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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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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通常认为西方历史可以分为3个主要时期：古代、中世纪和现代。这3个时期在划分上并不存在明显的界线或时间的分水岭，却是人类文化演进的不同阶段。它们的分野，在于人类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以及由此造就的不同世界。它们建立在不同的意识形态或范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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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认为，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历史时期的知识视野，并不仅仅单纯地由事件或人类的欲望决定。它们是由人们用来分析、描述自身生活的基本思路来决定的。同理，理论也是为了回应问题才提出的。苏珊·朗格指出，一个问题只能通过有限的方式来解答。出于这个原因，知识时代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一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在其限定下属于问题的东西。正是这一点，而不是知识时代所提供的答案，揭示了其对世界的潜在看法。在任何知识时代，一些基本的假设都必然会存在，而当时的人们也会鼓吹一些在不知不觉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思考方式。这些深层次的态度构成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并让我们倾向于接受各种各样的问题和解释，以此设下理论的界限。如果我们的解释是理论上的，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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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Ou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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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伽利略和开普勒并未解决老问题，而是提出了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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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一词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推广开来的。他用“范式”来描述人类思想和文化领域内标志着伟大科学革命的巨震式变化。范式是公认的规则和假设框架，它定义了事情的既定法则。在科学史上，一种范式并不是一套单独的理论或一项科学发现，而是科学本身所蕴含的潜在方法，它会对理论加以框定，并对发现进行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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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将科学形容为解谜活动，因为人们是通过应用科学工作者在社群内达成共识的程序和规则去解决问题的。库恩最感兴趣的历史时刻，是当科学问题、科学规则出现转变时，或者两者都出现转变的时候。他认为“常规科学期”和“超常规科学期”是不同的：在前一时期，科学工作者们对问题与规则会存有普遍一致的意见；而在后一时期，常规科学会开始得出公认规则和假设无法解释的结果。如果将这些异常积累起来，科学界对公认方法的信念就会动摇，并出现专业危机，而这会引发创造和发明的大爆炸。在“超常规科学期”，有关自然及科学局限性的全新问题和全新理论就会冒头，这就是科学革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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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新观点或方法，也就是苏珊·朗格所谓的“生成性观点”，以狂暴式思潮跨过了现有的思维方式并使之转换时，新范式就有可能会出现。真正的生成性观点就会打开全新的观察和思维方式，激发多个领域的智力激情。一如苏珊·朗格所说，“新的观点就是一束光芒，它照亮了之前我们根本看不到的东西，并赋予这些东西以意义。我们把光射向这里、那里，射向每一个地方，思想的束缚便在这光芒面前消散开来”。范式变化往往有着独特的发展路线，它由重新配置了我们基本思考方式的新观念所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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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随着新观念应用、扩展到许多不同领域并在其中收获经验，一个充满巨大的知识不确定性的兴奋期便出现了。最终，革命性的思考方式逐渐安定了下来，它们的真正潜力也变得更为清晰，更为确凿。最终，它们成了新范式的一部分，即新的思维方式。革命性的思考方式催生了新范式，造就了新的既定观念和新的确定性。它们进入了我们的意识，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认识，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新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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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知识时代过渡到另一个知识时代，社会必然会经历一场痛苦而持久的转型。新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在历史中某个明确的节点上取代旧有的思维方式的，两者往往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交融、并存。这种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有可能在一路上造就诸多紧张且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最终，新范式会为新时期的常规科学奠定应用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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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重要的知识发展期的特点都是，以革命性的新观点推动时代向前。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托勒密提出的“地心说”是对的。产生这种信念的原因有两点：首先，事实看起来就是这样：早晨太阳升起，缓缓穿过天空，晚上再次落下。人人都看得见，动的是太阳，不是地球。去干活的路上，人们并没有被抛离地球，而且身上也没有绳子拴着（才没有飞出去）。故此，太阳在动，地球没动，这是常识。其次，这一假设也有着宗教方面的出处：在中世纪的世界观里，地球是造物主的中心，人类是上帝最后创造出来的，是宇宙王冠上的宝石。神学家们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会呈现出完美的对称性，行星会以完美的圆形轨道绕着地球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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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用节律表达了这种和谐感；希腊早期的数学家用简洁优雅的公式来描述这些运动；而天文学家则以之作为复杂理论的基础。问题在于，这些运动里有着令人担心的变数：行星们并不守规矩。以地球为万物中心出发，天文学家们只有在理论里不断增加愈发复杂的变量，才能阐释行星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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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与所有人一样困惑，所以哥白尼提出了一个激进的主张。如果太阳并不围着地球转，那会怎样呢？如果是地球围着太阳转呢？这个惊人的想法解决了一大堆多年来折磨天文学家的老问题。就这样，“日心说”出现了。后来，开普勒指出，行星们并不在圆形轨道里运转，而是在椭圆形轨道里运转的，这一观点最终由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进行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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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这场所谓的“哥白尼革命”并没有掀起太多的涟漪。但伽利略对“日心说”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穷尽了他一生的时光。他的望远镜让科学家们逐渐看到了哥白尼理论的真相，自此之后，相应的观点也开始逐渐站稳脚跟。但这些主张却被斥为异端邪说，是对上帝造物传说的侮辱，是对人类自身的诋毁。伽利略遭到了迫害，因为自己主张的观点还受审过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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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但理论确实是建立在科学事实基础之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这一点。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并未解决老问题，他们只是提出了新问题，并在探究的过程中，改变了框定老问题的整个基础。旧理论被证明是错的，因为旧理论所依据的假设是错的，它们建立在虚构的意识形态之上。随着新的认识的传播，它开创了一个新的知识时代，即一套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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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不仅标志着中世纪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转变，也标志着孕育中世纪世界观的意识形态发生了转变。事实证明，哥白尼和伽利略的见解是新时代的曙光。从托勒密在1世纪提出的“地心说”，过渡到哥白尼的“日心说”，它们框定的不仅是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更重新确定了人类在历史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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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冲击波并未止步于天文学领域，更是席卷了包括哲学、政治和宗教在内的所有文化领域。尽管哥白尼和伽利略不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但他们的观点却引发了对宗教教义诸多方面的深刻质疑。500年后，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宗教教义发起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哥白尼革命”其实已经预示了以客观科学范式为框架的进化论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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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以逻辑、推理和证据为基础的新世界观，动摇并最终取代了以神学和信仰为主导的中世纪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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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推动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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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提到文艺复兴，是因为它还标志着人们重新对古代世界、希腊哲学、文学和数学所用的方法产生了兴趣。文艺复兴期间，各个领域都开出了异乎寻常的知识成就之花。在这150多年中，很多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诞生了，并创造出一些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品，这些人和成就塑造了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1450 —1600年，欧洲诞生了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伽利略、哥白尼、莎士比亚和牛顿。他们创作的艺术和文学作品及提出的理论，在美学和深刻性上都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奠定了现代科学、技术、艺术和哲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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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是博学多才的，因为他们要学习包括艺术与科学在内的一系列学科。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达·芬奇，他在绘画、雕塑、数学和科学方面都极具才华；而米开朗琪罗为西斯廷教堂画天顶壁画时，房间里放的却是科学定理和新的技术创新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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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和成就，文艺复兴得以向前推进。事后看来，其中有4种发明最为重要：印刷术、指南针、望远镜和机械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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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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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印刷术发明之前，只有极少数文化精英能接触书籍、观念和知识，而这些精英主要来自教会。教会的地位得益于它对经卷享有的独占权，而通过经卷，他们又掌控了上帝的“言”。(5)这就给予了神职人员对于人类思想无与伦比的控制权。文艺复兴以及由此掀起的壮观的文化运动，逐渐动摇了教会的铁腕钳制。随着识字率的提升，思想的流动性得以提高，教会的至高地位也开始下降。书籍的印刷和传播激起了人们对识字和知识的欲求，反过来又挑战了识字者对文盲的权威。印刷术让思想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跨越了国家和文化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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