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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五、赣榆“秦始皇碑”与秦“东门阙”之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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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所论，只是试图辨明，秦始皇登临的琅邪以及琅邪刻石应当是在传统所说诸城海畔，但要想彻底破除赣榆“秦始皇碑”属琅邪刻石的看法，还要对这一石碑的性质，做出合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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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地道记》谓赣榆之“秦始皇碑”，在距离海岸“百五十步”的海水之中，而清康熙时人王士禛也谈到过一座海中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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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琅邪台秦碑，石壁俯临海岸，高数十丈。海中复有一碑，去岸数里，潮上则没，潮落则出。其上岁久皆蛎房所结，不可辨识。〔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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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祺云“此与《地道记》所言合，殆即始皇碑也”〔170〕，实则王士禛本明明说这一海中石碑是在诸城之琅邪台下，何以会与王隐《地道记》所言赣榆之“秦始皇碑”相合？可见，王氏谈到的这一情况，并不能用以支撑陈寿祺的观点。不仅如此，在琅邪台边的海水之中另有一座石碑，不见于其他史籍记载，王士禛上述记事，是写在《池北偶谈》一书的“谈异”部分当中，而清四库馆臣对王氏此书这一部分内容颇为不屑，以为其笔下“皆记神怪，则文人好奇之习，谓之戏录可矣”〔171〕。审王氏紧继上述引文之下，随即叙述所谓秦始皇“鞭石成桥”遗迹，可知四库馆臣所说不诬，所谓海中石碑云云，亦不妨姑且以文人戏语视之，至少它丝毫无助于证明赣榆“秦始皇碑”会与始皇帝之琅邪刻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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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论赣榆“秦始皇碑”，是以《晋书·地道记》与《水经·淮水注》的记载相互印证。从上一节订正过后的《晋书·地道记》文字来看，这两部书中的相关内容，几乎如出一辙（《水经注》之“潮水至，加其上三丈”，“三丈”也应是“三尺”的讹误），自然应同属一事，而且在二者之间一定具有因袭关系。按照其成书时间的先后顺序，则只能是《水经注》袭用《晋书·地道记》的文字〔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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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这一源流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上述两书有关秦始皇碑的记载虽然基本雷同，但也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差别，这就是《地道记》记述此碑在“海中去岸百五十步”处，而《水经·淮水注》的记载，却是“赣榆县北，东侧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百五十步”〔173〕，一在海岸线外一百五十步，一在海岸线内一百五十步，位置正好相反，其间必有一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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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水经注》有关“秦始皇碑”的记述，出自《晋书·地道记》，但郦道元所见王隐书文本，却也可能独具优胜之处。审度《水经注》的记述，可见其叙述“秦始皇碑”之所在，包括赣榆县城和“山”在内各项地理要素的相对位置关系，都非常明确，因此，通常不大容易存在讹误。相比之下，今所见《晋书·地道记》却只记有此碑与海岸线的距离，则比较容易产生舛误。若假设《水经注》采录的文字，更为准确、完整地保存了《地道记》原本的面貌，那么，此书在另一流传过程之中，要是有人无意之间将“去海百五十步”错写作“去岸百五十步”，后来复又有人在前面缀加“海中”二字，就会成为现在见到的样子。更为重要的是海水波涛汹涌，常年激荡不已，特地到茫茫大海上孤零零地竖立一块石碑，明显违背常理；而且这种水中石刻，世人大多也无从观摩，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所谓“秦始皇碑”的位置，一定要以《水经注》的记载为是，即位于赣榆县东北面海边的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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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赣榆“秦始皇碑”所在的位置，还有另外一种记载，需要澄清。《大清一统志》记载海州赣榆县东北有“秦碑”，其下引述《晋书·地道记》和《水经·淮水注》关于“秦始皇碑”的记载作为说明，文末记云：“旧志，在海中秦山。”〔174〕而同书复记此“秦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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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山，在赣榆县东四十里海中。相传秦始皇尝登此勒石，今存。山前名棋子湾，西南水底有神路三十里，阔数尺，由岸直抵山麓，亦传为始皇所筑。洪涛浸激，至今不圮。〔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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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有很多人赋诗吟咏这一古迹，如乾隆年间人谢元淮之《游秦山》诗中即有句云：“异哉秦皇帝，刻石扶桑边。”作者自注：“山东二石如人，下有秦始皇石刻。”谢氏且亦同时引述王隐和郦道元的记述，作为说明〔176〕。这种说法，向前追溯，可以在康熙年间纂集的《古今图书集成》中找到相同的记载，其记述此碑使用的词句是：“旧传秦始皇登此求神仙，勒石而去，石至今存。”〔177〕若再向前追溯，在万历初年修成的《淮安府志》当中，便未能找到丝毫踪影，书中述及“秦始皇碑”，只是照样转录王隐《地道记》的记载，而没有附加任何说明文字〔178〕。这种情况，说明秦山岛上所谓“秦始皇碑”，缺乏比较可信的早期文献记载，很可能是出于明末以来好事者附会，清人谓其出自“相传”、“旧传”，固已知悉此等传说本不足以云信史〔179〕。退一步讲，即使此碑确属秦始皇遗物，也是与《晋书·地道记》所记完全不同的另一石刻，当然也与秦始皇琅邪刻石无关（秦始皇痴迷于寻求海外神山，该碑若确属嬴秦故物，或者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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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东巡郡县，前后凡刻石六所，皆用以颂秦功德，所刻铭文，则无不语辞繁复，累累数百言，而赣榆海边这座“秦始皇碑”，却只有寥寥一十二字，它究竟用于什么目的，又何以竖立在这样的地方，都颇为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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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绎其间缘由，需要先来看一看秦始皇时期另一处类似的石刻碑铭。《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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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湮谷，直通之。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于是立石东海上胊界中，以为秦东门。〔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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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胊”是秦东海郡的属县，《汉书·地理志》于东海郡胊县下所附班固自注，亦述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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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立石海上，以为东门阙。〔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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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是指海边（关于这一点，下面第七节还要具体论述），《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博物记》即记作“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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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胊）县东北海边植石，秦所立之东门。〔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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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记载表明，当时是在胊县东侧的东海岸上竖立了一块石碑，用以标志秦王朝的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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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淮水北岸叉流游水北向流淌所经行地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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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朐山西。始皇三十五年，于胊县立石海上，以为秦之东门。东北海中有大洲，谓之郁洲，《山海经》所谓“郁山在海中”者也。〔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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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朐山和郁洲都在今江苏连云港市区，朐山今名锦屏山，郁洲后称云台山，当时还没有成陆，与朐山隔海相望。另外，考古学者已经判明，秦汉朐县故址在今连云港市海州街道，位于朐山北侧〔184〕。由此可以推断，秦始皇植立石碑的地方，大致应当在朐山东麓的海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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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朐山和朐县城东面六七里以外的孔望山南侧，有汉东海庙遗址〔185〕。东汉灵帝熹平元年，立有《东海庙碑》，记东海相南阳桓君与山阳满君在永寿元年和熹平元年相继修建祠庙事。碑文在宋代即多有阙泐，其篇末颂词中有残句云“□（原文此处为框，下同）阙倚倾，於铄桓君，是缮是修”，碑阴复另有残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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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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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撰人不详之《天下碑录》，著录有“汉秦始皇碑”，乃“东海相任恭修理祠，于碑背刻，在朐山”。宋人洪适以为满君《东海庙碑》碑阴残字，似即任恭《秦始皇碑》，其刊刻时间当“又在满君之后”，所说应是；洪氏且谓此《秦始皇碑》所载“秦东门事”，乃“（《东海庙碑》）颂所谓倚倾之阙者”〔186〕。所谓“倚倾之阙”应当是指秦始皇植立的碑石，已经有所倾斜。据此，始皇所立秦东门阙碑石，应当在汉东海庙附近，结合《博物记》石在“县东北海边”的记载，或许要再稍偏北一些〔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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