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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力量（南桥谈教育之一） ｜教学改革从作业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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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12月号的《教育乌托邦》（Edutopia），刊出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对话。对话一方是《情商》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家丹尼·科尔曼，另一方是好莱坞著名导演乔治·卢卡斯。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人在教室里找到了交集。不过，想从这段对话中找到革命性的、颠覆性的言论不大可能，我觉得值得看看的是有关作业设计的讨论。记得以前常说，美国小孩用“projects”来指我们常说的“家庭作业”，而我们所说的家庭作业，多译为“homework”，仅仅是在家做的“功课”（work）而已，至于这样的“work”将来是否能够“翻译”成现实的技能，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这样的“work”，多半是给考试准备的，类似物理学上说的做功。你挑担子走平路，虽然很累，但由于并不是在用力的方向上移动，从做功的角度（好比与现实对接的角度）来看等于零，是无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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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这些年社会上一直嚷嚷中美教育存在差距，可是从讲课上来看，我们的老师有的也颇出色；从反馈上来看，我们的学生素质也不差。若说真有什么关键差异，个人觉得还是在作业设计这一块。我们的作业通常是“基于知识”（knowledge-based），而不是“基于问题”（problem-based），或者“基于现实项目”（project-based）。美国也曾走过这个弯路，事实上今日还在走，尤其是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政策重新指挥美国教育回归到应试传统的时候，以至于卢卡斯这一代人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愤愤不平。卢卡斯和科尔曼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读书上学。那时的学校十分传统，也很乏味，死记硬背的东西不少。学生对学习兴趣不大。卢卡斯承认自己直到进入大学，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后，才发现了投入学习的激动。这么看来，也许只有从沉闷而机械的教育中走出来的人，对学习的构成才有着深刻的“偏见”。卢卡斯认为，学习一定应该是“项目型的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要带着解决问题的目标去学习，而且这个目标必须是某个现实的目标，而不是一种教科书上的编造。因为任何教科书上的编造，都会局限于学科的利益，而在现实当中，我们对技能的实际使用，并非条块分割，更可能是各个学科的知识串在一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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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作业为突破口，就是一种把纯粹的“在家操劳”（home-work）变成一个个“真实项目”（authentic projects）的尝试。卢卡斯用建房子做例子，说明了改变学生作业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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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项目的作业能促进多元学习，让学生同时融会贯通很多门学科的知识，而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零散学习。因此，在我们说建一所房子是他们的任务之后，学生们就必须以一种有别于课堂学习的特殊方式开始劳作。比如，他们需要为它估算一个合适的价格。他们需要考虑，这个房子需要能抵挡龙卷风，或者当室外温度达到摄氏41度的时候屋子里还能保持凉快，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为了应付这一系列问题而学习热力学和数学方面的知识。这样，老师们就能看到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理解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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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亨廷顿市，有些学校还真是让学生去改建市内一些被人废弃的房屋。大家想想，把一幢房子给重新拾掇好，装修起来，一定需要调用大量的数学、经济等各学科知识。关键是与此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心志，让他们在繁杂的劳动中培养耐心和协作精神，发掘他们的创造力。这些，是什么样的考试可以取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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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会说，长久以来，学生在试题的牢房里待久了，你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看到阳光，他们会觉得刺眼。他们或许还希望回去。你把他们领到海上，他们不知道朝哪边航行，他们会迷失。不过，卢卡斯对此持乐观态度。他说，你得让学生激动，让他们受激励。他说，学生最大的长处是好奇，这是个发掘不尽的宝库。他们一旦知道了游戏的玩法，就会带着十足的热情扎进任务里头，不是去寻找具体考题的答案，而是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传统的课程说，我们4点钟上课，学习以下内容，达成以下教学目标。而基于项目的学习则有可能这样告诉学生，这个项目你们四个人去做，评分是给每个人分别打分，小组之间也互相打分。我们不仅给你们做的这一项目的学术含量打分，也要根据你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打分。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何愁会有进入社会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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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学习的过程是收集信息，学习事实，学习规则。而真实的学习则是给学生一个目标，余下的让他们自己去动脑筋思考。通常情况下，这种以目标为指引的学习还会让学生产生批判性思考，他们会审视从各个渠道得到的信息是否可靠，这些信息来自什么地方，可否验证。这种时候，他们就不再是在学习事实和定律，而是在思考了。“年轻人的最大驱动力是好奇。他们自然而然会去探究事物的来龙去脉。”你又何必事必躬亲，替他们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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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力量（南桥谈教育之一） ｜南瓜与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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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大地的诱惑》（The Pull of the Earth: Participatory Ethnography in the School Garden）。书中讲述的算是一种极端的教改。为了帮助一个问题小学改变其教学，教育研究人员劳丽·托尔（Lorie Thorp）带着她的研究助理，别出心裁，和该校师生员工开展起种植活动，把学校变成了一个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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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让学生从事园艺，种花种菜。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发现，很多学科，尤其是在小学阶段，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学生在种植的过程中，将各个学科的知识融在一起，将心灵、头脑、手全都运用起来。而园艺活动也把不同学科的老师带到了一起，比如，他们种出大南瓜后，英文老师让学生给南瓜编个故事；数学老师让孩子猜南瓜的重量，数南瓜子；社会课老师让孩子分装南瓜子，去农贸市场卖；科学课老师让孩子学习植物生命周期、光合作用、天气，等等。其实，实践中学和课堂学习的不同之处也正在这个地方。作为学徒，不管是木匠还是玄乎的什么知识领域的“认知学徒制”（Cognitive Apprenticeship），其实都是要打通多个学科。而课堂有时会脱离自然状态下的情境，搞得不好就会变得十分枯燥。现在，国内学科越来越专业化，各个教研组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大家只是在一起交流本学科的考题，并以此为指挥棒，指导自己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结果教出来的是一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学生。我们经常把老师比作“辛勤的园丁”，把学生比作“祖国的花朵”。可惜现在园丁没了，出现了专门管理阳光的人、专门管理浇水的人、专门管理施肥的人……在祖国的花园门口，人们只按花朵的个头大小对产品进行验收。《平衡记分卡》（The Balanced Scorecard: Translating Strayegy into Action）的作者开普兰和诺顿曾有一句名言：“你衡量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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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地的诱惑》中，类似于种植南瓜这样一个小小的教学设计，就把所有学科融合了起来。斯蒂芬·托尔敏（Stephen Toulmin）（注：语言分析伦理学代表人物，也是一位教育家）曾经说过，学科的界限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就如同殖民宗主国给非洲划出的国界一样，人为的国界有时候割裂了自然的民族分布，造成了今日很多的问题。比如，卢旺达糊里糊涂地将胡图族和图西族绑在一起，埋下恶果。在学科设置上，我们知道文史哲是一家，数理化是一家。但从另一个层面说，文史哲和数理化也会互有涉及。比如，我女儿在中国出生，一段时间后才去美国念书，现在明明学的是数学，可真正要学的却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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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强调跨学科学习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理论上已经能够理解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重要性，然而在实践上，却缺乏相应的活动安排。比如种植南瓜（小学），比如荒岛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等学科），比如商业交易会上的翻译（外语）。我想，为了打开思路，不同学科老师应该多多交往，只有这样才会减少近亲繁殖造成的思维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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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我学的是英语、教育，若老谈教育或英语，这文章该何等枯燥，看来十分需要和其他学科的朋友多多交往。在座的有没有研究恐龙蛋的、造火箭的，或者研究地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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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力量（南桥谈教育之一） ｜学生也可能是教改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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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一位老师要上一大课，这课程原来在是小班上，突然一下子变成了一百多人，他不知道该有何种变化，于是请我和一位从事游戏设计的老师去给他做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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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事游戏设计的老师建议他去拍摄一些视频，预先放在Blackboard（一种课程管理软件）上，以增加课程的趣味。我当然知道做这些视频不错，不过老师毕竟不是演员，你让他们去实地拍摄一些视频，有时候他们压力很大，也没有这么多时间。要拍摄好教学视频，你得先考虑好脚本，部署好拍摄的一些七七八八的杂务。当然，碰到各方面配合默契的情形也是有的。我曾经一个人去给一个教营养课的老师拍视频，他在自己家里烧烤，然后讲述日常饮食中的营养成分。我们还一起跑到附近的商场，在食品部拍摄食品营养的视频。那位老师上镜非常自然，简直一天生主持人似的，所以他拍得不费什么劲。但很多老师做这种事情时感到拘束，有的不过是把视频变成了他自己的大头照（talking head），一播几十分钟，其实还不如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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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则建议增加一些“小组作业”（Group Project）。当然，原因之一，是希望把老师的这种录制负担，转嫁给学生。学生做起这些项目来，有时候十分有创意，而且这也是训练他们各方面能力的好办法。这么做是两全其美，虽然实施起来更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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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讨论当中，我们发现，学生从事“小组作业”问题颇多，造成的管理问题也很多。比如，他们问：你将学生分组，有的学生干活多一些，有些干活少一些，你如何公平地评分呢？第二，如果是小组作业，你并不给出具体的做作业方法，学生能否接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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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建议是：第一，一开始要端正学生的态度。丑话说在前头，告知他们小组作业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告知他们这也是人生的一项训练。第二，保持作业目标的适度模糊性，不要把作业内容说得太死，否则会遏制他们的创意。在实践当中，谁会把问题都描述得清清楚楚让你去解决？你一样要自己去界定问题，增加各种各样的参数，去选择衡量质量的标准。第三，在做作业方式上，可鼓励用PowerPoint、电子故事、视频等多种陈述方式。第四，既然作业的内容和实现方式都比较灵活，那么如何保证学生按质按量完成呢？我建议老师制定一个评分标准，另外规定做作业的大致程序，比如第一阶段，提交项目的创意给老师；第二阶段，将脚本或半成品提交给全班，听取反馈；第三阶段，完成并展示给全班。第五，将好的产品留存下来，作为下一届学生的参考，这种榜样的力量要好过死板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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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这种作业，不但老师不愿意去做（因为更费脑筋和精力），学生也常常反对。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遇到在哈佛教物理的马祖尔教授。“同伴学习”（Peer Learning）的方法就是他率先提出的。他说，他经常发现学生强烈反对这种做法，他们希望像过去那样——讲课，考试，然后完事。一些不同的方法，尤其是小组学习，造成的问题很多。这也导致很多大学教授懒得折腾，尤其是责任心比较差而又成了终身教授的那群人。我听得克萨斯一个高中老师说过：美国小学全讲究教学法，到了中学是一半教学法一半内容，到了大学就全是内容不顾教学法了。很多老师上课，就是搞讲座，然后对学生考考试了事。所以，我很敬佩我们学校的这位老师，教了几十年后还不耻下问，问我这个并无多少教学经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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