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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二、航运状况及相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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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渭河下游与漕渠上的粮食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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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初年,朝廷内外各方面的用度都相对比较节俭,因此,没有从关东各地漕运粮食到京城。到了开皇三年的时候,由于京师仓廪储备已经逐渐空虚,不敷这个庞大王朝都城的支用,若是京城周围的关中地区再遇到水旱灾害,京城的用粮也就无法保障了。为此,隋文帝杨坚始颁下诏书,责令在关东一些河流沿岸的州内,募集人丁运米,同时在黄河岸边的“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通过这些粮仓存贮附近地区的粮食,然后一级一级“转相灌注”,次第西运,把关东地区的粮食运往京师大兴城。这是隋代首次启动渭河航运来运输漕粮〔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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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时在华州设置的广通仓,位于渭河口附近的渭河南岸。这个广通仓同广通渠一样,也是冲犯隋炀帝杨广的名讳,所以,在杨广登基后被改名为永丰仓〔67〕。渭河上的漕船自然要在这里停泊,因此,这里也是渭河上重要的漕运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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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漕运启用了仅仅一年,就发现存在有严重的航运障碍。这主要是渭河河床淤积泥沙过多,“流乍深乍浅”,致使航道许多地段已经淤浅阻碍航行,“漕运者苦之”。在这种情况下,隋文帝只好又施用汉朝旧策,于开皇三年,下令开挖漕渠〔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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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四年九月,漕渠通水。隋文帝亲临灞河岸边,观看通水的情况〔69〕。开挖漕渠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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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使用漕渠运输关东的漕粮,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不过,维持漕渠通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大业二年以后,隋炀帝移都洛阳,已经没有多大必要再多向关中漕运粮食,因而,便不必在漕渠上花费大多的力气,估计最迟至大业二年,漕渠就已经不再通漕。这样计算,隋代漕渠的整个使用期限,不会超过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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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初年和隋朝初年一样,也没有从关东各地大量漕运粮食。在高祖武德和高宗永徽年间,姜行本、薛大鼎、褚朗等人曾先后上言,建议在不同地区开挖渠道,水运物资,可是,却一直没有利用渭河水道向关中大规模输送粮食等物资。显而易见,这时各地的经济还没有从隋末战乱的严重破坏中恢复过来,既不宜过多征收粮食,也不便征发太多劳役。当时每年只是从关东陆运二十万石上下的粮食,数额很小,微不足道。高宗咸亨三年,关中遭遇饥馑,粮食严重匮乏,这才按照监察御史王师顺的建议,通过渭河,漕运河东绛州的粮食入京,并在东渭桥头设置渭桥仓,存储通过渭河运来的粮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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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渭桥仓也是个重要的运输码头。在漕运旺季,东渭桥头舟航聚集,甚至略有几分江南水乡的景象,唐德宗贞元人李观,尝谓桥下“舟者如徼”〔71〕;大中、咸通间人李频亦曾描述云:“秦地有吴洲,千樯渭曲头。”〔72〕除了东渭桥仓以外,唐代还沿用了隋代的永丰仓,作为渭河口上的码头和仓库〔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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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东渭桥仓再向西,在禁苑内汉长安城的西北角,也就是中渭桥的南头岸边,还设有一个粮仓,这个粮仓也叫太仓〔74〕。由于唐代的太仓本来设在宫城掖庭宫的北面〔75〕,所以,对这两处太仓的关系,从很早就引起过争议〔76〕。其实,长安城附近的几个仓储,都可以冠以太仓之名。例如东渭桥仓有时就又被称为“东渭桥太仓”〔77〕,而长安城禁苑西北的这座太仓,为了与宫城中的太仓相区别,另外又有一个名称,是被称作“北太仓”〔78〕。北太仓的渭河运输码头当然就在中渭桥边。《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贞元年间韩滉、杜亚运送江南粮米至“东、西渭桥仓”〔79〕,西渭桥有仓未见到其他文献记载,所以,这里的“西渭桥仓”很有可能就是“中渭桥仓”的错讹,指的就是这个北太仓。北太仓的地位和作用似乎远远不能与东渭桥仓相比,大多数漕船应该还是停泊在东渭桥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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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开通渭河漕运以后,运送到关中的粮食,比以前有所增多。然而,朝廷的财政开支和粮食需求这时也在大幅度增长。由于三门峡险段河道对黄河水运的阻碍,以及渭河水运的艰难,还是供不应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当时采取过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皇帝率领百官诸臣一起跑到洛阳去“就食”,也就是到那里去吃住花用,以减少一些长安城的开销。据有人统计,高宗朝总共去过洛阳6次,玄宗也去过5次,唐中宗李显对此颇感愤怒,径称皇帝就食东都乃是沦落成为“逐粮天子”。另一种办法是在遭到严重饥馑的时候,陆运粮食入京,以解决普通百姓的生计。但这样做代价也很高,陆运急迫时甚至会把拉车的耕牛累死十之八九〔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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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来京师,唐玄宗向他征询解决漕运的办法。裴耀卿提出在整个漕路上根据南北东西不同水道各自的特点,令当地水工,分段转运,在各转运地点,沿水路设置码头和粮仓,河道水量丰盛时则行舟启运,水浅受阻时则藏粮于仓。他提出的这个办法,实际上在隋文帝时已经实行过,并没有什么特别独到的地方,而且他在沿河各地设仓的想法,也就是想要沿用隋代旧址重建新仓。当时唐玄宗没有重视裴耀卿的意见。三年之后,裴耀卿升任京兆尹,正遇到京师附近遭受水灾,谷价腾升,唐玄宗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又一次到京都洛阳去“就食”。这时,实在被漕运不济而困扰不堪的唐玄宗才重又想到了裴耀卿提出的建议。于是,裴耀卿得到机会,又一次向唐玄宗详细陈述了自己的设想。这次玄宗皇帝龙颜大悦,当即擢拔裴耀卿为宰相,并兼任“江淮都转运使”,统筹实施他的漕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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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耀卿的漕运改革办法,简单地说,就是节级转运,渭河口上的永丰仓,本来也就是隋代节级转运的产物,再向远追溯,西汉设在这里的京师仓,起的也是同样的作用。因此,若是仅仅对于渭河水运来说,裴耀卿的方案,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改良作用。裴耀卿的漕运方案中意义最大、也最为关键的地方,是在三门峡附近开辟了十八里山路,并在这条道路的东、西两端,沿河设置粮仓,使河运避开动辄覆舟的三门峡险段,改用陆运转输。裴耀卿这一方案,施行三年,共漕运到关中七百万石粮食,即平均每年漕运二百三十多万石,主要也是因为较好地解决了河运中的这个卡脖子地段的问题。至于由渭河口到京师东渭桥仓的运输,并没有改善任何航运条件,只不过是让船工们再多付出一些苦力和朝廷多付出一些代价而已。人们当时用“斗钱运斗米”来形容运输的巨大耗费和艰难情形〔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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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耀卿罢任之后,每年漕运到京城的粮食,仍维持在一百万至一百八十万之间,比起唐初二十万石的数额来说,已经增加了许多〔82〕。对于这样的高额运输量,渭河航运是很难长久承负的。于是,天宝元年,唐玄宗又任用韦坚开挖漕渠,试图用漕渠替代渭河水运,以缓解粮食运输的困难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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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坚开挖的漕渠,大部分地段仍沿用隋代漕渠的旧道,东端渠道尾闾汇入渭河的地方,仍然可以和隋代一样,在永丰仓下设置码头,以便转输漕粮。浐河西岸的广运潭,是漕渠最大的码头,在漕渠开通的庆典上,一次便有二三百只船舶停泊在这里〔83〕。接近广运潭的苑墙光泰门外,唐代有一个村庄叫米仓村〔84〕。按照它的相对位置关系,这个村庄就应当在广运潭边。顾名思义,应当是漕渠畅通时在广运潭边设置了粮仓,才会产生米仓村这个名字。此外,禁苑西北角的北太仓,仍然可以通过漕渠运输粮食。这一般应当是从广运潭启航,沿漕渠西行,穿行禁苑当中,到汉长安城边时,再沿南山漕河向北,运送到禁苑西北边的北太仓〔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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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渠开通之后,一时也曾产生过较大效益。天宝二年当年,漕运关东粟米四百多万石,开创了隋唐以来的历史最高记录。但是,这个数字里面肯定也包含很多其他人为的因素,韦坚为了取悦于玄宗以邀功,必然会采取其他手段促使漕额暂时增长起来。以后天宝年间的正常运额是二百五十万石,而且这并不是完全依靠漕渠运输,其中还有部分陆运的份额〔86〕。由天宝年间水陆运并用这一情况推测,开元年间裴耀卿运入关中以及继此之后由关东西运入关的粮食当中,很可能也有一部分是来自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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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坚开凿的漕渠,与汉代和隋代的漕渠相比,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因此,它也不能避免汉、隋漕渠很快就被湮塞废弃的命运。灞水和浐水等河流的冲激填淤,对韦坚的漕渠构成了很大威胁。每当夏季大雨之时,灞水和浐水等与漕渠相交叉穿越的渭河支流暴涨,漕渠必然要受到洪水严重冲激,水退以后则又要淤下许多泥沙,航运便不能不受到阻滞〔87〕。因此,也就必须辅以陆运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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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爆发,整个河淮地区都受到乱军的占据或是冲荡,关东的漕粮已经无法西运,江淮的贡赋租粟都改由汉江西运,漕渠的航运亦随之陷入停顿。战乱平定之后,代宗广德二年,刘晏着手整顿漕运。这时,他重又采取裴邀卿的节级转运办法,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令“河船之运积渭口,渭口之运入太仓”,此时已经不再使用漕渠,而是改为利用渭河航路〔88〕。显然,自然的淤积冲激再加上战乱的荒废破坏,漕渠已经不再能够负载装运粟米的重船了。不过,这时漕渠还没有彻底湮塞,可能有时还能够通行一些装载轻货的小船。到了大历年间以后,才最终废弃这条水渠,不再用作航运通道〔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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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德二年以后,重又启用渭河水道,漕运关东江淮等地的租粟等物资,这也是漕渠湮塞废毁后而采取的不得已办法,渭河水运仍然十分艰难。虽然在刘晏整顿漕运的当时,每年漕运至京城的粮食达到了一百一十万石〔90〕,可是,在这以后,每年运输到京城的粮食只有四十万石,而且在这其中也还含有一部分陆运的份额〔91〕,渭河的航运能力已经不能全部负担,京城的粮食供应显得十分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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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贞元初,京城周围的关辅地区驻扎有大量军队,需要耗费很多军粮。由于粮食供应不足,米价暴涨,以至每斗米价高达千钱,太仓中留供皇宫食用的粮食已经不敷支用十天,宫禁中不敢再用粮食酿酒。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紧急陆运永丰仓米进京。结果由于运输程限过于急迫,驾车的牛大部分都被累死。面对这样的局面,德宗皇帝只好又一次安排人来整顿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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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漕运整顿工作,是由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和淮南节度使杜亚负责。韩滉和杜亚两人不仅在三门峡附近重又花费一番功夫,疏通了这处卡脖子的隘口,而且还针对渭河航运的困难,改进了渭河运粮的船只,以使其更加适宜在水浅沙深的渭河里航行。改进渭河运粮船只的具体工作,是由陕虢观察使李泌主持。经过李泌的这一番技术改良和其他人为努力,使得运输到东渭桥仓的粮食数额竟然又达到了一百三十万石,一时明显提高了渭河的航运能力〔92〕。只是好景不长,这样好的运输效益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以后最好的时候,漕运到京的粮食一般也只有四十万石〔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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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年间整顿漕运以后,由于渭河航运艰难,仍然有很大一部分粮食要通过陆运入京,这说明从长时段来观察,李泌改进船只的效果也并不十分明显。文宗开成元年,李石奏请重修开凿疏浚漕渠时曾经讲述说,漕渠修复通航之后,可以使从渭河口的永丰仓到长安城这三百里之间再无车挽之劳,辕下之牛悉数归耕于农田〔94〕。可见,以陆运辅助水上漕运,不仅早已成为一种定制,而且越来越占有重要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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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大量耕牛来驾车转运粮食,要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影响;特别是这些用来运输的耕牛,一般也都只能从关中就地征集,而关中的农业生产受到损害,更不利于京城长安的粮食供应。为此,唐文宗开成元年,又一次动工开挖疏浚遭遇湮塞废弃了的漕渠,试图采用天宝时期的老办法,用漕渠来解决渭河航运的困难。然而,这次开浚漕渠的效果也不比天宝年间更好。在仅仅十六年以后的大中五年,裴休出任盐铁转运使,翌年八月改革漕运,这时已经不再使用漕渠,重又改从渭河运输漕粮〔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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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后的五代战乱时期,没有再见到利用渭河或漕渠运输粮食以及其他物资的记载,渭河航运,应当已经陷于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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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粮食运输以外,其他由关东运入长安城的货物,大多采用陆运,一般不利用渭河或是漕渠。例如,隋开皇年间关东诸州调物均由潼关和蒲津关两关陆运入京,“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96〕。所谓“调物”以布帛为主,这是除了粮食之外的另一大宗重要生活物资。唐代的情况依然与隋代相同,布帛运输也是依赖陆运。如开元初年张说在幽州做官时,每年都要用许多车辆陆运河间、蓟州一带的庸调缯布到京城〔97〕。其他调物如麻等也是陆运入京〔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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