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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第十一章 20世纪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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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极权国家，严格的思想控制与专制的行政统治同时进行，相辅相成。行政统治一刻也离不开思想控制，宣传因此成为极权统治的基础和核心。在纳粹垮台后不过十多年，而极权统治依然坚如磐石的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埃吕出版了经典著作《宣传：人的态度形成》（引述此书处皆在括号中直接标明页码），他提出了一种关于宣传的社会学理论：只有在具备了某些“技术”条件的现代社会中，才有可能出现宣传，宣传也才有可能取得它所期待的效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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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吕从现代社会的“政治中立”的技术条件，而不仅仅是极权的统治形态去重新思考宣传的“现代性”问题，而这个从“政治中立”出发的社会学思考最终却还是回到了极权的特定统治形态上来。这个思想轨迹让我们看到，“中立”的社会学观察和研究宣传，其批判锋芒也许不如从“政治学”或“政治批判”来得尖锐，但也绝不等于就此丧失了对政体统治形态的分析判断和批判能力。埃吕的宣传研究从宣传的普遍现代现象入手，而终于还是得出了这样的政治取舍结论：“宣传在原则上与民主理念不符合”（233），“宣传从本质上说是极权的”。（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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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吕的宣传理论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发人深省，因为他所揭示的那种高效极权宣传虽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失去了“正常”运作的充分条件，但依然在某些国家里拥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因而能够通过一些变化、伪装和调整手段，做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不再高效，但却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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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极权宣传的必要条件是专制，而它的充分条件则是这种政权对每一个人的绝对、彻底的“全方位”组织化安置。思想的控制最终必须在组织化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实现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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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宣传必须是一种全方位宣传（total propaganda），它必须把所有的公共媒介控制在国家权力手中。只有在国家政治权力力图全方位地控制民间社会的极权（totalitarianism）国家里，才有这种必要，也才有这种可能性。不管是否能够充分办到，极权国家权力都想要彻底、全面地掌控社会，而这正是极权宣传在不断致力于帮助进行、力求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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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宣传的目标并不只是灌输某种“正确思想”，而是通过把人放置在组织化的社会环境中，迫使他在这样的环境里，把“正确思想”落实为极权统治规定的“正确行为”。但是，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尤其是经济自由化使国家对社会生存资源的控制不得不有所松动（衣食住行、上学、求职、迁居，甚至出国），极权国家机器已经不再能够维持以前的那种全方位的组织控制（票证供应、不安排无工作、相互监督、家庭株连）。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极权宣传已经不可能再是像埃吕五十年前观察到的那样高效了。极权统治本身也已经变化为后极权和新极权的形式，而这些变化的一个主要方面便是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技术。因此，埃吕的宣传理论对“技术”条件的重视和分析对我们认识现阶段的极权统治，仍有很大的启发和比较意义。今天我们重温他的宣传理论，只要不刻舟求剑，不难收到既前事不忘，又温故知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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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方位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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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条件来说，埃吕所关心的那种高效能现代宣传只能够产生并存在于极权国家。极权统治，顾名思义是一种全面的、全方位的统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宣传必须是全面的。宣传必须动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技术手段：新闻、广播、电视、电影、招贴画、会议、一户户走访。现代宣传必须利用所有这些传媒手段”。（9）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宣传是不能充分奏效的，不同的宣传手段各有其所专长，要综合运用，这样宣传才能成功地“从所有可能的路线对人完成合围”。（11）埃吕指出，宣传不仅要占领一个人的全部思想，而且要把占领区扩大到整个社会的“所有的人”。宣传的对象不是个人，而是群众中的每一个个人，只有把个人融化到群众中，“才能削弱他的心理抵抗力，才能有效挑动他的反应，而宣传者也才能利用个人在群体中所受到的压力，影响他的情绪（和行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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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必须要做到极致方能有效，宣传一定不能满足于局部的胜利。宣传是不能允许讨论的，宣传的实质就是排除对立和讨论。只要存在可见的异己或反对意见，宣传就不能说已经达到了目的。宣传必须营造一种整体一致的印象，把对立面缩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而且让其无论如何也没有开口的机会，这才能产生宣传的效果。宣传不光必须自己说，而且还要不许别人说。宣传因此是一种压制任何异端声音的全民思想控制。这样的宣传是主张多元、宽容的民主的天敌，只有在极权国家才最有实现的必要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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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手段巧妙的极权宣传是无所不能的，就是连有异端和对立思想的人也可以拿来派作宣传的用途。它可以将一切异端或有异端嫌疑的思想“化腐朽为神奇”，变“对我有害”为“对我有用”。这一招就是由苏联发明的“自我批评”，它把有异端思想的人放到“民主讨论会”或“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这样的组织化环境中，逼迫他承认自己的错误，用他自己的嘴巴说出宣传者是多么正确。苏联的肃反认罪就是这一宣传手法的经典之作，“政权的敌人还活着时，当他还是政权之敌时，承认自己的反对行为是一种罪恶，承认对他的处罚是正义行为，这是极权宣传的杰作”。（11-12）这种高招的宣传只有在极权的极盛时期（如斯大林时期）才能行使出来，并真正有效。随着极权统治由盛而衰，不得不转变为后极权和新极权，这样的高招已经越来越难以使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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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宣传不仅包括运用各种可能的传媒手段，而且更包括占领所有的话语领域和渗透到各种行为领域。这两种领域往往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法律（宪法、法规、审判）、教育（教科书、课程设置、教师培养）、管理（干部制度、科层等级、党政关系）、出版（思想审查和自我审查）、文艺创作（题材限制、内容审查）、历史和学术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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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灌输及其暴力辅助手段（控制、审查、惩罚）都是“直接宣传”的手段。然而，光凭这些手段还不能收到预期的宣传效果。埃吕对宣传的一个洞见是提出了“前宣传”的概念，并且指出，“没有前宣传，直接宣传无法有效”。（75）前宣传是一种悄悄进行的、不显露宣传目的的“社会准备”，“前宣传就像是耕地，直接宣传就像是播种，不能不先耕地就播种”。（15）前宣传就是让宣传对象先拥有一些特别容易为宣传者所利用的思维方式、心理定式、道德偏差、理性弱点，例如期盼清官、相信明君一定会惩治奸臣、泛爱国情绪（爱国即爱政府）、甘为顺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讲实惠无是非观、告密不为耻、墙倒众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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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宣传塑造的愚民不是目不识丁的愚民，而是受过教育的愚民。教育是进行前宣传的有机部分，从幼儿园开始直到大学的灌输和盲从教育、严格限制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是这种教育的基本特征。这样教育出来的国民虽拥有从事专门职业的知识，但却在自觉理性、独立思想、价值判断和说理能力等方面都非常薄弱。这样的国民缺乏自我管理的要求和能力，不可能成为合格的民主公民。学校的前宣传的原意也许并不是要毒害学生，但它贯彻的那种宣传意图却对学生有着深远的危害。埃吕指出，谁只要是运用了宣传这种非民主性质的工具，哪怕是在缺乏警惕的情况下无意识地这么做，谁就不可能不受它之害，不可能在运用的过程中不被这工具所败坏。宣传的这种危害对那些为“好”目的运用宣传手段的人也不例外，“一切宣传都有有害的后果，而其中最有害的后果是，一旦充分启动宣传的程序，便再也无法回头转向”。（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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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确思想和正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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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以为，宣传只不过是一些“谎话”，或者冠冕堂皇的说法。埃吕指出，对宣传抱有这种简单想法的人，往往正是宣传容易捕捉的对象，因为宣传并不总是以“谎言”的面目出现。宣传还可能以“真相”、“半真相”、“有限真相”、“抽象真相”等不同的面目出现。纳粹宣传大师戈培尔早就知道，宣传在涉及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时，必须尽可能地在经验层次上保持确切真实，否则难以去取信于宣传对象。他对希特勒的“说大谎，不说小谎”原则深信不疑，身体力行。小谎很容易揭穿，而谎言越大，就越不可能被揭穿，例如，纳粹说犹太人有统治世界的阴谋，又有谁能够证明犹太人没有这样的阴谋？希特勒说：“一般的人，倒不是有意要想作恶，而是本来就人心败坏。他们头脑简单，比较容易上大谎的当，而不是上小谎的当。他们自己就经常在小事情上说谎，而不好意思在大事情上说谎。大谎是他们想不出来的，就算是听到弥天大谎，他们也不能想象能有这么大的弥天大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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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谁把宣传只是当作谎言，那他就一定无法识别不直接以谎言面目出现的宣传。而且，谁如果误以为“宣传就是谎言”，他还可能抱有另外两种对宣传的错误理解。第一个错误理解是以为人们只是被动地接受宣传——他们有的是上了宣传的当、受了宣传的骗，有的是不想接受宣传，但却无法拒绝，总之，受宣传影响的一方只是被欺骗，被愚弄，是单纯的受害者。第二个错误理解是以为宣传的目的不过是要改变受宣传者的“想法”，要是改变不了人们的想法，宣传就不算成功，或者只能是一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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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吕的宣传研究针对这两种错误理解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首先，人们接受宣传的影响并不总是被动受骗，而且更不是越没有知识的人才越容易上当受骗。受宣传的先决条件中，最根本的就是现代人会有接受宣传的心理需要，这是一种现代人因其生存环境而很难摆脱，甚至难以自我察觉的需要。现代人为什么特别有受宣传的需要呢？这是因为，现代人是一个丧失了传统自然群体归属（家族、村落、邻里、同乡、世交等）的孤独存在。他是一个存在于陌生人群体中的原子，与他人只能结成抽象的群体联系（民族、人民、群众）。宣传为这样的原子个体提供与陌生人和遥远地方相联系的事件新闻。介入这些事件能使孤独的个人有一种与他人在一起的共在和参与感，让他觉得与他人拥有同一个生活世界，汇集在同一种情绪或感受之中。宣传瞄准的对象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置于群体中的孤独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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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法独自承受孤独感的现代社会个体，就算他能凭经验察觉宣传（如新闻）的不实信息，他也会觉得，能够接收不实信息也要比没有信息可接收来得强。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因为不相信报纸新闻而停止看报纸，也不会因为不喜欢电视节目而停止看电视，就是这个道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纳粹德国的纸张供应已经非常短缺，戈培尔计划将日报改为两天出一次，他的幕僚向他建议说，对报纸读者来说，每天读新闻跟吃饭一样重要，所以哪怕每天只出版一页，报纸还是得每天出。3看报纸会成为一种心理期待，一种可以称作为“瘾”的嗜好，一种对不管什么“新闻”的习惯性依赖，这就是一种看上去是自由人的实质不自由。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年年招人骂，却又年年被期待，年年大家看，就是这种自由人的实质不自由在作祟。看不看春晚，这本来是自由的，不喜欢的尽可以关掉电视机。但是大多数观众其实并不自由（当然，没有别的节目选择可能也是一个理由），他们不管看得有多么受罪，照样好像是身不由己似的非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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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许多人误以为，宣传只是与人的想法和信仰打交道，是诱导和规定人们如何去“正确思想”（orthodox）。埃吕指出，其实宣传的目的并不只是改变和形成人的想法，而更重要的是改变人的公开行为，使人有正确行为（orthopraxy）。（27）哪怕一个人的想法没有真正改变，但只要他的公开行为是按照宣传所规定的样子被改变了，宣传就已经成功地达到了目的。这是极权宣传最重要的特点和作用，也是顺民假面生活从极权制度一直延续到后极权或新极权制度，代代相传、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对于极权统治来说，改变公开行为比改变个人想法更重要。每个人看到别人如何“正确行为”，并加入这种“正确行为”，又因此影响别人如此“正确行为”，如果能够把一个社会整肃成这样，极权宣传便发挥出了最大的实际效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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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吕指出：“现代宣传的目的已经不再是改变人们的想法，而是推动行为。”想法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宣传恰恰是要代替和取消人的思考，让他们在没有思考的情况下就能有所行动。宣传的目的是很功利的，“（宣传）不再是为了改变人们相信某种原则，而是为了使人非理性地照某个样子行动。宣传不再是引导人去选择，而是引起条件反射，不再是改变想法，而是灌输神话信仰”。（23）一个人并不需要懂得什么是“民族”，什么是国际事件的来龙去脉，就可以接受爱国主义的宣传，走上大街去挥动旗帜，呼喊口号，骂别人是“卖国贼”。他也不需要知道什么是国家权力与政党的关系，就可以表示永远拥护某个党，或者根本不在乎一个党是否已经腐败等，而仍要求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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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的作用就是使人免去思考，并在不思考的情况下就能有所行为。只要照着宣传所说的或暗示的那样去做，那就是正确行为，“为行为而行为，并不是因为行为者有某种价值判断。正确行为把人引向宣传者设定，而非行为者自己设定的目标”。（27）正确行为的前提是人自己把“正确”的标准完全交付给某个外在的权威，并为自己随时提供某种无条件照办的理由，而那些理由则是由那个外在的权威事先就为他准备好的。那些完全是现成的程式化理由，如服从组织纪律、识大体顾大局、放远眼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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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吕把无判断、纯被动的“正确行为”界定为“思想和行为的分离”（27），这种行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纳粹、斯大林的统治下，人们在“相信”宣传的情况下，有“正确行为”，可以说是一种“天真无邪”的“正确行为”。但是，这种相信其实是无思想地接受宣传，因此成为一种“人的下意识层次上的被操控”。（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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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在后（新）极权统治下，人们在已经“不相信”宣传的情况下，继续有“正确行为”。这种“正确行为”则已经不再是“下意识”行为，而变成了“有意识”行为，也就是故意做出来的假面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者知道什么是“不正确行为”，甚至有做出“不正确行为”的意向，但同时又知道这样的行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必须隐藏，换一种假的“正确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安全保护自己，并从中得益。这种深思熟虑的行为是有充分意识的，是思考的结果，已经不再具有极权统治下许多人的“天真无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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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宣传不只是会产生一种“愚民”效果，让人变得越来越头脑简单，它还会产生一种完全相反的“智民”效果，那就是让人变得心机越来越深，越来越肯动脑筋，并把动脑筋的结果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不在公开行为（包括言论）中表现出来。然而，这种深思熟虑的行为仍然是非理性的，而不是理性的行为，因为它不是因为对或好才这么做，而是因为不能不这么做，才这么做。这种非理性是一种价值的非理性，同时也是一种实惠考量和功利主义的理性。也正是在人们普遍感到处在是非不分、善恶颠倒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才会普遍放弃价值判断，而完全被功利和实惠考量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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