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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本身充满价值意味的存在才能成为价值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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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然：丁丁老师，记得您在讲述学术的“边界”时，提到您喜欢“把握”这个词。可是对于“把握”，人们的解释是很不相同的。正像您所问：“科学能解释什么是幸福吗？”您在博客的自写文本中写道：“普特南引述史华慈的看法：对中国传统士大夫而言，宇宙绝不是一堆死物，一架大钟表，而是充满生机与意义的过程或秩序。只有本身充满价值意味的存在才能成为价值的源头”，顺着这个思路，又要去问什么是价值？如何去判定？……西方的思想总是在定义、在解释、在选择、在排序，实际上，我认为东方的思想，特别是禅宗的思想，认为“存在”是一种平等，而不是分辨和我执，他们的“把握”，不是用手去把握一个苹果，只去知道苹果的边界，他们是吃掉这个苹果。幸福是不是也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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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好！继续体悟，然后可以有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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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之所以对管理“学”特别重视，是因为他始终坚持“管理不是科学”这一立场。你读了他的两本主要作品之后，自然会了解甚至赞同这一立场。经济学可以是科学的，只要经济学坚持“见物不见人”。管理学也可以是一门科学，只要它也“见物不见人”。可惜，如此一来，管理学将不可能是关于“管理”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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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你将与人类的全部知识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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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串7：这几天，也想了一些新东西。希望解决“我”的定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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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一串7，关于生命的定义，你不妨读《What is life on Earth？》，非常著名的科普读物，插图本。大致而言，作者，同样非常著名，概括了三个层次的定义。我引用过，大概是在《制度分析基础讲义Ⅱ社会思想》里面。你的“自私”定义，太宽泛了。事实上，蚂蚁的研究表明，它们不自私（参阅我在《财经》3月和2月推荐的图书，其中威尔逊教授的名著《蚂蚁的故事》）。可是，蚂蚁有生命。故生命未必自私。西蒙教授曾定义过“利他行为”，那篇论文在我的《讲义Ⅱ》里面吧？理解了“利他主义”的定义，就有了“利己主义”的定义。许多事情，自己想是想不清楚的。前人的智慧不比我们任何人差。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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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串7：我来继续自私的问题。个体生命的自私，我已经讲过了。群体的自私，首先是群体的问题，我觉得更好的概念应该是组织。把单个生命这个概念，换成组织，就是群体自私的解释了。这个也许不很严密。但是群体的自私（利益）和个体的自私（利益）往往是对立的。我举几个例子：下围棋、象棋很明显的，经常会有弃子战术。放弃几个棋子，做对方的炮灰，以获得全局的胜利。在《史记》中也记载了很多古代著名的大问题，都是靠群体的自私（利益）和个体的自私（利益）的冲突解决的。比如子贡游说齐相攻打吴国，赵高劝李斯拥立秦二世。中国目前的腐败问题也一样是这个根源。做领导的，有大权，但是集体（上头）给的好处很少，而他的选择就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做损害群体的事情，以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要是以后有机会，倒是很想和天则研究所的人交流一下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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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回答“一串7”。一旦你试图界定“组织”和“群体”，你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事实上，自私之前，应先有“自我”的界定。追究下去，你会遇到“细胞”的界定方法，即《地球上的生命》的作者给出的三层次生命界定。那么，自私与利他将难以区分。你自己试试吧。这条路，我们都走过。事实上，社会理论的特征之一在于，沿着任何一个重要概念追寻下去，你将与人类的全部知识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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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网友：的确是这样的，如果学问研究下去，那是无穷无尽的。看关于基因和进化论的书，上面说人体内的线粒体和植物身上的叶绿体都是古代的细菌的后代。它们的DNA与人类和植物不一样。当年它们进入生物体以后，一开始导致了大量的疾病，然后和寄主达成谅解协议，互相和平共处了。最后还作出了退化，并成为生物体的合伙人。自我在生物体内搞不清了。我因为不是专业的研究学者，同学者不一样，我看问题、知识的出发点是问：“有什么用？”学者们往往更重视“为什么？”很开心能到这边来检验我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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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西方与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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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至今仍是精英导向的，不是民主的。道理很简单，民主、法治或任何一套制度，其实质原本就不是制度的，而是精神的。假若一个民族尚不具备或无法具备该种精神，那么她只能停留在她既有的精神能够提供给她的想象与生活之内。更深入的探讨，请参阅黑格尔关于“Ethos”（时代的和民族的精神气质）概念的论述。自梁任公《欧游心影录》发表以来，百余年时间，国人的精神气质似乎没有改变，故而，国人企图获得的西方人的“生活”，仅仅是海市蜃楼而已。因为，模仿另一种精神的想象及其生活，不是我们以“生活”这两个字所表达的生活。还是那句名言：“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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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东方思维——常态，西方思维——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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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然：丁丁老师，又想起您在谈论“叙事”时所画的那张图，因为，我的许多感悟得自您的文章所具有的独特风格：“丰富、平和、毫无奢华”。在对您的答复的思考过程中，脑子里又涌现出诸多的问题，先从这个帖子引出我的问题吧。1．“韦伯的看法：西方现象是偶然，不是常态。换句话说，中国现象更可能是常态。”《道德经》曰：“知常曰明”【丁丁注释：在国学传统中，这被理解为“读史则知常”】，那么，何谓“常”？2．“对中国人来说，或者，对人类的常态生存而言，根本不应区分‘身体’和‘心灵’。”古人常以“身心合一”来体悟本源，是内观，而当我们必须借助于“有形的”语言来表述时，总是要做很多的区分【丁丁注释：此处当然参考了柏格森的看法，但还可参阅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或《思维方式》关于“过程”的看法，以及贺麟译本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导言”关于概念何以必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论述】。西方的语言，如英语要比中文精确得多，朱青生在他的《十九札》中称其为“科学语言”。我的困惑是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丁丁注释：似乎不应有这样的划分，思想应事前处于“浑然的实在”当中，如《知识论》金岳霖解释“如如”之义。】一种精确的、规范的语言何以存在？【丁丁注释：任何语言意义的呈现都无法脱离能够呈现其意义的语境。任何语境都是具体的生存。故任何言语的精确意义，一旦从历史中抽离出来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从而，同情理解，是人类唯一可用的理解方式。否则就没有“理解”，只有抽象概念，苍白、无生命的概念。】其存在的目的是什么？3．我很喜欢丁丁老师的“并不是所有的未来都可以“货币化”——评《经济学的哲学》”一文，总觉得其中的思想也与我们这里的讨论有关，我还要仔细地领悟【丁丁注释：当然，那篇序言是最近写的，肯定与我最近的思想有关。我的言语，不例外，也是我当下生存的整体感受的片段表达。】。思考得很不成熟，希望得到丁丁老师和大家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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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LONG：……而西方的古代似乎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典型如苏格拉底者。但哲学与科学分离后，这一点似乎越来越做不到了。我做一个很难的物理或数学题目，或发明一个定理，我看不出他与我的人生有什么内在的关联（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任何一门专业只要你达到一种境界，用心去体悟，那他就与你的人生有关，甚至就是人生的一部分，这也许留下一点希望，但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意义，因为他们都达不到那个“境界”），这时我只是工具意义上的人。所以科学意义上的学理与人生是明显的分离，而且将永远分离了。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海德格尔的“科学不思”也许也有些道理。至于我自己，直到不久前我才意识到以前做的事情与自身其实基本无关（所学的专业只能做一个技术工匠，一个物性的工具），很是悔恨为何至今才意识到人生问题，才慢慢“觉醒”，于是我认为我刚刚进入“启蒙”，这是我自己当下的任务。我们应该多问问自己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人生有何关联并去努力追求，而不是去问其“实用性”。于是我想在这个科学至上的时代，大学教育中的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是否就在这一点上体现出来，为什么大学的前两年要进行通识教育？就是为了给后来的科学学习奠定一个人文和道德基础，为了做好“启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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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在浙江大学2006年“行为与社会演化”研究班，我已经介绍过Peyton Young的研究思路和主要成果，大致可由这里罗列的五个关键词指引。先引用我在20世纪某年为某文集写的一篇文章的开始部分，作为对“常态”与“变态”两个概念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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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视角下的经济增长（包括经济结构变迁）是由一系列“稳态”与“过渡”交替迭代形成的时间过程。由于考古和历史资料的限制，那些人类社会早期的历史更多地表现为漫长的“稳态”，而较少变化。例如在大约一万年漫长的“农耕时代”以前存在的“根块采集与狩猎”的生产方式，其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火的保留与使用”的时代（大约160万年前），并因此而成为在今天的人种（“智人”）与早期的人种（“直立人”和“曙人”）之间最重要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资料与记忆的充实，那些晚近的时代更多地表现为从现存稳态向着某种未知状态发展的“过渡”时期。例如欧洲的中世纪历史现在表明不再是一成不变地把科学与理性当作宗教的婢女的“黑暗时代”，而是一个持续地通过经院理性和宗教辩论孕育着近代启蒙的时代。不难想象，在任何一个足够漫长的时代里，总会出现迅速变革的历史时期。经历着这样的变革时期的人们会把自己的心理感受记录下来。而那些侥幸能够流传下来的记录，便成为阐释那个时期迅速变革着的物质生活形态的根据之一。更进一步，当我们无从寻找遥远时代遗留下来的物质生活形态时，那些山洞岩画和动物骨骼上的笔触便成为我们猜测那个时代的物质生活形态的主要根据了。因此，我们可以猜测，大约3.5万年到8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在从地球上“突然”消失以前曾经有过辉煌的艺术与经济发展。“稳态”的历史就是这样被突然的“发展”切割为一系列“S”形过程的：在每个S形过程的初始阶段，是发展的萌芽时期，然后整个社会进入一个“跃变阶段”，最后是“新技术”（新的知识结构）普及与发展的“停滞阶段”。一般而言，这些S形过程的初始阶段与停滞阶段最为漫长，它们构成历史的“稳态”，它们也是社会科学家用以与其他“稳态”相比较从而建立科学理论的基本的观察对象。但是社会科学也可能恰好处于S－过程的跃变时期或所谓“过渡过程”里面。这时作为观察对象的社会状态几乎不再是“可比的”，因为它们不是稳态结构的产物，它们只是向着未知状态过渡的中介。另一方面，处于过渡过程的高度不确定环境中的社会群体又要求社会科学为他们在过渡过程中的社会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所谓“转型期经济”，在我的理解中就是按照经济发展的各种速率来衡量的S过程的跃变时期。历史上一定出现过无数这样的跃变时期。例如，蒸汽机与铁路、印刷术、马及战车、铁器与耕具、食物保存技术、轮子、火种、语言的使用……只不过，我们所处的这一“跃变时期”，在物质形态上表现为人际交往手段的普及，从而在社会形态上表现为网络效应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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