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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56055 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14]
1704756056 燕京大学:1919-1952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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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56058 燕京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一览表(1926—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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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56066 (1) 燕大消逝后,燕京校友在恢复活动之后,每年一度的返校节依然聚集在贝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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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56068 (2) 在初建时期(1919—1924),燕大仅简单地分为文理科男校、文理科女校和神科三个部分,1925年,利用在北京政府教育部注册之机,燕大把宗教学院单独分离出来,同时设立了文学院,男校文理科和女校文理科则分别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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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56070 (3) 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社会学应该归属文学院,但如果将社会学划归文学院,仅仅靠经济学系和政治学系就不能组成第三个学院,燕京也就不能称为大学。后来燕大找到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新增了法律系,学院也随之改名,英文为公共事务学院,中文为法学院。这一改变是普林斯顿方面可以接受的。燕京希望,只要教育部持宽容态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系转到文学院的事情就尽可能长久地拖下去。1930年至1932年这个系属于法学院,但1932年至1935年又被从法学院划走。1936年,燕大终于说服教育部批准将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系重新划归法学院,法律系则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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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56072 (4) 历届学生总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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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56077 历届所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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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56082 以上数字来源见《燕大一览》,《燕大档案》YJ30025卷,转引自罗义贤:《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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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56084 (5) 郝平在《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中谓国文系成立于1923年,不知所本何处,此处依据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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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56086 (6) 他们是高名凯、林庚、梁启雄、孙楷第、阎简弼、俞敏、赵宗乾、卢念苏、林焘、吴同宝、王文襄、宋玉柯、吴同宾、乐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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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56088 (7) 《通报》是世界上第一本国际性汉学杂志,其主要关注领域为科学史,当时国际一流的汉学大师如施古德、高第、沙畹、伯希和、马伯乐等人都是该杂志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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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56090 (8) 黎秀石:《三十年代初期的燕大新闻学系》,载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七辑。黎文记载中聂士芬第二次来华的时间为1930年,但据早期即任教于燕大新闻系的卢祺新与葛鲁甫二人以及燕大新闻系第二届学生汤德臣的记载,聂士芬在1929年建系时便在燕大,本书采信卢、葛、汤三人回忆中所叙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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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56092 (9) 据1934年2月13日的《燕京大学校刊》报道:“2月9日,燕大教职员交际委员会欢迎本学期新到教员,在临湖轩设茗招待新闻系和社会系教员。新闻系新到教员中有‘雪斯诺(Edgar Snow),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这个“雪斯诺”就是斯诺。当时,他对自己的汉译名并不满意,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叫施乐。参见张文定:《斯诺在燕园》,载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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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56094 (10) 杨刚(1905—1957),女,原名杨季征、杨缤,祖籍湖北沔阳。1928年至1932年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受进步思想影响,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初,杨刚自北平来上海。她介绍同在上海的四哥羊枣阅读马列著作和一些进步书籍,向他宣传所谓“实业救国”和西方的民主在中国行不通,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才能救中国,使羊枣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抛弃了个人主义的立场,立志“绝不离开中国共产党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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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56096 (11) 据蒋荫恩的夫人回忆:“1968年3月28日下午,荫恩被西郊人民大学校本部派来的一伙人叫走了。我回家时,他已不在。4月2日我去给他送衣服、粮票,竟被拒绝,不许见他。4月8日,校本部又派来5个壮汉,狰狞地对我说:‘叫你儿子去收尸!’我听到这句话,真像晴天霹雳。我问他们:‘什么时候死的?’他们说:‘4月6日。’‘怎么死的?’他们拒不回答。”蒋梁绮梅:《冰清玉洁自纯真:回忆我的丈夫蒋荫恩》,载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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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56098 (12) 乡村建设运动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主要由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相信教育救国、希望用民主改良的方法改变中国农村面貌的知识分子发动,其代表人物是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这一运动的指导思想依派别不同而有所区别,但基本精神是运用科学、教育的方法,走改良主义的道路,通过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乡村建设来改善农村生活,促进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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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56100 (13) 1901年中国签订辛丑条约,同意向14国赔偿白银4.5亿两,即“庚子赔款”。1909年以后,美、俄、英、法、荷、比等国相继与中国订立协定,退还部分庚款,设立相关机构管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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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56102 (14) 1930年英国退还庚款时,自行处理一部分,拨给在伦敦的大学中国委员会20万英镑,作为促进中英文化关系之用,其余部分交给中国中英庚款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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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756104 (15) 理由之一是在由当年校委会任命的负责处理有关导师制全部事宜的3人委员会中,主持人为吴文藻(原定司徒雷登为成员兼主持人),其二则是由于“导师制仅仅试行一年,由于吴文藻离校,不再继续贯彻”。参见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史稿》;傅愫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载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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