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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禹贡》梁州与“治梁及岐”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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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梁”名义既已推断如是，由此再稍加发挥，则《禹贡》九州之“梁州”，似乎亦可循此“鱼梁”之义解之。关于“梁州”得名的缘由，古今学者议论纷如，迄今莫衷一是。诸如顾颉刚对“梁州”名义的解读，前面第二节已经有所叙述，即谓系以梁州境内最为多山而得名，“言梁州者犹之言‘山州’耳”〔108〕。这种说法看似顺情合理，实际上窒碍难通。盖顾氏谓山巅曰梁，乃是晚出的用法，秦汉以前还没有见到这样的用例。蜀地固然有理由称为“山州”，但“言梁州者”却不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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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谓“华阳、黑水惟梁州”，华山自然是梁州分界的重要标志，而华山不过是终南山脉亦即秦岭的标志性山峰，说明东西横亘的秦岭，正是先秦以前中原人士瞩望今四川盆地及其西南地区最为首要的着眼点。从中原角度观察，对比秦岭山脉之于四川盆地与南岭山脉之于珠江流域等岭南地区，可以看到明显的共同特征，即二者同样犹如一道陆梁，因此，《禹贡》梁州完全有可能也是因其北界状若陆梁而得名。正像捕鱼的“泽梁”原本仅单称为“梁”一样，徒称“梁”字，同样也可以寄寓“陆梁”的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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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此“梁”字本义更进一步推衍，则古代一些称作“梁山”或者是被错误理解为“梁山”的地名，也很有可能是取自其山体外形类似鱼梁，就像前面第三节所说福建浦城的“鱼梁岭”一样。在这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禹贡》“治梁及岐”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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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伪孔传以及唐孔颖达《正义》，以为夏禹所治之“梁”是指梁山，梁山属《禹贡》雍州，《汉书·地理志》谓其地在左冯翊夏阳县西北；“岐”则指岐山，在西汉右扶风属下美阳县的西北，同样处于《禹贡》雍州境内。这也是传统的主流看法〔109〕。然而，《禹贡》所记，本是托名于夏禹治水之事，其“既载壶口，治梁及岐”云云是大禹治理冀州水土开篇的话，甚至也可以说是《禹贡》“主文”起首第一句话，何以竟会如此不着调，陡然西向，窜走雍州，并且远届渭水上游，复又返身急转，跨越黄河，跑回冀州界内，继之“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圣门后学，虽然想出许多办法为之疏解，终究仍难以令人释然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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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案晋郭璞注《山海经》，尝引述《尸子》语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于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110〕这段话显然是在讲大禹治水之前洪流遍野漫无归属的情况，在秦汉时期有很大影响。虽然没有明确标示书名，但相互对比可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两书都从中采录过相应的内容，并且还清楚谈到所谓龙门开辟与夏禹治水的关系。例如在《吕氏春秋》当中，“河出于孟门之上”以下数句为：“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髙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洪）水”，文义较郭璞《山海经》注引用的佚文稍显明晰，似更近于《尸子》原貌；更为重要的是，《吕氏春秋》随之还写有“禹于是疏河决江”这句点明榜题的关键词句〔111〕，使之文义完整，按理说也应当是袭用《尸子》旧文。因而，后人也就更有理由，将此“吕梁”与《禹贡》“治梁及岐”之所谓“梁山”等同为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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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时人胡渭梳理北魏以前与此相关的一些论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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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皆言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三《子》所称吕梁山，即《禹贡》之梁山也。《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公羊》曰：“梁山，河上山。”《穀梁》曰：“壅遏河三日不流。”《水经》“河水南出龙门口”，注云：“昔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谓斯处也。即《经》所谓龙门矣。《魏土地》记曰：‘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广八十步，岩际镌迹，遗功尚存。’河水又南迳梁山原东。山在夏阳县西，临于河上。”渭按：梁山之崩能壅河，则俯瞰河流可知，信为禹凿之馀。三《子》所称吕梁，即此山之别名矣。郦道元以为在离石县界，其言曰：“善无水西流，历吕梁之山而为吕梁洪，巨石崇竦，壁立千寻，河流激荡，震天动地。昔吕梁未辟，河出孟门之上，盖大禹所辟以通河也。司马彪曰‘吕梁在离石县西’。今于县西历山寻河，并无遏阻，至是乃为巨险，即古吕梁矣，在离石北以东可二百馀里。”〔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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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人晁说之的《书传》以及南宋蔡沈所著《书经集传》，因之以离石西侧之吕梁当《禹贡》梁山。盖揆诸事理，“若从古注，则雍州山，距冀州甚远，壶口、太原不相涉”，故晁氏“用《水经注》，以为吕梁、狐岐”〔113〕；蔡氏乃谓“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吕梁山也，在今石州离石县东北”〔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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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说之和蔡沈这一派人的意见，本来为认识所谓“梁山”的位置找到了比较合理的方向，此乃宋学之理性思辨精神使然。南宋时人洪迈记述晁氏经学造诣，谓其“留意六经之学，各著一书，发明其旨，故有《易规》、《书传》、《诗序论》、《中庸》、《洪范传》、《三传说》，其说多与世儒异”，洪氏对此赞赏有加，云“晁公之于群经，可谓自信笃而不诡随者矣”。具体在《尚书》方面，晁说之乃抨击世儒俗学云：“《禹贡》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经水。”〔115〕可知晁氏所倡新说，系从大处着眼所致，不容忽视放过，而蔡沈执笔撰写《书经集传》，本是尊奉乃师朱熹之命，读解《尚书》尤能体现朱子所重“大本大原，大纲大目”〔116〕，书中除大量承用本师讲说之外，还斟酌采录有欧阳修以来诸如刘攽、苏轼、王安石、林之奇等人的观点，王国维云“可谓集宋人之大成者也”〔117〕，并不是偶然与晁氏暗合其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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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清代初年，阎若璩却对此提出强烈反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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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梁及岐，孔安国传梁、岐二山在雍州，晁以道（案晁说之字“以道”）本《水经注》作吕梁、狐岐，改入冀州，今亦未论其确与否。第蔡《传》云梁在石州离石县东北，是今汾州府永宁州东北一百里之吕梁山本名骨脊山者，去黄河一百五十馀里；岐在汾州介休县，今却在孝义县西八十里盘村原山名狐岐者，去黄河二百三四十里，谓尧时洪水怀襄，大河泛滥，至此二山下，须禹治之则可，蔡氏竟认为古河迳之，险阨与龙门一般，二山河水所经，治之所以开河道也，不几眯目而道黑白者乎？虽生长东南，误不应至此。〔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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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从具体位置的准确性上来讲，阎若璩的说法，看起来确实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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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把所谓“梁山”定在离石，存在的问题并不在于距离黄河河道是否过于辽远（因为《禹贡》“治梁及岐”下文所说“既修太原，至于岳阳”〔119〕，就与黄河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尸子》诸书既然说“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于孟门之上，大溢逆流”，那么，“吕梁”或者所谓“梁山”，便不应该坐落在孟门的上游河段，而孟门的位置，在《水经注》中本来有着非常清楚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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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南迳北屈县故城西，西四十里有风山。风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门山。《山海经》曰：“孟门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黄垩涅石。”《淮南子》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故《穆天子传》曰“北登孟门九河之隥”，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实为河之巨阨，兼孟门津之名矣。此石经始禹凿，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巨石临危，若坠复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冲，素气浮云，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濬波颓叠，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龙门，流浮竹”，非驷马之追也。〔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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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董祐诚释此“河南孟门山”句云：“山在河中，故曰河南。”〔121〕这一地理位置，经后人考订，已经可以完全确定，简单地说，就是现在黄河壶口下游约5公里处孤立于河道中央的孟门山，而阅读上面引文可知，《水经注》记述的孟门黄河水流景象，酷似现在的壶口瀑布，故史念海非常精辟地指出：“只有这里的黄河水势才能担当得起壶口这个形象化的名称。”也就是说，在郦道元撰述《水经注》的北魏时期，黄河壶口瀑布要比现在偏向下游5公里左右，与所谓“孟门”或“孟门山”同在一地，壶口瀑布改至现今的位置，是黄河水流长期侵蚀而使之逐渐向上游移动的结果〔122〕。所以，“吕梁”或者“梁山”绝不可能位于今孟门山河段以北的上游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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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康熙年间，有很多人对这一问题，持有与阎若璩相同的看法。例如蒋廷锡即以为蔡沈所指梁、岐两山“去河甚远，不得谓河水所经”〔123〕；又如胡渭更直接推崇“百诗（案阎若璩字“百诗”）言甚覈”〔124〕。由于《禹贡锥指》是《禹贡》研究史上一部具有崇高声望的集大成之作，稍后秦蕙田在雍正乾隆年间撰著《五礼通考》，便是依照原样移录蒋、胡两人成说〔125〕。与此同时，撰著《春秋大事表》的古史名家顾栋高，虽然对岐山位置过于偏西，略有异义，却还是回护伪孔传旧解〔126〕。嘉庆时方溶著《禹贡分笺》，以及嘉庆道光年间潜心于舆地沿革而撰著《方舆考证》的许鸿磐，也都同样承用乃至极力弥缝胡渭的观点〔127〕。其后，直至成蓉镜在清朝末年撰著《禹贡班义述》，仍然是沿袭这种说法〔128〕。因此，似乎可以将其视作清代以前学者的主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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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说之和蔡沈等人将梁山定在离石附近虽说不够合理，却并不等于他们认为所谓梁、岐二山不应从属于雍州这一基本看法也不符合实际。如同方观承在参订《五礼通考》时针对蒋廷锡、胡渭以及秦蕙田等人观点所说的话：“方序冀州，不应越冀而搀入雍州之山也。”〔129〕戴震亦有类似论述云：“冀州所宜治者，全具于是，不得谓因壶口一役，兼及河西雍州也。”〔130〕阎若璩以下诸人对于这一根本性问题所做的解释，同样过于牵强，无法取信于人，这正是方东树批评清代考据学家“虽有左验而实乖义理”的地方〔131〕，亦即汉学家一味偏主所谓“实事”之弊，故后来仍有沈彤等人对此持有异议〔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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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岐二山在雍州不合乎情理，冀州界内又不易确指其所在的位置，那么，尝试变换另外一种思路，或许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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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禹贡》在“治梁及岐”前面谈到的“壶口”。历代经学家对此也是聚讼纷纭，歧说叠出。为简省累赘，这里姑且引述成蓉镜所做撮述，以见其基本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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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注：“《地理志》：‘壶口山，在河东北屈县之东南。’”《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壶口山，在河东北屈县东南。”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河东郡北屈有壶口山。”并本班义。北屈故县在今山西平阳府吉州北。据《汉志》、郑《注》、《水经》，壶口当在吉州东南，近人谓在吉州西南，其误自唐李泰始。《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壶口在慈州吉昌县西南五十里”，乐史《太平寰宇记》本之，云“壶口在吉乡县西南五十里”，吉昌、吉乡皆今吉州治，而州志及胡氏渭《禹贡锥指》、蒋氏廷锡《尚书地理今释》，并谓在州西南七十里，《尚书后案》、《地理志斠注》同《山西通志》，复谓在州西七十里。〔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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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略而言，或谓在今吉县东南，或谓在今吉县西南，都是把“壶口”视作山名。然而，《禹贡》冀州项下只是说“既载壶口”，并没有明确讲这个“壶口”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名，对此还需要做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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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此“壶口”为山岳之名，而今所能见到最早的文献记载，系出自东汉经学家马融〔134〕。《禹贡》之“导山”部分，开头即记述“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135〕，这里所说“壶口”，当然是用作山名，而且这一壶口山就是坐落在黄河东侧的冀州界内，马融以及后世学者，都是将此导山“壶口”与冀州“既载壶口”的“壶口”视同一事，自然要在黄河东岸寻找名称相同的山岳，来比定冀州“壶口”的位置，《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北屈县下所释“《禹贡》壶口山”正与此吻合〔136〕。然而，《禹贡》当中有不止一种同称异位的地名，如上面引述的“导岍及岐，至于荆山”的“荆山”在雍州，而下文复有“导嶓冢至于荆山”的“荆山”则在荆州，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考虑到这种同名异地的情况，我们也就不必过分拘泥传统经学家的解释，而要更多关注《禹贡》原文所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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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蓉镜在疏释这一“壶口”时，以为“诸书所指为壶口者，即古之孟门山”，此即“《尸子》、《吕览》、《淮南子》所云‘河出孟门之上’者也”。虽然成氏仍旧固执《汉书·地理志》壶口山之所在，以为“壶口当在吉州东南”，并且以为壶口系与孟门一脉相连，为“孟门之东山”〔137〕，但他统合考虑壶口与孟门两地的思路，符合《禹贡》以夏禹治水为核心的撰述宗旨，启发我们可以循此路径，重新思索壶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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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成蓉镜之前很久，就有一些著述把壶口与孟门的位置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做法，至迟可以追溯到明代宗景泰年间纂修的《寰宇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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