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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十一章 清朝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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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即便是受过教育的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也基本上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可以理解。通常，好奇心和目的性极强的外国人，会被一连串陌生的中国朝代名称弄得晕头转向。那些朝代上下延续了两千多年，其中又分散着众多都城。尽管如此，中国的一些基本情况，仍在西方得到了普及：中国被一条长城围起，在它馈赠世界的礼物中（并未完全得到公认），有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运河与水闸、火药与飞弹、瓷器与丝绸、针灸与草药疗法等，大概还有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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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人的发明同样经久不衰，有趣而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却很少被人提及。1000多年前，中国发明了精英统治制度，（在理论上）通过公正考试，选拔社会精英人才。我们在本章关注的，就是那种制度独特的近代产物——清朝官吏中的改革派端方，以及中国清朝末年其他主要革新派政治家。端方也是一位特别有见识的收藏家，在确立中国古代青铜器审美价值方面，他的贡献超过了其他任何人。端方属于中国最后一批文官，他们的选拔，大多经历了一套复杂的考试制度。那种制度逐渐演变成“一套以上层社会生活为中心的庞大复杂体系”，并在宋代（960—1279）得到了完善。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认为，宋代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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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之于中国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与今日美国高中生参加“学术能力评估测验”无异。那是一种全国范围的文官录用制度，（至少在理论上）使聪明的男生得以跨越社会阶层的屏障。宋代期间，科举考试正式成形。那时，中国已发明了印刷书籍，并广为传播。学生们参加乡试、省试，最后是殿试。“主考官不得不采取预防措施，防止作弊。”费正清写道，“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在考场门口对考生搜身，在试卷上以编号取代姓名，重抄试卷以防判卷人认出考生字迹等。”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是进士，意为“通过殿试的学者”（大致类似于美国“常春藤盟校”的最优等生），确保了其在政府部门获得一个高官地位。科举每三年举办一次，殿试进行三天两夜。其间，每位考生与世隔绝，撰写“八股文”，展示其熟练运用儒家经典的能力。科举打分十分严格，通过考试的考生比例仅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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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现任官员也是对后代进行儒家经典教育的专家，熟悉这些经典才能进入大名鼎鼎的国子监，因此考试制度基本上维持了一个世袭统治阶层。国子监与法国的“名牌大学”如出一辙，那里的学生多数来自特权家庭，为获得“清朝顶戴”相互竞争。无论其缺点多么显而易见，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一直延续到1905年才戛然而止。那时，清朝统治危机四伏。他们摈弃了传统考试，指出那种强调古代经典、忽视科学的考试题目已经不合时宜。此后，学生们要么在中国新创建的学校就读，要么出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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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产生的自相矛盾在清朝官员端方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是一位失败的改革派，在濒于垮塌的清王朝供职的结果极为悲惨。2008年，张珺撰写了有关端方传记的论文《满族蜘蛛》，称端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网络构建大师。据张珺研究，虽然端方的种族渊源至今仍含糊不清，他的家族，则属于少数民族统治者满族的权贵阶层。端方的父亲曾是杰出的地方法官，叔叔桂清中过进士，曾担任过皇帝的老师太傅一职。资深学者托马·劳顿等人，断言端方的祖先是汉族人，在明代末期，投奔了处于优势地位的满洲人，将其“陶”姓“归化为”满族氏族姓名“托忒克氏”，从而使家族男性纳入清朝八旗之一的正白旗。清朝的那种军事单位一律由纯粹或公认的满族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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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端方祖先的身份如何，在那个混乱时期，他毫无疑问地成了一名遭到流放的官员。1882年，端方通过省试后成了举人，意为“被推荐者”，在地方上做了官。义和团运动的1899年至1900年，他官至陕西代理巡抚。在令人伤透脑筋的危急时刻，端方成功保护了当地和其他省份逃亡的传教士，对来自北京的命令置之不理。西方领导的联军对北京发动猛攻，对义和团大开杀戒，却任由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及其朝廷官员逃至陕西。他们希望能够在著名古都西安找到庇护。此时，端方见风使舵的本领展露无遗。当慈禧太后一行灰头土脸来到陕西边界的黄河边时，张珺对迎驾场面进行了以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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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艘大船披挂绫罗绸缎，载着慈禧太后一行渡河。抵达对岸下船时，成千上万的陕西百姓口中欢呼“皇帝万寿无疆”，热烈欢迎慈禧和光绪皇帝。作为陕西代理巡抚和按察使的端方，把所有迎驾活动安排得一丝不苟。然后，他引导慈禧太后到达西安一处临时住处，那里已被捯饬得像一座微缩紫禁城。紧接着举办了奢华的宫廷风格晚宴。从北京到西安逃窜数月之后，在慈禧及其朝廷官员看来，陕西一派祥和，似乎是一块天赐之地。朝廷最终决定在西安安顿下来，在那里停留了近一年，到1901年10月6日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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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端方器重的象征，慈禧太后“将自己手绢中的人参糖”赏赐给他，那是一种特别偏爱的姿态。端方得以从副职转为正职，最终得以在多地担任总督，包括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直至当上直隶总督。根据张珺对清宫档案的研究，端方“是一位掌握新技术的热心改革者、中国文物顶级鉴赏家、立宪改革建议起草者、清政府国际宪政考察代表团团长、有效压制革命起义的臭名昭著的镇压者、外交家和政治家，他将上述所有头衔集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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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至1906年，作为五位特派大臣之一，端方前往日本、欧洲和美国考察，历时八个月。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在中国建立立宪政体，确定可以借鉴的模式。然而，不幸的是，当大臣们在北京火车站准备启程时，一位革命党人引爆了一枚炸弹，炸死自己并炸伤两名大臣，因而推迟了代表团的出发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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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等5位特使和其余50名成员不屈不挠。他们带着750件旅行包裹前往上海，登上了“西伯利亚号”轮船，于1906年1月12日到达旧金山。中国代表团抵达时，迎接他们的是19响礼炮、滔滔不绝的欢迎致辞，以及旧金山华人商会组织的音乐招待会。特使们从旧金山港湾地区乘坐专列前往芝加哥。在芝加哥的行程包括会见简·亚当斯，拜访其著名的社会福利机构赫尔馆，参观牲畜围场、精神病医院以及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虽然端方不是代表团正式团长，不过抵达纽约时，他已成为代表团的明星演员。记者们注意到，端方机智老练，总是根据不同场合得体着装，在中国传统服饰和缎带装饰军装之间倒来换去。每到一处逗留地，无论是在纽约乘坐地铁，还是在新教传教士委员会在华尔道夫大饭店组织的700人宴会上（简短）讲话，他都会凭直觉知道何时该笑，何时该拍手鼓掌，无须等待某位翻译提示。《纽约时报》写道，端方虽然在国内的官衔低于其他大臣，但他“是当晚真正的英雄”（那位不知名记者还讽刺地补充道，那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宴会，因为，在华尔道夫大饭店，从未有过如此多的食客畅饮“和矿泉水一样度数的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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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当代表团在白宫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会面时，端方再次大出风头。代表团将中国皇帝的一封系着黄丝绸的正式信函递交罗斯福总统。他给予了部分回应：“对那个东方帝国，美国充满了友好同情。在以后的岁月里，美国将有许多机会来表达友好。我相信，我们将在新的世纪实现更多共同愿望，为中国带来和平、繁荣和进步。”人们确信，在随后进行的正式午宴上，罗斯福谈到了查尔斯·朗·弗利尔创建远东艺术美术馆的建议。弗利尔是端方的收藏伙伴。当时的首都华盛顿仅有一座名副其实的艺术博物馆，即由私人资助、藏品兼容并蓄的科科伦美术馆（中国特使们参观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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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端方特使之所以到处受到热情款待，还有另外一个特别原因。在与美国州长、市长、教育家、博物馆馆长等会面时，他巧妙地将政治和艺术融为一体，经常赠送他本人广泛收藏的古代陶器、玉器和青铜器。端方对芝加哥建立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计划印象深刻，他甚至向该馆研究员赠送了自己收藏的一块道教石碑。该馆的员工则向端方回赠了一小批北美和南美古代陶器，以及特里吉特印第安人编织的草篮子。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端方仔细查看了摩根收藏的中国瓷器，以及希伯·毕晓普收藏的珍贵玉器。报纸在报道中引用了一位中国特使（极有可能是端方）的话，称当时租借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摩根收藏，可能属于举世无双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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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的好奇心、求知欲望和建立人际网络的能力的确极强。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一般范畴。在芝加哥，他不但参观博物馆，也去考察牲畜围场。无论到哪里，他都会提出与水源、沟渠和渔业有关的问题。在纽约期间，他参观了位于新泽西州贝昂市的标准石油炼油厂。乘坐约翰·洛克菲勒的私人车厢前往访问西点军校，视察了该校军官学生的餐厅、厨房（对服务员使用的自动门大加赞赏）。他还拜访了十几所重要的学院和大学，向对方重申慈禧太后关心的事情：希望美方在向中国男生提供奖学金的同时，也别落下中国女生。简言之，中国代表团此次出访美国，标志着在最新和最古老的两个主要大国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全面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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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至1911年，是端方作为收藏家登峰造极的时期，恰逢中国大规模地建设铁路。伴随着铁轨的铺设，工人们挖掘了大量古代墓葬遗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拉腊·亚西尔引用了一位高官的话：“古代器皿经常被发现。可以说，早上在农田被发现，晚上就可以看到它们的展览。”有传闻说，端方利用总督地位，将最新出土的文物搜刮到自己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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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收藏兴趣广泛，包括古代青铜器、石碑、玉器、拓片、书法和绘画等。他特别钟爱带有铭文的文物，身边聚集了一群研究、收藏金石文物的朋友。这一兴趣使他与福开森建立了富有成效的联系。福开森的父亲是一位加拿大出生的牧师之子，他本人则是著名收藏家、古董商，与中国的高官保持着密切关系。1900年前后，福开森结识了端方。1906年至1909年，福开森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征集的代理。其间，他一直与端方合作，成为总督聚会上的常客。在聚会上，专家们对金石文物进行观摩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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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端方总督为自己令人惊叹的收藏编撰了图录《陶斋吉金录》。许多专家都对此伸出了援手。图录有许多出彩之处，属于最早采用影印技术复制青铜器铭文拓片的中文著作。福开森常去拜访总督府，广泛探讨图录出版事宜。后来，福开森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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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晚上，在南京代理巡抚的衙门，我与端方一起享用晚餐。餐桌是一个大“诸葛鼓”，我们坐的是小鼓。他会同时展示自己新近收集的青铜器，我们的会面因而变得独一无二。在《陶斋吉金录》中，他为自己的伟大收藏留下了完整记录。但是，翻看那本珍贵图录，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怀念我记忆中的端方，怀念一位伟大鉴赏家把玩自己精彩青铜器时两眼放光，以及焦灼不安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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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强调的是，中国青铜器因其古老、持久、刻有铭文，以及被用作陪葬明器，构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中国艺术，成为主要文明形成时期的一种无声见证。差不多在四千年前，中国的工匠便熟练掌握了制造青铜器的艺术——将铜与锡或铅混成合金。商代和西周时期（约前1046—前771），中国的青铜作坊制造了多种多样的器物，包括青铜钟、鼓、匕首、弩、车饰、测量仪器和带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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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文献记载的陵墓中出土的陪葬青铜器，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中国文物。有些文物源于成百上千的帝王陵墓。制造它们的目的不是用于日常生活，而是用于祭祀祖先、家族陵墓陪葬。中国古代文献对不同阶层的人士死后所用陪葬品数量和种类，有着详细说明。为确保阴间宴会的安全，陪葬品中还提供了青铜剑、匕首和青铜斧。在商代陵墓中，还存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殉葬方式，即在陵墓基建和埋葬死者时，要使用活人祭祀。简·方婷和波士顿美术馆的吴同对此进行过开创性研究。他们在《发掘中国历史》一书中写道，那种墓葬习俗，不仅被商代帝王所用，还被“扩散到商代中国的其他地方”。活人祭祀通常不是自愿行为。陕西的考古学家发现，受害者“被青铜箍套住脖子，窒息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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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开森通过与端方合作，开始建立中国艺术不同分类的标准，特别是墓葬青铜器。此时正值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福开森为该馆征集的中国青铜器。媒体批评家对它们不屑一顾，认为它们属于考古文物，不值得列为艺术品。在中国，福开森的学识得到了广泛认可，获得了众多荣誉。他获得了中国清王朝授予的二品顶戴，以及日本颁发的“神圣珍宝勋位”。然而，福开森的荣誉和华丽外表具有欺骗性。正如托马斯·劳顿写道：“绝大多数人眼中的福开森，都是他在老照片中的样子：一位高贵的老绅士、中国通，衣冠楚楚，讲一口优雅的汉语，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度过。”实际上，福开森是一位爱好社交的政治操盘手、精明企业家和中国艺术的爱好者。他放弃了传教士事业，摇身变成一位生意人。他出版了一份报纸，开展了一场非基督教艺术运动，令他在卫理公会的上级大为震惊和恼怒。正由于他独特的学问以及他与端方的友谊（用劳顿的话讲），“世上几乎每座博物馆都拥有了中国收藏，包括端方经手的一些艺术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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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的收藏事业蒸蒸日上，与此同时，他的政治生涯却日渐衰弱。长期以来，竞争对手一直嫉妒、厌恶端方。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后，他们对端方实施了报复。在朝臣相互争夺权力的混乱中，端方先是被任命负责安排慈禧太后复杂的葬礼活动。之后，他又被指控对慈禧太后大不敬，有悖天理，犯下了三项重罪：允许摄影师拍摄送葬队伍，亵渎神明，尽管端方曾经常与慈禧太后一起合影；允许将神圣陵墓周围的树木用作电线杆，罪加一等；其他吊唁者步行送葬，他却骑着高头大马。根据当时的《纽约时报》报道，据说端方犯下了“破坏宫廷礼仪的最严重罪行”。为此，他的随从被严判入狱。人们普遍相信，一手导演端方“贬职”的，是同治皇帝的皇后家族，原因是出于妒忌。作为中国最重要地区直隶省总督的端方，臊眉耷眼地默默退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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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端方在南京成功举办了国际工业博览会，广受好评。此后，北京再次发现了他的能力。当时，愤怒的改革派、贪婪的军阀、堆积如山的债务、声嘶力竭的学生示威等，都让慈禧太后的继承者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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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令人绝望。清王朝统治者向端方求助。根据当时英美记者埃德温·丁格尔记录，端方“被高看为‘封疆大吏’，他以机智和能力广为人知，可以处理与外国人有关的所有事务”。1911年春天，端方被任命为铁路督办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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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已成为新中国生死攸关的组成部分。资金匮乏仍是铁路系统发展和现代化的一个瓶颈，其中部分原因是，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向西方支付了战争赔款，借款必不可少。1911年，“四强”（英、法、德、美）同意向中国提供总计为600万英镑的贷款。虽然那笔资金会给当地投资者带来一些损失，其中许多人是认购了现有债券的商人，但中国的铁路建设似乎可以借此向前推进。农民则担心新的省力机械会减少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尤其是那些靠马车运送货物的劳工。在六周之内，有18个省和地区宣布脱离北京独立。在四川，大街上挤满了示威人群，铁路投资者拒绝纳税，体现了以某种财政方式进行抗议的强硬挑衅。作为广东—汉口—成都国家铁路的督办大臣，端方前往四川恢复秩序，命令邻省湖北的一支军队前往镇压起义。10月，端方率领500人部队行军期间，武昌爆发了一场兵变。该事件被认为是推翻清王朝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端方在四川省界停止不前，权衡下一步行动。1911年11月27日，端方大臣下属的军队加入了起义，对满族统治者发出了愤怒呐喊。面对手下的反叛士兵，端方大声疾呼，要求士兵们保持克制。据某些记载，端方宣称自己的祖先实际上是陶姓汉族，而不是满族。此举没有奏效，作为封疆大吏的端方被抓，随后被砍掉了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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