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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二、燕京大学的反应：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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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督教运动吸引了新文化运动中大部分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吸引了为数众多的学生。然而，与新文化运动中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近乎一致地反对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要求以科学、民主为柱石构筑现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大厦不同，在非基督教运动中，一些在新文化运动中享有盛名的知识分子公开站在了非基督教运动的对立面。在这些知识分子中，以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志远、马裕藻五位北大教授为主要代表。钱玄同认为非宗教大同盟的宣言有“改造拳匪”的味道，周作人则批评宣言采取一种陈旧而威严的“声讨的口气”，读后使人“感到一种压迫与恐怖”。3月31日，由周作人执笔，五教授联署发表了语言温和但态度坚定的《主张信教自由的宣言》，表明了与非宗教大同盟针锋相对的立场，一场激烈的思想论战由此掀起。之后，又有张东荪等人站出来支持五教授。一年之后爆发的“科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已经露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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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来，对于这场将矛头指向自己的运动，教会方面在开始阶段有些冷漠。实际上，他们的顾虑是担心过度的反应会扩大这场运动的影响。正如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在1922年4月22日的社论中指出的那样，传教士们认为“对付非基督教运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完全漠视它”。但是不久，一些敏感的教会人士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沉默是一个错误，于是开始挺身而出迎接挑战。最早站出来发声的是北京基督教“证道团”。就在五教授发表反对宣言之前的3月18日，证道团的核心人物刘廷芳在其机关刊物《生命》月刊上发表了长达2500多字的社论文章，对《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作出了评论(3)，因为是“当时在基督教会方面首篇具体而正式的回应言论”而备受关注。《生命》月刊在刊出社论的同时，还在“新文化中几位学者对于基督教的态度”的栏目下刊载了胡适的《基督教与中国》、张东荪的《我对基督教的感想》、高一涵的《我对宗教的态度》、周作人的《我对基督教的感想》以及陈独秀在前两年发表的《基督教与中国人》和《女界中非基督徒对于基督教的态度》等文章。没有直接资料表明燕京大学参与谋划了反对《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的运动。不过，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出对基督教同情态度的知识分子，如周作人、钱玄同、张东荪在之后的不同时期成为了燕大校园里的教授，证道团的核心人员，如发起人徐宝谦以及成员司徒雷登、刘廷芳、高厚德、步济时（John S. Burgess）、博晨光、洪业等人(4)，同时也是燕京大学领导层的核心人员。(5)而从证道团对非基督教同盟的批评和五教授宣言发表的时间不难看出，其实燕京大学并没有小视这场运动并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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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厚德先生（1872—1948），燕大代校务长、建设委员会主任、教育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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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实际上，燕大校园之内，气氛也非常紧张，因为有谣言说一些极端爱国分子会来捣毁学校，校方唯恐义和团运动重演，所以在夜间由洪业和博晨光等教职员一起轮流值班，手提棍杖以防突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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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将正在勾画中的燕大新校园完全采用中国式的建筑以体现中国化，1922年的秋天，在司徒雷登的建议下，燕大还宣布废除强迫学生参加主日仪式和教堂礼拜等宗教活动的规定，第二年，又作出了削减学生必修的宗教课程时间的决定。1925年，燕大进一步作出改革，把原来规定必修的宗教课程改为选修课，同时规定学生在60个要求必修的学分中选修12个学分的中国文学和10个学分的中国历史课程。为了让燕大看起来更像中国人的学校，1924年，经过司徒雷登的精心挑选，有不少中国人担任了学校的中层管理工作，洪业被任命为文理科科长（又称教务长）兼图书馆馆长。那一年，司徒雷登在写给纽约托事部的报告中专门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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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和开学典礼都举行过了，而且这学期也进行得十分顺利，学生都非常努力，而且以极好的精力学习着，虽然是中国人任职，张教务长在开学典礼上所讲的话最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本校的理想和目标，洪教务长维持了最严格的纪律。同时，也照顾到学生们为了满足社会的精神和其他方面的需要而不遗余力地努力。其他的中国人也都很好地支持这两个有才干的、受人尊重的年轻行管人员——从这个人的经验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教会的主干上嫁接的幼芽正在生长，在结果实。生活已经变更了，我早就这样相信而且有证据，在我离校的这几个月期间，有人特别强调，我们已经创建的事业，就是在转入中国人的手时也可以指望它完好地继续下去。虽然中国人在各系里、在管理委员会中所占的人数越来越多，虽然我们对民族主义情绪表示尊重，但就现政府的行事和大部分人民的善良愿望来讲，我一点也不为前途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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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年代中后期，燕大几乎所有的院系领导，都已由中国人来担任。1927年，中国籍教师所占比例已经由创办时的三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二。1934年，燕大的111名正、副教授中，外籍教授有44人，中国籍有67人，明显占多数。燕京这所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一开始以传教为目的的教会大学，正一步步在中国大地上扎下根来。而在经历了后来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我们基本可以说，燕京大学已经成为中国大学中的一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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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这一方针由司徒雷登在燕大校园内正式提出，也正是在1922年。而在中国化这一问题上，燕京大学不仅是中国所有教会大学的先行者，也是最为彻底的一家。历史的结果是，如在这场非基督教运动的后续收回教育权运动中一样，司徒雷登巧妙地运用自己的智慧，把原本不利的条件转化为燕京发展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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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三、收回教育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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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1924年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可以视为非基督教运动的第二阶段。1922年，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一文中提出学校应该脱离教派和政党控制的主张，得到知识界和教育界众多人士的响应。1923年10月14日，少年中国学会在苏州召开会议，由于参会者大多数从事教育，这次大会对于教育问题尤其重视，而教会教育更成为少年中国学会攻击的目标，在其制定的纲领中明确表示：“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7)会后，少年中国学会领导人之一余家菊正式发表题为《教会教育问题》的文章，首次提出“收回教育权”的口号。(8)收回教育权运动由此掀开了序幕。与蔡元培等教育界人士说理性的文章相比，余家菊的文章不仅抓住了遏制教会教育的关键即教育权的收回问题，而且提出了缜密周详的具体措施，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伴随着民族主义浪潮的日渐涌起，反对基督教的宣传鼓动开始在教会学校里激起反响，教会学校里的学生开始提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奴化教育”“绝不容许帝国主义者趾高气扬于中国教育界”“与其为奴，毋宁失学”等口号，比较有影响的是一篇由教会学生写的题为《可怜监狱条件下的学生》，对中国人在教会学校中所受的歧视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924年4月22日，广州圣三一学校发生学潮(9)，学潮爆发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国民党的报刊《民国日报》以及广东省学生联合会都对圣三一学生表示支持。《中国青年》更是发表了文章《广州圣三一学生的民族革命》，认为圣三一学潮不仅是在挽救几个教会学校的学生，而且是在“救中国的国民性”，因此，文章呼吁“全中国各地九万六千多个教会学生”“要像辛亥年从满洲人势力下面叛逆起来一样”，都“叛逆起来”，反对教会教育。文章同时呼吁各界人士行动起来，支援圣三一学生，促使广东政府干预圣三一事件，并“借此确定中国政府对于教会学校的管理权”。以收回教育权为主要内容的第二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正式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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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三一学潮爆发之后，各地教会学校的学潮此起彼伏，不仅在广州、湖南等南方城市频频发生，在长江以北的开封、徐州等地也时有耳闻。在此过程中，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加入，把收回教育权运动推向了高潮。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10)在南京召集年会，其议题主要集中在收回教育权这一话题上；同年10月15日，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十届年会在开封召开，全国19个省区的35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在提交大会的80余项议案中，直接关系收回教育权的议案共有5项。与南京大会教育界人士调和色彩颇重的议案相比，开封大会对于教育权的态度更为明朗和坚决。(11)开封会议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有两所教会学校掀起了退学风潮，也是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北京政府于1924年正式作出了“凡教会学校未经核准备案者，其毕业生投考国内各大学概不录取”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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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教育权的收回，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除了各种利益的盘综错杂，教会学校得以在中国存在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自身教育机构的严重不足以及存在严重缺陷。摆在中国教育界人士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在国立及其他私立学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国教育事业度日维艰的情况下，怎么才能收回已经丧失的教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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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月，《中华教育界》推出了“收回教育权运动专号”，将焦点聚集在该用什么样的办法收回教育权上。经过充分论证，教育家们认为收回教育权的目的不外两个方面：其一，从外国人手中（无论教会学校或非教会学校）收归中国人手中，实施本国教育；其二，从教徒手中（无论中国教徒或外国教徒）收归非教徒的中国人手中，实行不带宗教色彩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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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两个目的，教育家们提出了两条具体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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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实施教育上的“不合作主义”。具体的做法是：凡是中国人，尤其是在教育界有地位的人，不为教会学校做事；凡已在教会学校做事的人，迅速离开教会学校；凡已入教会学校的学生尽早转入本国自办的学校；凡已入教会学校尚未转入本国学校的学生不做早祷、不做礼拜、不上圣经班、不受洗礼；凡中国国民或中国（各级）政府不以金钱捐助任何教会学校；凡本国教育团体绝对不与教会学校合作；凡袒护教会学校者，应被视为全国教育界之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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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组织收回教育权的特殊机关”。可分为两类：一类由国民自由组成，开封收回教育主权促进会、长沙教育主权维持会即为此类组织。其职责为在所在地积极谋求收回教育权，援助教会学校学生转学，敦促政府取缔教会学校。此类组织宜广为建置，遍及全国，长期存在，在地域分布上，至少每省应有一个。另一类由政府特设，分中央和省区两级。中央收回教育主权促进委员会的职责为：考察全国学校概况，特别注意中学以上各学校是否为本国人所设，有无宗教课程；筹设大学，吸纳过剩的学生与教会学校的转校生；议定“收回教育权令”，交由大总统颁行全国，切实实行；取缔违反“收回教育权令”的教会学校及本国学校。省级机构类似，差别在于权力范围限于所在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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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周详缜密的举措，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处境可想而知。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一直延续了五六年之久，并最终促成教育部在1925年11月16日正式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办法的内容共有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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