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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顾颉刚等人所创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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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从唐代到清代，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似乎就需要变换思路，脱离“陆梁”作为普通拟态语辞的语义，或是与此类似的“强梁”这一词义，看看从其他角度，是不是能够切入其固有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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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曾参照秦汉时期诸如乌伤、无锡、张掖、玄菟这样一些外族语音地名的情况，指出当时在中原王朝周边新开辟的土地上，有许多地名“沿袭了原住居民对该地的旧称，汉字只是记录了这些地名的音读，并非转译了它的原意”，陆梁就应该是这样，“不可以按照字面强解”，其字源“当与古越语有关”。周氏还具体分析指出，在南方一些由古越语发展而来的少数民族语言当中，可以看到“陆〔lu:k〕这个音含有山地、山谷的意思”，梁“在某些少数民族语言中，它也代表山谷”，而且云南有陆良县，旧称“陆凉”，又名“陆郎”，正犹如“陆梁”的另一种记音形式，足以印证上述推论〔18〕。这种看法，确实很有道理。常语云“每下愈况”，《汉书》记载匈奴地界有“阘敦（tàdùn）地”和“嗕姑地”〔19〕，西域有“乌贪訾离地”〔20〕，更一望可知是利用汉字读音来记述当地族属行用的地名，“陆梁”自然完全有可能是出自岭南原住居民语音的一个记音地名，值得进一步探讨，甚至径行信为正解。至少迄至目前为止，周氏此说要远比司马贞和张守节诸人的注释通顺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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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潘光旦亦从当地原住民语音角度，思考过这一问题。潘氏以为“陆”和“梁”分别出自两个“当地人自称之音”，“陆”即“骆”，也就是“瓯骆”，“梁”近“高凉”之“凉”，“‘瓯骆’、‘高凉’，皆‘仡佬’也，而此一带为仡佬或‘僮牯老’之聚居地无疑”〔21〕。依潘氏之意，“陆梁”云者殆与春秋时期所谓“陆浑之戎”性质相似，是两个族属自用的名称。令人费解的是，《史记》既然用“陆梁”来代指岭南，“陆”和“梁”这两个族属在五岭以南必然最为众所知闻，亦必习称于中原汉人之口，然而《史记》、《汉书》述及南粤土著居民，何以屡屡称道“瓯骆”一部，“陆梁”之族竟从未有人提起？需要指出的是，潘光旦当年只是把这些内容批注在摘录史料的卡片上，缺少相应的论证环节，明显属于备忘待考的性质，因而只能说提出了一个仅供他本人进一步思索的路径，并不能视作公诸于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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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想法，都有助于深入认识这一问题，但目前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或许仍有必要重新考察“陆梁”二字，看看在唐人旧诂之外，是不是另有汉语本身的词义尚待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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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后期都江堰建成之后，川西成都平原便号称“陆海”，复谓之“天府”。上个世纪30年代末，顾颉刚由此得到启发，以为“‘陆海’‘陆梁’二名，颇有映带之趣。梁即山，一谓陆上之海，一谓陆中之山，山海皆藏珍蕴奇之所也”。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一点，顾氏还引证《淮南子》的记载，以为秦始皇时尉屠睢率军征伐包括岭南地区在内的百越诸族，是缘于始皇帝“利越之犀角、象牙、翡翠、珠玑”，从而论述说“越之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项物产“即其地所以名‘陆梁’之故也”〔22〕。从表面形式上看，这种说法好像颇有道理，但仔细斟酌，却存在很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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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成都平原在古代不光有“陆海”之名，战国时秦将司马错尚且另行称之为“西海”，唐人司马贞谓“海者珍藏所聚生，犹谓秦中为‘陆海’也”〔23〕。这也就是说，在用“陆海”来形容其地富饶这一点上，川西与秦中亦即关中地区是完全相同的，而且早在战国时期，秦国即以其“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而被誉称为“天府”〔24〕。梳理相关史事，可知称关中为“陆海”，始见于东方朔谏阻汉武帝兴建上林苑的奏疏，乃谓之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洛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唐人颜师古释曰：“高平曰陆，关中地高故称耳。海者，万物所出，言关中山川物产饶富，是以谓之陆海也。”〔25〕颜氏所说“高平曰陆”虽是承自古训〔26〕，却未免求之过为苛细，其实“陆海”之“陆”不过表示与“水域”相对应之“陆地”而已，关中盆地与川西平原两地亦固非“高平”之地也，而所谓“陆海”应如顾颉刚所说，只是“陆上之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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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师古说美称“物产饶富”的关中地区为“陆海”亦即陆上之海，是因为万物皆产于海，这一点也不是十分准确。更准确地说，应是缘于海外出产的奇珍异宝，此即《淮南子》所说“犀角、象牙、翡翠、珠玑”之类高档奢侈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27〕《汉书·地理志》当中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谓其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28〕。《史记》和《汉书》都特别强调这些特产出自近海的番禺，是因为其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物品来自海外贸易。譬如，考古发掘的实物已经证明，舶至番禺的犀牛产品，其产地包括东南亚、印度甚至非洲等地，象牙的产地也远达非洲〔29〕，而《汉书·地理志》更明确记述说，从比番禺更南的日南郡或合浦郡的徐闻、合浦等地出海南行，“入海市明珠、璧流离（琉璃）、奇石异物”，有“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所得大珠可至“围二寸以下”〔30〕；《汉书》还记载由岭南输入内地的“珠、犀、瑇瑁”，有一部分即或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番禺海外的“珠厓”，也就是现在的海南岛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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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一状况，当时人才会用“陆海”来比拟关中和川西平原地带的富饶。所以，并不能简单地将表示山地的“梁”与象征海外珍宝贸易的“海”相互并比，从而类推出“陆梁”的用法〔32〕。东方朔在讲述关中为“陆海”之地时，还具体列举了当地的主要物产，其中首先就谈到“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卬（仰）足也”〔33〕，《汉书·地理志》更清楚记述说，关中“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34〕，若谓“陆梁”的语义等同于“陆海”，东方朔何不径行名之曰“陆梁”，以便更切合于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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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顾氏此说存在很多不易索解的问题，还需要慎重考虑。后来至1962年夏天，黄永年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中，对此提出新的解释，以为“南越之地，北有五岭，乃秦进军南越所必经，越人且凭此山险以抗秦，窃谓‘陆梁’之名殆由五岭而来，所谓‘陆梁地’即‘大陆上的山岭地区’之谓”。顾颉刚在读书笔记中抄录了上述内容，并批注云：“此说甚是，当并入《九州名义》。”〔35〕这也就意味着顾氏放弃了旧有的观点而改从黄永年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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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年提出上述新的看法，本是基于顾颉刚过去对梁州名义所做解释。上个世纪30年代，顾氏在西部陇蜀地区见到当地山岭多以“某梁”命名，从而悟得“梁有兀然高出之义：水际以堤与桥为最高，故称堤与桥曰梁；屋宇以脊为最高，故名承脊之木曰梁；山以巅为最高，故山巅亦曰梁，梁声转而为岭，今言岭古言梁也。九州之中以梁州为最多山，有山即有巅，山多则群峰乱目，言梁州者犹之言‘山州’耳，亦犹之称吴越间曰‘江乡水国’耳”〔36〕。黄永年因之推衍其义，以为“正可援释‘陆梁’”〔37〕，这才推测“‘陆梁地’即‘大陆上的山岭地区’”。实质上，这只是对顾颉刚原有观点的一种修正，即割弃不谈其与“陆海”天府的比附而仅仅保留“陆中之山”这一基本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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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推论自然较顾氏旧说更为顺畅，不过却有一点令人费解：即撤掉“陆海”这一陪衬之后，山岭本来就是陆地上普遍存在的地貌，秦汉时人何以还要特别强调其位居大陆之上呢？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逻辑前提，假若不能就此做出合理的解释，对“陆梁”或“陆梁地”的涵义，似乎就还可以再做更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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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泽梁”与“陆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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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先前提出的具体结论，虽然不甚合乎情理，但他试图通过类比近似词语来推导“陆梁”涵义的研究方法，对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却很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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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梁惠王》当中如下一段记载，或许可以为我们分析“陆梁”的语义，提供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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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譏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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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表述，尚见于《荀子》之《王制》篇：“王者之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幾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38〕东汉人赵岐释《孟子》之“泽梁无禁”为“陂池鱼梁不设禁，与民共之也”；宋人孙奭也说是“川泽鱼梁之所，但与民共之，而不设禁止之法”〔39〕；朱熹《孟子集注》同样释云：“泽，谓潴水；梁，谓鱼梁。与民同利，不设禁也。”〔40〕对文中“泽”与“梁”的关系，表述得都不够清楚，即难以确知所谓“陂池”或“川泽”与“鱼梁”之间究竟是有主有从的修饰关系，还是不分轩轾的并列关系。从《孟子·梁惠王》文中“泽梁无禁”是与下文“罪人不孥”相对举的情况来推测，“泽梁”二字应该如同“罪人”一样前后连读，即“泽”是“梁”的限定语，孟子所说乃“泽中之梁”，只是所谓“泽”者应是泛指包括河川湖泊在内的一切水泽，而按照东汉以后的习惯，这种“梁”又可以径称作“鱼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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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理解，可以在秦汉时期其他典籍中得到印证。《礼记·王制》谓“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41〕。《韩诗外传》中则记有和《荀子》非常相似的文句，谓“王者之等赋正事，田野什一，关市譏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入而不禁”〔42〕。刘向《说苑》和《新序》两书记述春秋时期史事，亦分别提及“废泽梁之禁，弛关市之征”和“关市无征、泽梁毋赋敛”〔43〕。至东汉人毛亨注《诗》，也谈到“罟必四寸，然后入泽梁”〔44〕。几处所说“泽梁”，正与《孟子·梁惠王》和《荀子·王制》的用法相同，愈加显示出这是一个固定搭配的词组，而《夏小正》中亦有与《礼记·王制》类似记载云“（十二月）虞人入梁”〔45〕；又《礼记·礼运》谓圣王“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东汉时人郑玄注云：“用水，谓渔人以时渔为梁。”〔46〕今本《孔子家语》载录与《礼记》相同的文字，而王肃在三国时为之作注曰：“用水，渔人以时入泽梁。”〔47〕这些用法，恰好反映出“泽”字在这里只是“梁”的限定词语，有时也可以省略不用。清人王夫之训释《礼记·王制》云：“‘泽梁’者，就泽为梁栫，以邀鱼而取之。”〔48〕这可以说是对“泽梁”一语最好的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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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泽之中设梁捉鱼，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捕捞方法。比《孟子》更早，在《诗经》中对这种“鱼梁”就有许多描述。如《诗·谷风》有句云：“毋逝我梁，毋发我笱。”东汉人毛亨注曰：“梁，鱼梁；笱，所以捕鱼也。”唐孔颖达进一步疏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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笱者，捕鱼之器，即梁为鱼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己所自专之辞，即亦为鱼梁也。《有狐》云“在彼淇梁”，《传》曰“石绝水曰梁”；《候人》云“维鹈在梁”，《传》曰“梁水中之梁”；《鸳鸯》云“鸳鸯在梁”，《笺》云“石绝水之梁”；《白华》亦云“有鹙在梁”，又云“鸳鸯在梁”，皆鸟兽所在，非人所往还之处，即皆非桥梁矣，故以石绝水解之，此石绝水之梁，亦是鱼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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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修筑鱼梁，在春秋时期已经相当普遍。《周礼》复记述有所谓“人”，其职事系“掌以时为梁”。这个“人”本是“渔人”的假借写法，“以时为梁”这句话中的“梁”字，显然也是指“鱼梁”〔50〕。清人黄模以为前述《夏小正》“虞人入梁”之“虞人”，与此“‘掌以时为梁’职同，则《小正》之‘虞人’乃《周官》之‘人’”〔51〕。这些情况反映出用鱼梁捕鱼或许还有更早的渊源，并且一直是派有专员司理的朝政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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