），那么追求短期内的“好事”的诱惑力就很强，至于“坏事”，就留给后面的其他人去担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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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政策对生产和就业的影响，也要快于对价格水平变化速率的影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坏事”比“好事”先到。任何通过减少政府赤字、降低货币供给增长率来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尝试，会让生产商的销售预期落空，导致未出售的商品积压，最终导致减产和裁员。反通货膨胀的效果会有所延迟，直至资源需求降低，从而有机会向成本和价格施压，令其下降。简而言之，通过实施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减缓通货膨胀增速的举措，很可能在其减小通货膨胀的目的达成之前带来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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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揭示，民选官员会迅速批准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论是否拿得准，他们都会选择扩张。政策实施过程也会进一步强化这一选择，因为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般都对选民有吸引力，即使这些政策对总需求毫无作用时也是如此。代表受益方的更低的税收和增加的开支，成为在位者上佳的竞选宣传材料。银根松动带来至少暂时性的利率下降，这在选民看起来几乎总能让他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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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紧缩政策造成痛苦。更高的税收和削减的开支会引起选民的不满，而信贷供给的紧缩带来的利率上升也同样会激起选民的反感。那些正在盘算即将来临的选举的人，会留心倾听随之而来的抱怨。那些负责政府政策的人会非常希望收回治病的“苦药”，用扩张政策这副令人舒心的“补品”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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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暗示民主政治过程倾向于偏爱这样的公共政策：能在短期内集中为组织良好、信息完备的利益集团带来好处，而其代价是长期的潜藏成本，被缺乏组织、信息匮乏的广大选民所承受。宏观经济其实也是公共政策的一个领域，其中不平衡的利益集聚和目光短浅的偏倚，容易带来偏爱财政和货币扩张的、“抽筋”式的总需求政策[1]。当扩张政策最终导致让人无法容忍的通货膨胀率时，就会用到紧缩这道刹车。但除非反通货膨胀很快生效，不然经济衰退和失业带来的压力会导致松开刹车，重新踩到油门上。这种“走—停—走”的政策让未来更加不确定，带来更多的失误——后者是经济衰退的最根本原因。愈发频繁和愈加严重的经济衰退伴随着不断升高的通货膨胀率，可能很容易成为民主化社会的标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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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极端情况下，这种倾向会让民主政府通过举债（而非增税）来扩大支出，积累公共债务，进而将债务货币化（通过发行货币来还债），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如果这个政府没有受到有拘束力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约束的话。在财政和货币领域努力“捆住政府之手”，这是公共政策经济学的一个主要方面，后者由1976年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和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共同创立，弗里德曼论证了货币规则，而布坎南论证了被称为平衡预算的宪政规则，他们都认为这些规则可以在制定好的经济政策上表现得更加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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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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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5.12 无限度的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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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关注大众意见的政府一直面对这样的诱惑，即让支出超过所收取的税款。不用学习经济学，你也能知道对于议员来说，支持减税比支持增税容易，支持增加开支比削减开支容易。因此，即使立法机关的所有成员都希望预算有所盈余，盈余也未必会出现。尽管可能大部分选民都希望政府开支有所降低，但是对于总预算中关系到自己的那一小部分，他们也希望这部分开支能增加或至少没有削减。当这一块馅饼被切掉时，每个小特殊利益团体都会让议员知道，切这一刀会让议员在竞选募款和选票上遭遇报复。不可能存在什么方法，让每个单独项目都扩张的时候还能削减总预算。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每个议员都衷心希望政府支出降低的时候，其通常还是会上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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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支出和税收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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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从1970~1997年一直都维持预算赤字，尽管这一时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成员都在大声抱怨这些赤字的危险。经历了近30年铁打不动的赤字之后，盈余终于在1998年出现了，但其并非归功于国会山或白宫的良心发现，而是源于持续的经济扩张带来的税收收入大幅增长。表15-1显示了1940~2012年年度联邦预算的盈余或赤字。1992年和1993年，超过2500亿美元的赤字稳步下降，最终在1998年转为盈余，这大部分归功于政府收入的良性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并非得益于税率的升高，因为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其收入在经济扩张时期自动上升，在经济衰退时期自动下降。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即试图抑制扩张、缓和经济衰退的财政政策，在GDP下降时会带来赤字，在GDP上升时会带来盈余。1998年，在20世纪90年代的长期扩张开始整整7年后，在众多分析人士预计经济衰退即将降临之时，微小的盈余出现了，但很难说这是来自克林顿政府深思熟虑和负责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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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1 以现值美元及定值（2005财年）美元为单位的收入、支出、盈余或赤字占GDP比率的总结表（1940~2017年）（单位：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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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Historic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