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864104 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704863500]

1704864105 论媒介批评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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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07 陈 龙[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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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09 媒介文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媒介批评的转型，也促进了批评理论建设的繁荣。一方面加强了批评理论建设意识，引起人们对批评理论研究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改革和转换了批评理论研究和建设的观念意识，使传统批评向现代批评转换的同时，批评理论也逐步从传统向现代转换，从而建立起现代批评理论，既适应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适应现代批评的发展，真正体现出媒介批评的自觉发展规律和批评理论建设的自觉意识。从而开创了媒介批评的“自觉的时代”。媒介批评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可以来源于批评实践，另一方面可以从其他学科领域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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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11 一、媒介批评理论建设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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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13 媒介批评的理论建设不仅体现在批评的理论研究上，而且体现在批评学学科的建立和建设上；不仅体现于批评的理论性、学术性、学理性日益强化上，而且体现在批评与理论一体化，批评的理论化与理论的批评化的发展倾向上；不仅体现在批评的理论形态、理论模式、理论体系的完备、严谨、科学上，而且体现在批评思潮、流派、风格、方法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媒介批评的发展历程上，长期以来是缺乏理论性的，媒介批评说到底是政策化的审查和监督。也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将报刊审读纳入媒介批评的范畴，那是因为差不多报刊审读就是过去那个时代媒介批评的全部。如果说那就是媒介批评的话，那么其理论就是宣传政策，显然宣传政策不能替代媒介批评自身的理论。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媒介批评实际就是如何使新闻和其他娱乐文化统一到符合宣传的政策与规定上来，凡是符合现行宣传方针政策的就是好的媒介内容，而不符合现行宣传方针政策的就是不好的媒介内容，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改正。这导致人们对媒介批评认识上产生了误区。有些媒体上的媒介批评文章如同“文革”大批判文章，说明媒介批评文风上已经形成某些固定格式甚至是八股化倾向。而这一现象也正说明缺乏科学、健康的媒介批评规范和批评理论的建构是难以将批评深入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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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15 另一种倾向是，虽然已经意识到媒介批评的理论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做过相关的理论研究，有些还是沿用过去传统文化中的文以载道的一套模式，将媒介批评仅仅等同于文论批评，形成所谓“中国特色的批评风格”。其实，那种媒介批评也就是感想式即兴批评，从批评内容来看，基本上属于微观的、零星的、现实性的问题，而系统的、全面的、宏观的研究则很难看到。中国批评的总体格局缺乏开放胸襟，缺乏大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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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17 从现代媒介实践的具体情况和要求来看，媒介批评必须改变过去的一套做法，中国媒介批评不仅要以古今中外的批评理论为理论资源，而且要以多维的文化视野为底蕴，以市场经济下媒介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当下现实语境和“全球化”语境的结合作为发展条件，以营造对话空间为批评的最佳氛围，构成批评理论建设的最佳条件和时机。媒介现代化需要媒介批评做出响应，媒介批评理论的现代化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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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19 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与完善，为文化观念的转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中国改革的具体实践来看，实现一个并非完全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型完全有可能性。诚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有说服力，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4]为此在取得重大实践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升华、探索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改变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现状，从而为理论争取“发言权”、“话语权”和指导地位的问题，而且是使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对实践的学理性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指导实践，发挥理论的指导和保障作用；更重要的是发挥理论的前瞻性、规划性、建构性等功能，使得实践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理论的先导作用自然而然地发挥出来。文化转型必然体现在媒介上，也就是说媒介的文化转型先行一步，这样媒介批评理论建构就显得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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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21 任何重大成果的取得，理论与实践的基本条件是不可缺少的，媒介批评理论也是如此。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媒介理论与批评实践有机结合，媒介理论渗透于实践中，实践成果中凝聚着理论成果，只不过我们往往只从实用主义角度来看问题，只看到实践成功的一面，而忽视了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作用。理论在多数情况下发挥的作用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简单操作，具有可观察性，但它却是不可缺少的，有些哪怕是在实践中没有明确提出，但在观念里已经暗暗贯彻了理论，其作用影响都是深远的，往往关系到某个组织的存与废。以媒介批评理论而言，由于我国理论界的滞后，造成我国媒介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不太规范的状态，媒介发挥的对社会民主化建设的作用诸如舆论监督、新闻本位思维等往往做不到位。由于科学的媒介批评理论的欠缺，造成非科学的观念甚嚣尘上，某种程度上专制主义的东西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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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23 从媒介批评的实际情形着眼，批评成果也应该包括批评实践和批评理论结合的统一体。这几年的批评发展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批评流派、批评思潮、批评观念、批评方法，构成了批评多样化形态和多元化景观，无论是社会学批评，还是结构主义批评；无论是精神分析批评，还是政治经济学批评；无论是对媒介内容的分析，还是读者反应批评，哪一种批评不具有实践品格和理论性品格？传统的媒介批评从旧有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单纯的经验、感性、直观感受式的批评向多维的理论化、理性化的分析型的批评转型，批评的理论化倾向或批评与理论一体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因而在批评实践中渗透着理论底蕴，在批评理论建设中也不乏实践性品格。如果只承认其批评实践成果而忽视其批评理论成果，这是片面的、主观的、错误的认识，是传统的实用功利主义的思维定式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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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25 其次，媒介批评实践升华为理论，并为理论指导才能提高批评实践品位和层次，从而使实践具有理论性的同时，也使实践具有普遍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在现行体制下，新闻传播实践已探索出一套与过去迥然不同的经营管理模式，在媒介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媒介传播理念也有了很大的突破，新闻观念和媒介批评观念不断发展、不断更新，前者为后者开辟了新的视野，提供新的思维方式。每个国家和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新闻制度和报道模式，也有相应的新闻观念和批评模式。用这种对应状态考察新闻传统和报道模式是最为有效和便利的，但这种考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也就是说，这种考察的历史根据越长，得出结论、新观点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媒介批评只能在旧框架中对报道价值进行评判。因此，批评实践中产生的鲜活的理论需要总结升华，需要进一步地系统化。批评理论直接衔接了批评与理论。尤其是当媒介批评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时，理论建设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批评理论对于批评实践的指导作用就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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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27 再次，正确的批评实践检验并保证了实践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正确的理论指导也保证了实践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当没有任何经验借鉴，更没有合适的理论可供选择的情况下，着眼于实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实践才能知道如何更为有效应对媒介发展的新问题、新情况，当实践到一定程度和取得一定效果后，就需要及时总结经验，升华理论，着眼于理论建设和理论辨析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在于，改革开放尚未完成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媒介批评还需要与过去的老问题做斗争，民主化的媒介经营局面还远未实现，却已先期迎来了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媒介资本主义的传播理念与媒介全球化以及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新问题，理论的滞后是显而易见的。媒介观念的逐步开放，形成了新的舆论气候，它需要对传统观念进行扬弃是不言而喻的；但并不意味着理论的无力和无用，更不意味着应该滋生出一种对理论的反感与抵制情绪。理论是需要不断探索的，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理论遭遇挫折时应当予以充分的宽容，我们确实应当反对错误的、过时的理论，也确实应该抵制那些空洞的、教条主义的理论，但不能因之而对理论产生逆反心理。1980年代以来，我国引进西方传播学的理论，介绍西方媒介批评的理论范式、方法，但早期的引进不仅存在“误读”、“误用”的情况，而且还存在西化的倾向，以西方媒介批评理论之“矛”攻中国媒介文化及其批评之“盾”，矛盾可想而知。况且在“西化”影响下，试图“化”中国而非使其中国化，这就带来了消极的一面，从而使媒介批评理论滞后于媒介批评的发展。但批评理论相对于批评实践而言，也有超前的一面，主要表现在中国的媒介批评理论的建设立足于批评的现代性上，现代批评理论观念强调理论的超前性、前置性、预见性，从而使批评以及批评理论先于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现代批评的观念也促使理论先于媒介实践建设，强化批评的理论化倾向和理论先行倾向。同时，中国媒介批评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媒介批评理论资源，这些理论资源对于中国媒介批评实践而言具有前置性。这固然会带来理论与实践的错位，不仅存在着中西的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问题，而且也存在着文化和语言差异问题。例如，西方批评话语如何融入中国批评实践，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然而，批评理论毕竟对批评实践发生了重大作用，促进了中国媒介文化及其批评的发展与转型。因此，中国批评理论建设无论滞后还是超前，都需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都需要将理论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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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29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媒介批评理论尤其是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西方批判学派的理论，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其时媒介文化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一地步，媒介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也远没有这么复杂，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当时的研究对我们刚刚开始的市场经济情境下的媒介实践具有参考价值。在新的历史时期，批判学派的理论仍然有着很强的参考价值。合理地借鉴西方批评理论，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媒介批评实践，具有极高的价值。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批评理论自身的建设，必须在古今中外批评理论资源的协调整合的基础上适应中国文学及其批评实践发展并指导其提升中国媒介批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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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31 二、批评理论资源的发掘与整合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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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33 我国的媒介批评理论建构和建设的自觉性和现代意识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视阈和语境下逐步形成的。在此之前，无论是宣传部门的报刊审读还是传统文化范畴的媒介批评都处在不自觉或半自觉状态中，要么将其附着于文化批评之上，要么将其附着于宣传理论之上，现代媒介批评理论还处在孕育、萌芽和蕴藏状态，还未形成现代批评理论体系。批评理论的建立首先要立足于本国具体实际，根据本国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形成富有本国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播管理体制不完善，传播理念中“左”的影响还存在，所以，建立平等对话的批评机制一直十分困难，理论上的观念也很难有重大突破。在新的历史时期，批评理论建设应重视对理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现代批评理论并非是沙滩上建起的空中楼阁，而是奠基于坚实厚重的土壤中，汇集和积累了古今中外的批评理论资源。我国媒介批评的理论资源可以从四个方面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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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35 第一，传统文化批评理论。媒介批评的大部分内容是着眼于伦理批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伦理的阐述是最多的，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漫长，因而也不可避免地有着一些糟粕，但总体而言，真善美的强调是其基调。例如关于传播者的社会责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论述。《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不朽”的提出反映了我国古代思想家对言辞和文化的重视，他们虽然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之后，但认为可以不朽，强调了传播者应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孔子在《论语》中对文艺的一条重要的批评原则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典型的中庸的批评原则。对于现行媒介文化中的庸俗化、媚俗化倾向而言，这一观点仍然没有过时。再比如“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讲的都是理解作品的方法，强调要从具体的人、具体的社会背景出发来看待具体的作品内容。尽管中国古代批评比较零散而缺乏体系，但其理论价值和潜在意义则充分表明这是一个批评理论资源的富矿。当代媒介批评需要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努力开发这一富矿，使零散的资源归总分类，并对其理论价值进行深入的阐发，使其为今所用；另一方面，应着力于使传统批评理论资源通过阐释、评价、辨析使其转型为现代批评理论资源。现代转换必须要有条件、语境、视阈，更需要有中介力量和综合作用。其难度在于一方面因“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淡化，甚至局部中断了现代与传统的衔接，出现了断裂或断层现象；另一方面因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转换受到来自“现代化”、“全球化”、“市场化”的各方面因素的冲击，出现受阻和被忽视的现象。因此，当代媒介批评应当找准目标与位置，努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批评理论宝藏，努力使其焕发新的光辉，成为当代媒介批评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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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37 第二，当代媒介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应注重对“五四”以来现代文化、文学批评资源的开掘与利用。“五四”以后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中国批评由传统批评向现代批评转化，批评也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媒介批评在“五四”时期主要体现在“报学”批评上，然而，当时的报学批评并不发达，虽然有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注意到这一领域，但多半不过是要求报刊发挥反帝反封建的积极作用。而文学批评在“五四”以后却一直十分活跃，形成了现代的批评传统和理论思辨风格。其构成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资源，包括苏俄的批评理论；二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形成的先进文化理论和批评理论资源；三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建设和发展时期历次思想争鸣中产生的思想观点。这三个方面并不能涵盖自“五四”以来所有的文学批评理论，因为某些极“左”的思潮对于批评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某些极端的做法也有损于批评的正常开展。所以，就整个现代批评史而言，有价值之处就体现在上述几个方面。尽管如此，这三部分的批评理论资源有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因而具有局限性。但总体而言还是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了历史潮流和时代发展方向，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中所包含的现代批评因素和批评理论的萌芽，不仅奠定了现代批评发展的基础，而且奠定了现代批评发展的方向。因此借鉴和利用现代批评资源，对于形成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体系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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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39 第三，媒介批评作为新闻传播学科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西方学术界从来就没有断开过联系。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对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因此，西方现代批评理论资源固然是西方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产物，与中国媒介文化语境还有很大差异，甚至除地域、地缘的空间性差异外，还有时间性差异。任何被引入的国外资料都已是“过去时”，而且还存在着由于引入者自己的视阈所限而“误读”、“误用”的误解成分，更不用说还有一个“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本位主义的立场、观点、态度所限的问题。因此，在引进和利用西方现代媒介批评理论时会产生一些阻力和偏见。既容易因为不加选择、生吞活剥而“照搬”，也有可能不顾国情而盲目西化，随心所欲地肢解或歪曲。当然，还有来自“狭隘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新国粹主义”的抵制和反对，使西方传播理论资源的引进和利用存在不少问题。但随着全球化影响的不断增强，观念的不断更新和发展，人们对西方传播理论的接受态度会发生重大的变化。首先我们需要面对的是如何正确看待西方理论的“中国化”问题，如何在西方理论的启发下产生出中国本土的批评理论；其次在对西方理论的理解过程中，不能忽视文化间的差异，必须准确把握其理论内涵和实质意义；再次必须有选择地加以选择和利用，一方面要符合中国的需要，需要在中国的具体媒介实际中加以验证；第四必须在此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展、有所创造，而不能仅仅模仿和照搬。中国的传播研究需要以健康、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西方理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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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41 三、批评理论的体系建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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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43 媒介批评理论体系，是批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或者可以说是批评逐步走向成熟和稳定的产物。媒介批评不可能是无序的、混乱的，它必然有自己内在的规律。那么媒介批评理论体系的核心构成，应当包含哪些层面的内容呢？美国新批评派的代表学者韦勒克、沃伦在他们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学理论》中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本身的诸种问题，研究的核心是具体作品，作品的价值在于它们摆脱了创作时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既互相关联，又是完全不同的三种学术研究形式：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原理的研究，即研究它的范畴和标准；文学批评的任务是研究具体作品；文学史则以理论和批评为基础，对作家和作品进行取舍和褒贬。从这一观点出发，新批评派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所谓内部研究是指对文学文本特征的研究，而所谓外部研究则是对文学外部关系的研究。前者类似于“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而后者则类似于“语境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尽管我们可以看出研究内容的大概分类，但还是比较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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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45 美国批评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他的《镜与灯》一书中阐述文学批评的标准时指出，“好的批评理论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其衡量的标准并不是看该理论的单个命题能否得到科学的证实，而是看它在揭示单一艺术作品内涵时的范围、精确性和一致性，看它能否阐释各种不同的艺术。当然，以这么一种标准来衡量的话，行之有效的理论就不止一种，而是有多种，每一种不同的理论都能首尾一致地、合适地、相对充分地解释一整套的审美现象；但是，对于理论的这种多样性我们则根本不必哀叹。整个批评史给我们的启示之一便是，过去的形形色色的批评委实使我们受益匪浅。”虽然，艾布拉姆斯这里所说的是文学批评理论，但同样对媒介批评具有启发意义，在本质上，媒介批评与文学批评是相通的。对于批评理论体系，艾布拉姆斯提出了一个“坐标系”。他指出，“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在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别，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产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很显然可以看出，在以作品为中心的坐标中，艾氏认为，可以把阐释作品的本质和价值的种种尝试大体上划分为四类，其中三类主要是根据作品与另一要素的关系来解释作品。根据艾氏的观点，“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可以衍生出媒介社会学批评；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可以衍生出媒介主体研究，精神分析批评可以纳入这一批评范畴；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可以衍生出受众研究，读者反应批评可以纳入这一范畴，而作品本身也可以形成独立的研究系统，即“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认为其意义和价值的确不与外界任何事物相关。”[25]这实际上就是形式主义批评，后来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主的文本研究属于这一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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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47 由艾布拉姆斯的批评坐标系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媒介批评理论的体系建构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进行设计：媒介批评对象决定了媒介批评理论的构成。由批评传播者、批评媒介内容、批评媒体机构等衍生出主体批评理论、文本研究理论和媒介制度研究理论。主体批评理论主要对主体的心理和主体行为进行研究，探讨其内在的特性——特殊性和复杂性。这其中包括对传播行为的研究和对受众行为的研究，以及对两类主体应当表现的素质、道德伦理和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等的研究，这其中涉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拉康的“镜像理论”和荣格的心理分析学说，同时还涉及对传播者行为的分析，即对媒介伦理等的讨论。文本研究理论主要对作为“自足体”的文本的内在含义进行多种可能性的阐释。我国学者刘建明指出，“如果把文本的重生意义归结为批评家的立场和观点，那么对自豪感的另一方——对象化的精神就完全消失了，对话变成了独白。细心体会文本的客观精神，完成肯定解释的客观性，在解释实践中就会得到对自己来说是有意义的、合理的东西。批评者在自己的文本里不能先入为主地以他自己的观点来主观地解释媒介文本，进而证实自己原有的观点，这种解释不仅没有什么必要，而且会制造思想炼狱，误伤新闻报道的动机。解释过程中主客体的对立并不可怕，因为这种对立产生了解释过程的辩证关系，为解释提供了主观动力，就像任何认识过程一样，主体的自在性与对象的他在性对立，都会导致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当然，这种结果依赖于科学的主观认识。”他认为,“实际上，解释的任务是找出媒介文本中未完成的创造的意义，重新构造作为它的基础的思想系列。”[26]那么，解释仅仅循着一条固定不变的路线使用旧有的套路，过去没有看出的问题，现在依然不能看出，因此批评可能存在误区和盲点。文本研究从形式主义开始，都在不同的观念下挖掘着不同的文本意义。这其中有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叙事学理论、意识形态分析、类型研究方法、美学研究方法、社会学分析、神话分析等都是在文本研究中所做的多种尝试。传播媒介机构研究，主要着眼于媒介政治经济学、媒介意识形态研究和公共领域研究。媒介作为一个社会机构，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因素形成多角的关系。批评学者从这一关系出发来界定大众传媒机构的性质和社会功能；有的学者坚持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还有的学者主张大众传播媒介为公共领域。大众传媒生来便与权力结下不解之缘，它参与编织一张社会权力的网，即三位一体的结构：既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又是资本主义企业，又是公共领域。但由于它同时也接纳反对力量的不同声音，所以，也无时不在拆解和重构它自己参与编织的网。媒介批评的机构分析还涉及媒介制度的分析和媒介制度的比较，以及这些不同的制度对传播内容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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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49 一定的批评理论通过一定的批评方法表现出来，并依赖批评方法建立批评模式。如形式主义批评模式，就是体现在形式主义批评方法中，同时又指导和制约着形式主义批评方法。拿“细读法”来说，它既是形式主义方法，又是形式主义的方法论，还是形式主义的模式。理论一旦稳定化、固定化、程式化，就成为理论模式。因此，理论模式完全是理论与批评实践互动的结果，也是批评理论逐步完善、日趋成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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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4151 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704863501]

1704864152 媒介批评的科学精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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