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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习得通论 1.2 二语习得研究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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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二语习得研究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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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人们一旦开始学习一门二语，就是在向目的语的母语者规范靠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二语水平的连续统，一端是初学者水平，另一端则是类母语水平。学习者水平提高的过程，就是向母语者规范靠拢的过程。每个学习者的当前水平，就位于这个连续统的某个节点。靠近初学者一端的，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破”、“蹩脚”、“二五眼”等，靠近母语者一端的，就是“好”、“熟练”、“精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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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只要学习者尚未达到类母语水平，那么他用目的语所产出的话语，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无论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就是“学习者语言”。以母语者规范来衡量，学习者语言就有着或多或少的“错误/偏误”。人们凭直觉发现，这些“错误/偏误”带有学习者母语的痕迹，很可能是由母语的“干扰”导致的。这是因为，二语技能的习得不同于其他技能的习得。其他技能的习得，往往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而二语技能的习得，似乎并非开始于“一张白纸”，因为学习者头脑中事先已经有了母语，必然对其二语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就称为“语言迁移”、“母语迁移”或“一语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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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通过对学习者语言的深入研究，人们又发现，“语言迁移”并不能解释学习者的所有“错误/偏误”，因为有时预计学习者会发生迁移的时候，他却没有迁移，而且许多“错误/偏误”跟学习者的母语没有关系。这样一些发现，使语言迁移理论一下子失宠，有人甚至断言，根本不存在迁移问题，即使是那些与母语有关的“错误/偏误”，也不是由于迁移，而是由于学习者采用了某些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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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学习者的“错误/偏误”并非杂乱无章的，而是系统性的。也就是说，二语学习者自己建构了一个语言系统，这个系统部分地吸收了学习者的一语但又与其不同，同时又不同于目的语。这样一种独特的语言系统，就称为“中介语”。而且，中介语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发展的。那么，学习者的中介语的发展过程，就是其二语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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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下面几组概念就是二语习得研究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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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语言迁移”、“干扰”和“跨语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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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迁移”和“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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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迁移”（language transfer）是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假说的核心概念，一般指学习者的一语对正在学习的目的语所施加的影响，所以常与“一语迁移”、“母语迁移”（L1transfer）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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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迁移”分为“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又译“积极迁移”）和“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又译“消极迁移”）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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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语和二语的某些规则相一致时，这种迁移是积极的（positive），有利于二语的掌握，所以叫做“正迁移”；当一语和二语的某些规则不一致时，这种迁移是消极的（negative），有碍于二语的掌握，所以叫做“负迁移”，或者叫做“干扰”（interference）。例如，有这样一个英语偏误句（Elli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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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n I spoke to him is a millionaire.（我跟他说话的那个人是一个百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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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研究，法国的学习者犯这种错误要比阿拉伯国家的学习者少得多，这是因为法语不允许像“him”这样的复指代词出现在关系从句里，而阿拉伯语则是可以的。那么，法国学习者不易犯这样的错误，就可能是得益于其母语法语的正迁移；而阿拉伯学习者易于犯这样的错误，则可能是由于受到了其母语阿拉伯语的干扰，即负迁移。因而，负迁移是学习者语言中偏误的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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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现象，如“回避”（avoidance）和“滥用”（overuse）等，虽然不是明显的偏误，也可能是负迁移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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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研究发现，由于汉语和日语中没有相当于英语关系从句的结构，因而中国和日本的英语学习者常常回避使用关系从句，结果他们在关系从句上所犯的错误比阿拉伯国家的英语学习者少，后者是因为阿拉伯语中也有关系从句，但与英语有所不同。那么，在关系从句方面，无论是中日学生错误犯得少，还是阿拉伯学生错误犯得多，其根源都在其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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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一些中国学习者在用英语道歉时，喜欢按照其母语汉语的规范滥用遗憾的表达式。姜占好（2004）曾开展了一项中国和澳大利亚大学生英语道歉策略的对比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学生在以英语进行道歉时，道歉策略的使用频率高于澳大利亚大学生。过高的道歉策略使用频率表现出中国学生较强的遗憾情结和过度的礼貌，他们有时总想解释理由，甚至显得低声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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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语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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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是用来解释二语习得的一个隐喻，指的是学习者将母语中的某些特征“迁”到二语中去的现象。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不恰当的隐喻。例如，当我们迁移户口时，必须把它从原居住地迁出来，再迁到一个新的居住地去，于是新居地得到一个户口而原居地失去一个户口。然而，当语言迁移发生时，一语知识通常是不会丢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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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随着语言迁移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术语不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许多归入“语言迁移”的现象，如回避、简化等，虽然与母语有关，但实际上并没有“迁移”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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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80年代后期以来，奥德林（Odlin，1989）主张用一个新的术语“跨语言影响”（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来取代传统的“语言迁移”概念，可以涵盖“迁移”、“迁移缺乏”（lack of transfer）、“回避”、“产出不足”（underproduction）、“学习的总体简易化”（overall facilitation of learning）、“交际策略”（srategies of communication）等在内的一系列现象。他认为，迁移实际上是一种影响，这种影响源于目的语和已习得（或未完全习得）语言之间的相似或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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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向/逆向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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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迁移研究中，也有学者意识到，从字面上来看，无论是“迁移”还是“影响”，这两个术语本身并不暗示着从一语向二语的单向性，并对“语言迁移”等于“一语迁移”的传统理解提出了挑战。也就是说，“迁移”或“影响”可能是双向的，既可以是一语向二语的，也可以是二语向一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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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最早提出语言“干扰”这一概念的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怀恩来希（Weinreich）就已经把它定义为“作为双语者熟悉多于一种语言的结果而发生在其言语中的背离其中任何一种（either）语言规范的那些情况”（Weinreich，1953）。既然是“任何一种”，那么就不是仅限于其二语，也可能是其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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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们也已经发现了二语对一语的影响。为了与传统语境中的“迁移”相区别，就只能称为“反向迁移”（backward transfer），或者“逆向迁移”（reverse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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