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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学券制的困难是不容易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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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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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前弗里德曼（M. Friedman）提出了学券制，是他的精彩之作。多年过去了，学券制虽然有些地方局部试用，被接受的程度低得可怜，令人失望。学券制的建议不容易以民主投票通过，因为有两方面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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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公立制度中的既得益团体——有铁饭碗的老师、教育署的官员、考试局等——会反对。美国每次要投学券制的票，既得益的团体不是一盘散沙：他们联手集资刊登大量广告，把家长们吓得不敢多说话。另一方面，一盘散沙的市民，不容易相信学券制有起死回生之效。如下数点是他们感到不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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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民不相信公立的浪费大得那样惊人。提到学券可以削减教育经费，他们就认为教育的水平会下降了。这其中显然有一个谬误。私立学校每个学生的经费一般比公立的为低，而教育的水平是前者远胜后者。今天美国最好的前二十间大学——哈佛、芝加哥、耶鲁、斯坦福等——都是私立的，每个学生的经费低于香港的大学。不要告诉我香港的大学有近于这些美国大学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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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这点我称之为郑经翰的智慧。郑大班认为，以学券制推行私营学校，为了招徕赚钱，好些学校会让学生看连环图，放三级电影，不务正学，于是“野鸡”林立也。郑大班的含意，是一般的家长——尤其是家境不好的——不懂得什么才是好教育，且对孩子的求学漠不关心。言下之意，大班反对学券制，是因为他关心他人的子女比这些子女的父母更甚。你信不信？我是不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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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这点比较头痛。美国及好些其他地区，公立与私立学校并存。以学券资助现有的公立学校，私立的总要有同样的学券补贴——不然的话，怎可以向纳税人交代呢？这样一来，现有的公立免费享受者，难免恐怕私立分薄了他们的免费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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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说不清，我们不容易说服现有的公立享受者相信，在经费被学券瓜分而改为私立后，教育的水平还会改进。在香港，这个头痛问题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多年来经过纳税人对公立学校的乐善好施，私立的大部分早已被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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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这是个更为头痛的问题。好些小心而又局部地试行学券制的地区，其成效不大明显，甚至有不良的效果。阿康很热衷于学券制在香港推行（他有两个宝贝女儿也），传真给我不少关于外地局部试行学券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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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细读这些报告后，认为成效不大或有不良效果的情况，主要是一个原因：局部试行。推行学券制是不应该局部的，更不要“小心”的处理。小心翼翼地处理，局部的尝试，总会附带着多种与自由市场格格不入的管制。混合的制度往往不比公立的办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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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一点。假若香港今天全面推行学券制，你道会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名校学生爆棚；平平的学生不足；而声望差劲的，学生人数可能下降至零。你是同意的吧。但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是：政府管制学费。要是政府发学券后什么也不管，那么需求大的名校就会在学券之上补加学费，使申请入学的人数减少。这就会给那些不济的一个机会，提升教育水平而免遭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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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从资助教育的两个基本原则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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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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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日的《苹果日报》有一个大字标题：《罗范椒芬舌战张文光》。顾题思义，这是关于政府资助教育应多应少或应加应减的“舌战”了。罗范椒芬是教育统筹局局长，是政府的人，面对赤字财政，要节省教育资助是很自然的。张文光是教协头头，代表教师工会，要增加政府教育资助不仅自然，而且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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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加，我要减，毫无原则的争议，“舌战”一百年也不可能得到有意思的解决办法。我说没有原则，是一方面为教师争取收入，这是与资助教育的本意脱了节的；另一方面要减少支出，也与资助教育的原意脱了节——难道政府大有盈余，就应该乐善好施，大花纳税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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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政府资助教育的或多或少，有两个原则是没有谁可以合理地否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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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则是资助教育从来都是指资助学生——尤其是热衷于求学但出不起钱的学生——而不是指资助教师或学校的。当然，政府资助学生，对学校的员工及教师会有好处。但学校不是出粮机构，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出售知识，学生是顾客。把钱交到学生手上，指明只限于求学的用途，就是资助教育了。至于学生要学些什么，要进哪间大学，到哪个地方去就学，一般来说，其选择愈自由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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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香港的情况本末倒置，资助的钱交到学校去，学生顾客没有什么发言权，而校方出售的知识是否有所值，没有市场衡量过。要是资助教育的本意是资助学生的话，那么老实说，张文光先生就没有什么资格在这方面发言了。他不是代表学生工会，而是代表教师工会的。但资助教育可不是资助教师，是多是少教师及他们的代表无权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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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会，我不是在搞什么文字游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有好些城市的市政府认为儿童是应该多喝牛奶的。政府于是资助儿童喝牛奶，把换奶的凭券交到儿童的父母手中。如果当年美国的市政府把资助牛奶的钱交到牛奶商人的手上，读者认为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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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争取多一点政府的牛奶资助，出声要求的人应该是儿童或儿童的父母，而不是牛奶商人。当然，当年在美国，有不少牛奶商人像张文光先生那样，跑到政府做说客，但那是令人反胃的政治活动了。事实上，有些城市中了计，要政府把牛奶钱交到商人的手上，换来牛奶价格管制，一塌糊涂，最后是取消牛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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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资助教育的基本原则，像资助牛奶一样，是教育的所值要以市场的判断为依归的。教育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在市场不值钱，说得怎样高深，怎样曲高和寡也无补于事。君不见，今天美国前二十五名的大学，差不多全部是私立而在市场出售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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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爱因斯坦，要研究没有市场价值的相对论，而你自己又没有家传的钱，那么你要找点外来的研究金是不难理解的。在美国，好些富有的人的基金或政府设立的基金，可以接受一个研究者的申请，而香港政府对大学所供应的研究金大为可观，在比例上远高于美国。但这些是资助没有（或看来没有）市场价值的研究，不是资助教育。我们要资助的教育，是教育本身有市值，只是我们认为需要购买而又乐意购买教育的人出不起钱，政府就随缘乐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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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有些学问或教育大有意思，对社会大有贡献，但在市场卖不起钱，所以政府就应该资助这些教育了。你可能认为医学呀、工程学呀、金融、经济等等教育有市值，而文学、艺术、历史之类，很重要的教育，没有市场，是需要资助的。这观点不对。要是查良镛讲中国历史，董桥讲文学，黄君实讲中国艺术史，黄永玉讲中西艺术比较，黄苗子讲八大山人——收入场费，你会见到我付钱聆听。在美国念研究院的儿子告诉我，在他的大学，凡是值得聆听的学术讲话，例必高朋满座，要收入场费是没有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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