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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插图增订版) 六 “崇”之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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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崇”字的意思,我们已在上面稍作解释,下面再从中国哲学的角度作些说明。“崇”若被解为崇敬,则类似于中国宋代程朱学派所谓的“居敬”。按照朱子的说法,“敬”有以下三层意义:一是“心中不容一物”,此为尹和靖(1071~1142)之说;二是“整齐严肃”,此为程伊川之说;三是“常惺惺”,此为谢上蔡(1050~1103)之说。所谓“心中不容一物”,是说心中不能有丝毫物欲;所谓“整齐严肃”,是说身心根据现状,端正其行为和心境,并作严格的自我反省;所谓“常惺惺”,则是指使心明智觉悟,并去掉笼罩在心上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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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三种意义中,朱子重视的是程伊川之说。这是因为,朱子是高远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为了达到伊川之“敬”那样的境界,他便视物之理为整齐严肃的存在。而且朱子还把“敬”贯穿于动静之全过程,并以静坐为入手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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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居敬”说论述得最为详尽的是明初的朱子学者胡敬斋。但“崇物”与“居敬”,却是貌合实不合。朱子学所谓的“居敬”,是为了探求物理,强调的是穷理之学,所以以知之学问为先,以居敬实修为后。因此,在朱子学那里,作为物质要素的气与理是被分开的,理即气之法或说原理,穷理就是要究明知性之理,而“居敬”不过是对理的实修。因此,知行关系在朱子学那里,也是被分隔开的,朱子的“知先行后”说即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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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崇物论,由于是直接对物本身的崇敬,所以不同于朱子学的“居敬”说。具体地说,也就是与朱子学把气与理分开,把敬作为理之敬的理知型做法不同,崇物论是对物本身即物之灵的崇拜和崇敬,故而属于宗教式和情绪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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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物之“崇”,如前所述是“心”的全一之修行。如果说,西方传统思想文化求的是“真”,那么崇物论求的便是“真”之根本。“真”固然需要寻求,但不能忘记其中的本末之分。崇物的全一实修就是求其根本之功夫,而其他各种知性之学不过是求其枝叶罢了。况且,本与末虽不可分割,但其中必有个“立宗旨”的问题。而在我看来,崇物即是学问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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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立崇物之宗旨,亦并非易事。它要求在崇物的实修过程中,不能陷于主观。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学习东方的传统。日本的神道自不必说,佛教、老庄和儒教都要学。尤其是儒教,更是不能不学的东方传统的代表。举一个佛教的例子,禅宗讲的“放下”,就是崇物论的入手处。即使是“崇”,若执着于此,也难免失其真。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将它“放下”。在我看来,“崇”之修行,必须消除或放下“我欲、我见、我执”,舍此“三我”,即所谓“三无我”。而且崇物之修行,还必须是发自本性的自然之流露。因为物本身就是灵的存在,它不是绝对唯一的不动的东西,而是生生不息、不断变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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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崇物论就真有点类似于禅宗所说的“退步思量”[1] 了。其实“退步思量”这句话,儒、释、道皆用,反映的是消极的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不过比较而言,崇物论与儒、释、道相比,对物的态度既有积极面,又有消极面。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佛、道皆主张超脱,故而对物的态度是消极的,儒教以经世为目的,故而对物的态度是积极的;而崇物论所强调的自我抑制型的修行功夫,虽亦可称作“退步思量”,但较之儒教,崇物论对物的态度要明显积极得多。真正的崇物论,是主张物各得其所的,用儒教的话讲,就是使其“物各付物”。但与儒教带有明显的理知倾向不同,崇物论所凸显的乃是活泼和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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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孟子所说的“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孟子·公孙丑上》),对崇物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教诲。当然,最容易理解也最容易在崇物的修行功夫中发挥作用的,还是像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样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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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儒教原本就有许多适合日本民族的思想资源。因为日本民族属于同一民族,所以特别重视人伦,而儒教正是像孔子所说的“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那样重视人伦的学说。另外,日、中两国都主张现实的人间生活之道,一如贝原益轩所言:“日本主张神人合一,中国主张天人合一,其道同也。”(《神儒并行不相悖论》)这里的神之道和天之道,其实均为现实之道,与佛教所说的超越之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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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鹿苑寺,又名金阁寺,始建于13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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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明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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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儒教与日本传统的神道有很多相同之处,所以《论语》经由百济传来时,便很快被日本人接受并融入日本本土文化中。后来,当佛教传入日本时,便受到了主张神道教的部族的坚决排斥,进而引发了排佛与崇佛之间的激烈纷争。因为神道主张光明的生的世界,而佛教主张黑暗的死的世界,并把超越现世的黑暗世界作为佛教之根本。因此,相对于主张此世光明的现实之道的神道来说,佛教所主张的超越之道显然不符合日本的民族性。然而,即使如此,日本人还是接受了佛教,并且创立了颇具本土文化特色的日本佛教。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基督教传入日本的过程中。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概在于日本传统中崇物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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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出《三世因果经》:“思量无被苦,有盖便是福;莫谓我身不如人,退步思量活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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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插图增订版) 七 人类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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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崇物之物是万物之意。万物之中自然包含人类。因此,人类与其他生物、非生物也都是同气相通的,人类与他物的区别在于,人类是具有特殊灵妙之气及功能的生物。由于人类本身就是生物,故而其肉体不仅包含动物之要素,也包含植物之要素;又由于人类的肉体本身也是物体,故而人类又包含了一般物质之要素。人类与他物所不同的,只在于它的超绝性和优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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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类性与物质性的区别又在哪里呢?对此,自古以来东西方学者之议论可谓不绝于耳,其中德国著名基督教思想家、现代哲学人类学奠基人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的论述是较有代表性的。下面就简要对比一下东西方的不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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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曾读过一些人类学者和考古学者关于东非初期人类遗迹的调查报告,比如北原隆的《人类生存的条件——人类学者的考察》(《文化会议》卷215,昭和62年5月日本文化会议发行)一文就有如下记载:长期以来在讲到人类与类人猿的区别时都会说:(1)有智慧之人;(2)工作之人。这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解释。然而,通过对东非初期人类遗迹的调查,却又增加了这样的结果:(3)共生之人。过去从未注意到这一点,今后应多加关注并予以哲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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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关于第三点,古代儒教尤其是宋明时代的儒学家们早就有过论述,只是上述报告的撰稿人没有注意到罢了。儒教以人伦道德为根本,主张修己治人。“共生之人”使社会生活得以延续,因为人类本来就不可能只顾及自己,还要经常用心体谅他人的存在。正是因为儒学家们出于其所强调的人伦道德性,才将此作为人类本性来加以论证的。如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就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儒教的修己治人之道之所以被称作“道”也在于此。而最能清晰展示修己治人之道的,应是《大学》中有关“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八条目”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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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类的特性不只是人伦道德的本性,对此,只要观察一下中国古代思想及其历史便很清楚了。大致来说,还应有这样几方面的特性:①现实主义—基于功利的人性论;②超越主义—基于宗教的人性论;③理想主义—基于道义的人性论;④艺术主义—基于审美的人性论。这些特性可以说每一个都是根深蒂固的人之本性的体现。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它们都是发自人类生命中的最真切笃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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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四点,因其与社会性没有直接关系,可暂且不论。而关于另外三点,只要仔细思考一下,就可知道,人类首先是追求一己之私的功利性存在,且因其根深蒂固,而被主张现实主义的思想家视为人类之本性。正因为此,基于个人之私利的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必然是对立、相克、斗争的关系,也必然是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各种计谋、欺诈等手段也都是由此产生的。主张现实主义的思想家有孙子等兵家、韩非子等法家以及纵横家(外交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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