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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绅士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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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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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立国之初，智识与权力的关系并不算什么问题。当时，领导者就是知识分子。虽然国家推进了民主制的发展，但事务的掌控权主要还是在显贵的精英手中：凭借这一点，精英知识分子来去自由，其话语权也令人称羡。由于那时尚未专业化，是通才的时代，因此专家型知识分子的力量可以忽略不计；但尽管如此，处于统治阶层的绅士型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的各个部分都是领军人物——如在法庭，在各个专业，在商业，在政治。美国国父既是贤哲，也是科学家，他们受教育面宽，很多人还精通古典学问；他们广泛阅读历史、政治和法律作品，以此来解决现时的紧要问题。在我们的历史中，后世没有任何时代能像那时一样，培养出如此之多的、身为政治领袖的知识分子，如约翰·亚当斯、约翰·狄金森、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乔治·曼森、詹姆斯·威尔逊、乔治·威思（George Wythe）。人们也许会期待，既然这样的人物取得的政治成就正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可以永远而且难以辩驳地证明一个真理：作为政治领袖的知识分子，未必就会百无一用、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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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政治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都是局外人、仆从或替罪羊，但讽刺的是，美国竟然是由知识分子建立的。美国人民总是珍视对历史的深切的虔敬感，这仅次于他们对林肯，对杜马·马龙[348]所说的实现革命、制定宪法的“伟大一代”的虔敬之情。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问问：拥有如此开国历史、如此虔敬感的人民，怎么就对政治中的心智不再怀有崇高的尊敬之情了？为什么当大多数国父还健在之时，智识带来的名气就已经成为政治上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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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大众民主制取代显贵的精英统治，是后来早晚的事，但是，对于政治中的智识力量的衰弱，我们不能一味地把责任归咎给民主运动。在党派分野变得尖锐之后不久，精英分子内部就出现了争吵，他们不再看重政治规格。到了1796年，[349]那些在美国革命时期凭借出色的品质和勇气引领时代的人，那些在1787—1788年靠着非凡的预判和才能组建全新的国家政府的人，无可挽回地在旨趣上分化开来；法国革命激起的纠缠不清、狂乱不止的分歧[350]令人遗憾地影响了他们。[351]撰写《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那一代人也起草出了《客籍和煽动叛乱法案》[352]。那一代人杰出的领袖不再团结，政治规格也降低了。尽管同属显贵的阶层，尽管在革命和建国中分享了共同的经验，其观念和学识在本质上也相通，但是，这些都没能阻止他们不顾体面、不顾常识地玩弄政治。政治上的争议，由于沾染了夸大其词的指控——如私通法国间谍，或密谋颠覆基督教，或策划复辟君主制、让国家被英国践踏——故而退变为煽动宣传。国父们并未理解政党的作用，也没有理解忠诚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功能，所以，他们听任政治情绪的控制，陷入了让修辞武器有用武之地的争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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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华盛顿，也未能免于毁谤和中伤；但是，托马斯·杰斐逊遭到的抨击才带有鲜明的反智主义特征，他是第一个受此伤害的著名人物；攻击他的人是联邦党党魁和新英格兰建制牧师集团的成员们。他们对杰斐逊的攻击意义深远，因为它表明了杰斐逊具有的、这些敌人相信能用来败坏其名誉的特质，它也为后来的反智主义塑造对手形象提供了先例。1796年，看起来，杰斐逊会接替华盛顿，但是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党众议员威廉·劳顿·史密斯出了一本小册子攻击杰斐逊，认为他没有当总统的资格。史密斯试图证明杰斐逊的“教条式的”（doctrinaire）领导方式会引发动荡，甚至有可能带来危险。史密斯指出，杰斐逊是哲学家，哲学家在政治上总是教条者——这方面的证据如，洛克为卡罗来纳人制定的迂阔的宪法；孔多塞“政治上的愚蠢”；里顿豪斯[353]想要以自己的名义支持费城的民主协会！[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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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成为政治家之后，他的独特特征就是胆怯、异想天开，爱用某些原则而非真实的人性来进行推理；喜欢把自己的一切措施都建立在某些书房中得来的抽象理论，而非事情和环境的现实状态上；心灵投入政治政策，就变得迟钝；当重大突然的紧急情况需要快速决断和行动力时，性子就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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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还不是必需，必需的是品性；在这方面，杰斐逊也有缺陷：这位小册子的作者声称，哲学家都极易谄媚，贪求名声，杰斐逊的能力“都用来赢得文章虚名，而非追求国家的实质福利”。华盛顿——就是那位华盛顿，不用多言了：“感谢上帝，伟大的华盛顿不是哲学家；倘若他是，我们就目睹不了他的军功；我们就无法靠他睿智的治国理政繁荣昌盛了。”史密斯恰好发现了一种方法，它可以作为标准，用来批评从事政治的知识分子——即将积极的心灵具有的好奇心刻画为对重要事务微不足道，滑稽可笑。他嘲笑杰斐逊的才能就是“钉个蝴蝶、昆虫，设计个转椅”；他还建议杰斐逊的真朋友，或这个国家的真朋友，都“不要阻止这位平静的哲学家全身心投入这些有用的追求”，不要让他介入政治热情。史密斯表明，杰斐逊的特长“兴许就是让自己在大学里得到一个教授职称，但要说担任总统职务，他也就干到像掌管西部军队那个水平”，[355]这样的话跟后来人反对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话几乎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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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密斯的攻击中，还有其他一些关键之处预示了后来的政治文献带有的腔调。有一种看法是，军事能力可以检验出一个人是不是具有胜任政治领袖的品格。据认为，政治品格中的主要部分就在军事才能上；甚至在今天，政界的知识分子有时还要提一下自己服兵役的履历，以能抵消掉智识造成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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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00年竞选，[356]反对者已经全无收敛。他们对杰斐逊的思想和品格展开了全面攻击，其用意就是证明：他是一个毫无信仰和道德的危险的煽动家——或者如批评者所言，他“没良心、不信教、无爱心”[357]——而试图以他是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为借口来打垮他，这样的做法仅仅是冰山一角。有人还指控说：杰斐逊跟奴隶私通，生下了个黑白杂种[358]；在美国革命期间，他胆小如鼠；是他引起了法国大革命；他还诽谤华盛顿；他野心勃勃，想当独裁者，想当第二个拿破仑；他空想，爱做梦，不切实际，满口教条；更糟糕的是，他是一个法国式的教条者。[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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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反杰斐逊运动还试图把思辨的心灵定性为邪恶和危险之物。据其所说，学问和思辨让杰斐逊成了无神论者。是它们，促使他跟神学家争吵地球的年龄，促使他反对学校里的孩子们阅读《圣经》。这样的反常之举，如果出现在一个躲在书斋里的哲学家身上，还算无害，但倘若让杰斐逊在担任总统职务时展现出这些心性，那么于宗教、于社会，都是危险的。[360]他的心灵的抽象性和对文章写作的兴趣，都让他难以胜任实际性的工作。他总是动不动就对政制弄出一套理论：“一切源自经验的思想都受到了斥责。”[361]一位联邦党人写了一本小册子，在里面，他说：“我毫不否认，他如此杰出，因为他拥有耀眼的才华，拥有理论知识，他的文风还典雅精致。”但他接下来说：[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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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法国住了差不多七年，到大革命为止，他就有点变了，他对理论的热衷，对宗教、道德和政治的怀疑，变得强劲、旺盛……杰斐逊先生不仅在哲学和道德领域，而且也在政界，成为著名的理论家。他就是现代法国人所说的“哲人”（philosop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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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知名人物也都同意这话。费希尔·阿姆斯（Fisher Ames）[363]认为，杰斐逊“与大多数天才一样……陶醉于体系，对‘一般化的处理’狂热不止，他在做事时，并不像具有实际头脑的普通人那样以层次低，但可靠的事实为基础”。[364]联邦党人作家约瑟夫·丹尼（Joseph Dennie）认为，杰斐逊是“危险的，崇尚自然神论、热衷乌托邦的”法国哲学学派的爱徒。丹尼坦承，“此人有才”，[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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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的是那种危险、骗人的才华。他读得多，写东西也头头是道。他是文人，是离群索居的文人。他的地盘是他的书房，而不是政府内阁。在书房里，他查查不伦不类的动物的牙齿，再看看非洲人的分泌物，或是班纳克[366]的年历，但这些尚且无害……而在政府的位子上，他的抽象、不实用的玄学政治（metaphysicopolitics）就要么一文不值，要么毒害无穷了。此外，他的原则有一股浓烈的巴黎风味，还配有一堆法国大蒜，这就让整个美国生厌。对美国人来说，哪怕在广袤的平原上“长蒺藜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367]，也比哲学家影响国家议会，比他赞颂伏尔泰和爱尔维修的作品、图谋跟法国人互通款曲要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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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顿（Carrollton）的查尔斯·卡罗尔则认为，杰斐逊“是个太过理论化，太空想的政治家，故而，他难以明智地管理这个广阔而不断壮大的联邦的事务”。[368]其中的意思很清楚：年轻的联邦必须学着不要让天才知识分子介入实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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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神职者也对杰斐逊发起了煽动性的攻击，原因在于，杰斐逊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让他们感到憎恨的联盟。尽管杰斐逊是自然神论者，是一个世俗知识分子，但是，他在福音教派和虔敬主义教派，尤其是浸礼派中鼓动起了许多支持者。杰斐逊对民主的感情颇为知名，这给他们留下了印象；此外，身为反体制派，他们也对杰斐逊主张宽容印象深刻。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建制派教会给他们施加的阻碍，而非对杰斐逊不信教的指控。就这样，杰斐逊以及其他世俗知识分子将虔敬主义教派团结在一起，结成了一个奇特的、对建制正统教会怀有共同敌意的政治同盟。世俗自由派和虔敬派都采取了不同于建制教会的权威标准，前者用的是理性主义批评，后者则是直觉。由于都对建制派教义感到厌恶，在这种压力下，自由派和虔敬派选择暂时忽略彼此的差异，不再看重这样一个事实：一方反对的是所有教义，另一方反对的却是所有建制派。[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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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破坏这个同盟，建制派神职者试图证明杰斐逊威胁到了所有基督徒——许多因为站队而感到苦恼的基督徒，毫无疑问都由衷地相信了这一指控。之后，虔敬派和启蒙自由主义者的同盟终于还是破裂了；普通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出现鸿沟，自此以后，它就再也没有令人欣慰地得到弥补。但是，在杰斐逊当选时期，自由知识分子和福音派民主的同盟始终还是稳固的。当破裂最终出现时，当大众民主的力量急剧增强，不再受到启蒙派的显贵领袖约束之时，福音派的势力也制造出了一种反智主义倾向，它所具有的恶意跟建制派神职者反对杰斐逊的那种倾向完全一样，而且其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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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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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反对杰斐逊的卑鄙的运动，然后是《客籍和煽动叛乱法案》，这些都表明许多有钱、受过良好教育的联邦党人背叛了宽容和自由这两种文化价值。但很遗憾的是，我们不能认为，在杰斐逊或杰克逊领导时期，更平民化的党派就支持这些价值。平民式党派最终都成为一种原始主义和反智主义民粹思潮的工具，这种思潮对专业人士、专家、绅士、学者心存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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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美国早期，对平等的冲动与对所谓的政治专业化（原始形式）和专家知识（后来的形式）的怀疑就联系在了一起。平民派作家对自由人具备的政治能力感到自豪，这可以理解；而且总的来说，他们也有根有据地怀疑，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有钱人试图在政府中达到专断或过分主导的地位。但是，他们的怀疑不仅于此，其中的许多人还对各种形式的知识抱有敌意。在最早期的平民政治思想的某些言论中，反智主义思潮就有所体现。在美国革命时期，一些平民作家就认为，想要节制富人和出身名门者的权力，那么，他们的盟友——知识阶层——也不能放过。1788年，马萨诸塞召开会议决定批准宪法时，一位被推选参会的乡下代表，对宪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的解释如下：[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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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律师、知识分子、有钱人，花言巧语，不说实话，哄我们这些没文化的穷人把药吃了；他们却盼着混入国会，盼着成为这部宪法的掌管；他们把权力和钱都攥在手里，然后就像庞然大物利维坦一样，吞噬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主席先生，就是这样，就像鲸鱼吞下约拿。这正是我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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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运，有一本政治小册子流传给了我们，它出自一位普通的新英格兰农民，马萨诸塞北比勒利卡（North Billerica）的威廉·曼宁（William Manning）之手。它体现出了，当一个精明激进的民主派美国人将心灵转向政治哲学时，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本名为《自由的关键》的小册子，气势蓬勃，有着杰斐逊之风，写于1798年党派情绪高涨之时。在书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曼宁赋予了知识核心地位（“我本人没什么知识，因为在我的一生中，我连六个月的学都没上过，毫无这方面的优势可言”），它是政治斗争中的力量。在原稿中，他开门见山地宣称：“学问和知识是维系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且，如果我们没有更多的知识，我们就不能长久地支持我们的自由。”[371]但是，对于曼宁来说，学问和知识之所以值得重视，主要是因为，它们可以成为阶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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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宁的哲学的核心里，有着一股对知识阶层和有产阶层的深深的怀疑。他看到，商贾、律师、医生、神职人员、国家的行政官和司法官，他们接受的教育，他们拥有的自由时间，他们的职业性质，都让他们有可能团结一致地追求自己的目的，而劳动者却做不到。他认为，在这些阶层中，存在着普遍的对自由政府的厌恶：他们永远都试图破坏它，因为它阻碍了他们满足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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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和辛苦也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自己联合，自己约定，自己呼应，制订统一的计划和方案。商人联合商人，医生联合医生，牧师联合牧师，司法官和行政官凭借各自的专业召集到一起，互相了解思想。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富豪，不劳动就能生存，他们空闲时就可以磋商筹划。所有这些人，因为共同的利益绑在一起，这是最强的团结纽带，他们在一起秘密通气，抵制多数人的利益，还偷他们的钱包。而多数人由于没有知识这一手段，故而只能听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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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知识是追求个人利益的工具，那么“少数人”自然钟爱为自己阶层服务的机构：“少数人总是推崇昂贵的大学、国家的学院和文法学校，这让他们不劳动就能活，还能巩固自己的群体。但是，与之相对的就是廉价的学校和女子学校，这是知识在多数人中得以传播的唯一或主要手段。”在大学或学院里（曼宁想到的肯定是联邦党人的哈佛学院），共和主义原则受到批评，年轻人被灌输的都是帝王思想。曼宁也表示，“教给”这些机构的毕业生的东西“就是维持自己专业的尊贵”——他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让他们太高估自己的服务了，也让宗教服务和教育服务对于多数人来说变得昂贵起来：“因为，当我们聘用布道师或教师时，我们就得到一个如此之高的价码；他们根本不落价，他们的想法都一样：如果少要钱，那就没面子了。”按照曼宁的看法，教师就应该是他在美国现实中的那个样子——成为一个社会地位很低的廉价的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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