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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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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古都西安的兴起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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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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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历史上曾有西周、秦、西汉、新莽、隋、唐六个统一王朝和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以及两汉之际的更始帝刘玄、东汉献帝、西晋惠帝和憨帝、赤眉军、黄巢、李自成等十几个政权在这里建都，历时一千多年，在我国各大古都之中最为长久，所以古人有“秦中自古帝王州”的说法，所说的“秦中”，也就是关中的另一种表述形式。那么，古人为什么都要选择在这里来建造都城呢？这自然是与西安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有关。影响都城选址的地理条件有许多，往往因时而异。但有利的军事地势和优越的经济依托，却是每个政权的统治者都不能稍为疏忽的。西汉初年，正当汉高祖刘邦为选择建都地点而举棋不定的时候，张良就是从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向刘邦陈述了关中地区在全国的优越地位，促使刘邦最终做出了立国于关中的决策。关中的军事和经济地理特点，用张良的话来概括说，就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事实上，张良的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历代政权统治者在关中建都的基本决策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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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千里”指关中平原四周为山原、河川所环抱，犹如一座规模庞大的天然城堡。关中的名称为人们所称道，大概是从战国晚期开始的，它的得名和函谷关有关。函谷关最初设在现在的河南灵宝县境，汉武帝时关址向东迁徙，改置在现在的河南新安县境。大致到了东汉末年，设关的地方又移到了现在的陕西潼关县，同时关名也改成了潼关。函谷关的名称和位置虽然前后有所更徙，但其所起的作用却还是相当的，设关的主旨都是屏蔽关西，制御关东。关中的名称本来只是表示函谷关以内（即关西）的地方，后来演变为专指渭河谷地上的关中平原。关中南有秦岭，西有陇山，北面是黄土高原，再向北方和西北方，还有黄河天堑可为屏蔽，东面也有黄河为阻，四面都有天然地形屏障．易守难攻。所以从战国时起就有“四塞之国”的说法，这和张良所说的“金城千里”，意思是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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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仅有“四塞之国”，并不能满足建立国都的军事地理要求。对于一个政权的统治者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统一王朝的国君，国都的所在还要便于控御天下。古人云“古之帝者必居上游”，就是指国都要能够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唐代中期以前，我国的经济和文化重心一直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建立都城时在军事上还必须要考虑怎样更牢固地控制这些地区。在这一方面，关中恰恰是最为理想的地方。张良在劝说刘邦定都关中时，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这里所说的“阻三面而守”，是指关中南、西、北三面都有高山崇原，可以赖之阻遏称兵侵犯的武力；“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是指关中的东面经过崤函山地，形成了一条东西孔道，把关中和中原以及江南广大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足以控制天下，退则可以据关防守，确保都城安全。西汉初，另一位力主定都关中的谋臣娄敬曾形象地分析这种形势说，就像两个人在一起相互搏斗，假如不扼住对方的颈项并打击他的后背，就不能把对手完全制服；如果在关中建都，那也就等于是扼住了天下的颈项，打击了天下的脊背，即使函谷关以东发生动乱，也足以据守关中秦国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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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现在都熟知四川盆地习称“天府之国”，也就是说这里物产丰饶，有如天之库府。其实最早称为“天府”的，却是始于关中。战国时期，苏秦向秦惠王陈说“连横”之计，就极力称颂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多饶”，并且说“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张良所说的“天府之国”，实际上也就是在重申苏秦说过的这句话。这绝不是苏秦一时随口而出的游谈之词，而是当时普遍和一贯的看法。富饶的关中经济，是历届政权在这里立都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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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苏秦的说法，关中经济富饶的首要表现是“田肥美”、“沃野千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粮食的生产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而关中的千里沃野则是发展农业生产极为优越的先决条件。虽然苏秦称颂关中农田肥美，但还未能说明它的肥美程度。战国年间成书的《尚书·禹贡》篇，在综合评价全国各大区域的农田状况时，对关中的农田曾作出过具体的评价。《禹贡》是把全国各地的农田分为九等，通过比较来说明其间的差异，关中所在的雍州被鉴定为“上上”，荣居全国之冠。东汉时写成的《汉书·地理志》仍然称道关中农田为“九州膏腴”，这还是以之列为国中上品。发展农业生产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水利灌溉事业。关中地势平衍，渭、泾、洛、灞、浐、沣等河流贯其间，为发展农田水利的良好基础。战国时期就开凿了引泾注洛长达300馀里的郑国渠，灌溉农田4万馀亩（秦制），亩产高达一钟，泰国赖以富强．最终兼并诸侯，一统天下。此后还陆续开凿了六辅渠、白渠、漕渠、成国渠、龙首渠、升原渠等渠道，加上一些河流沿岸直接引水灌溉，有力促进了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为在这里建都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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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由于土壤肥沃，水利发达，所以不仅黍稷粟麦等旱作粮食早有种植，而且《诗经》中也已提到，在今西安附近和泾水下游种有稻田。汉武帝时人们更特为称道关中饶有粳稻。因此可以说，至迟在春秋时期，关中就已经较多地栽培水稻了。除粮食作物外，关中还富产其他许多物品。主要经济作物有梨、栗、桑、麻、卮、姜、芋等；林木有竹、檀、柘、豫章等，矿产有玉石、金、银、铜、铁、丹沙等。这些都是关中在全国占有相当地位的物产。古人以“陆海”来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其中栗和竹两项，尤见特色。司马迁就曾称道说，一个人在这里如果能有千棵栗树或千亩竹田，他的经济地位就会与千户侯相侔。“陆海”物产的浩繁，可以满足国都经济生活的大部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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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说关中“民殷富”、“蓄积多饶”，主要指的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关中建都的另一个重要有利条件是人口较为稠密。苏秦所说的“战车万乘、奋击百万”，就是指关中人口众多，平日可以荷耜为农，战时可以执戈为伍。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西汉时关中人口占全国十分之八。这样的说法虽然并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却足以说明关中人口在全国占有不可忽视的比重。在关中建都的历代帝王又大多实行所谓“强干弱枝”政策，把外地居民大批迁入京城周围，也就使关中的人口愈为繁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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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提到，娄敬曾对刘邦说过建都关中以后，即使函谷关以东发生动乱，也可以退保关中。这虽然是一种对军事形势的估计，上面所讲的关中在经济和人口方面都有相当基础，却正是娄敬讲这句话的依据。关中是足以拥地自守的，但对于一个统一的王朝或是企图兼并天下的政权来说，仅仅这些是很不够的，还必须把国都和其他重要经济区联系起来。对此，张良分析说，如果函谷关以东地区发生动乱，可以从关中沿着渭河和黄河顺流而下，运输粮食物资，保证征讨作战供应；天下安定时，则可以反过来通过黄河和渭河，把关东广大地区的粮食物资运到京师，以维持都城的繁荣和保持强盛的国力。漕运关东地区的粮食，对于汉唐都城长安曾起过巨大作用。在一般年份，每年西运入关的粮食往往都要在百万石上下。由于渭河水浅沙深，河道迂曲，汉、隋、唐几代曾多次在长安至黄河间并渭水开凿漕渠，专门运输粮食。除此之外，关中的南面和北面也都具有十分有利的地理条件。关于这一点，张良也对刘邦有所论述。他说关中“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巴蜀是指今四川盆地，自古也以经济发达见称于世。关中与四川盆地之间虽有秦岭阻隔，但也有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和子午道等山间谷道可以穿山越岭，相互往来。尽管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在关中的京城并不过多依赖四川盆地的供应，但一旦关东有乱，特别是战乱深及关中时，四川盆地的供给却往往变得十分重要。譬如汉初刘邦由汉中初入关中时，就是依赖萧何从四川转运军粮才得以在关中立足；唐代关东几次战乱阻塞漕路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四川的援助。因此，可以说巴蜀之地是关中的一个可靠后院。所谓“胡苑之利”，是指关中北部与匈奴等游牧部族相近，一来便于直接从他们手中获得马匹，二来可以在草原地区畜养马匹。在古代，马是军队最重要的装备，马匹的多寡和肥瘠，往往决定作战能力的强弱，所以关中北近胡苑，有利于在国都周围保持一支战斗力强盛的军队，以拱卫京师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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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由于关中自身和在全国所居有的这种优越的军事和经济地位，它才受到许多统治者的青睐，连绵不断，建立起一座又一座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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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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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二、古都的兴起——“文王作丰，武王治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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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作为古都的历史，最早应当追溯到西周的丰、镐两京。从西周的丰、镐，到秦咸阳城、汉长安城和隋大兴城（即唐长安城），城市的位置有过几次移徙，但是移动的范围不大，各个时代城址所赖以建立的地理基础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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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附近最早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80万年前的蓝田人生活遗迹。到了新石器时期，关中地区的各条河流沿岸，特别是西安附近的沣、涝、潏、浐、灞诸河沿岸，都已遍布人类生活的居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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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殷商时期，关中地区的东部，也就是在今西安、户县以东的地区，是殷商属国崇国的势力范围。崇国的中心区域，就在今西安、蓝田、户县一带。而周人当初只是以岐山脚下的周原为中心，控制着关中西部的一些地区。到了周文王的时候，周人的势力日渐强盛，开始向外扩张，意图东进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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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志在灭商，但他的都城在岐山脚下的周原，距离今河南安阳小屯的殷人都城却过于悬远，显出鞭长莫及的困难。因此，周人问鼎中原的第一步，应该是把都城向东移进。周文王在他晚年的时候，竭尽全力消灭了占据关中东部的崇国，首先一统关中，并如愿以偿，在崇国的腹地沣河西岸营建了新都丰邑。周文王在徙都丰邑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剪灭殷商的任务是由继承其位的周武王来完成的。周武王继位后，又把都邑向外扩展，在沣水东岸与丰邑相对的地方营建了镐京。他以丰、镐为基地，最终完成了灭商大业，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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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丰、镐两京虽然分别命名，但后世往往都是把它们相提并论。这是因为两地相距很近，实际上紧密相连，而且武王营建镐京以后也并没有把丰邑弃置不用。《史记·匈奴列传》等书就提到武王居丰镐，而不是专居镐京。继武王之后即位的周成王，也时常在丰邑发号施令，在今洛阳营建洛邑的指令，就是成王在丰邑向他的大臣太保召公发布的。成王以后的康王、穆王、恭王、懿王等也有文献或金文铭辞可以证明，他们是经常居住在丰邑的，康王和恭王时，还曾在丰京举行大典，和会四方诸侯。因此，丰、镐两京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所城市的两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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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过，关中在全国当时具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和经济条件，适于建都。然而周文王和周武王确定以丰镐为都，且后代承其遗规，未再有大的移动，却还有说。第一，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丰镐是崇国的腹地，有崇人经营的基础可为凭借。文王伐崇，有的先秦文献就记载为伐丰。古代常以国都所在代表其国。丰可能本来就是崇国的都城所在，周文王是利用旧有基础营建新邑的。这样做自然比较省力，而且有利于都城的发展。第二，这里位于关中中心地带，便于控制整个关中。对于周人来说，在丰镐建立之初，关中也就是他们的全部疆土，这个中心点的意义尤为重要；对于后代割据或偏安于关中的统治者来说也是如此。第三，这里的地势在关中平原内最为平衍，水网密度也最大，因此农业生产也最为发达。西安附近素有“八水绕长安”的说法，“八水”的名称和数目尽可不必认真拘泥，但它们在解决农业灌溉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方面的作用，倒确实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汉武帝时，东方朔曾谈到丰镐之间的农田有“土膏”的美称，也就是说土地肥沃如油，所以每亩田地价格高值“一金”。在这样的良田上建都，当然有利于都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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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几项条件之外，还有更为最重要的交通位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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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由关中的核心丰镐或咸阳、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有下面这样一些重要干道。首先，在陆路方面，向东有三条干道，这就是沿着渭河南岸东出函谷关（或潼关）的函谷道，沿着灞河和丹江谷地东南出武关的武关道，以及向东北方向自蒲津关东渡黄河的蒲关道。函谷道通达黄河中下游和江淮之间的广大地区，进而可以北出辽东，南下闽越。武关道去往荆襄及岭南地区。蒲关道则北向汾晋、雁代。这三条路沟通了东部半壁河山。南面和西南面沿渭河南岸向西，有子午道和傥骆道贯穿秦岭，经汉中入蜀，并可转赴西南。西方有“渭北道”沿渭河北岸和河西行，至雍县（今凤翔县附近）向西北和西南分为两路。西北行为回中道，越陇山穿过河西走廊而至西域，也就是“丝绸之路”的基本路线；西南行为陈仓道（或称故道），是关中入蜀道路中最为平坦也最为重要的一条。在陈仓道东面，从渭北道上还向南分出有褒斜道，也是入蜀要道之一。北方则有大道直通塞外，是联系北方游牧部族的重要路线，秦始皇时所修的直道就是其中的一条。水路交通运输线主要有两条，即渭河和漕渠。渭河通航河道主要是今西安以下河段，漕渠的起点也在今西安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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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历代城址变迁及城址与交通道路关系（西汉）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