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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第九章 中国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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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张长90多厘米，高不足30厘米的黄纸上，有几千个细小的汉字、多张表格和图画，这些内容被分成三栏，每栏又被划分成不同区域（彩图9）。这是一件印刷品。中国在8世纪时发明了印刷术。到877年，即这件物品的制作年代，这项技术发展得更为成熟。1这是一件历日，即日常生活的指导手册，不仅包含年历，婚嫁、洗头、农作等重要事件的吉日和凶日，还有驱邪方法、符咒、风水指导，以及一些农作大事、天文数据、占卜预言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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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制作这件历日的其中一些主要原因。当雕版印刷术被发明的时候，两个群体迅速意识到这项技术的潜能。佛经说，复制佛像或佛经是一件大功德。佛教徒利用印刷术印制佛经是为了自身信仰，当然畅销的经书也让他们获利。3私人印刷者则主要对经济利益感兴趣，而不是宗教功德。在当时的中国，最受欢迎的书是历日（直到现在也是如此）。4历日不局限于识字的人，拥有很大的市场。手工抄写的历日费时且成本高，利用雕版印刷则能制作出更加便宜的历日，因此私人印刷者数量激增，他们纷纷抓住这个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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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历日很受欢迎，但制作历日存在政治风险。要认识这件物品，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它与当时政府的关系。还有一个问题是，它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历日是流行一时的物品，被摆在架子上的时间只有一年，一年之后就会因为过时而被丢弃。那么，这件历日是如何保存到第二年（878），甚至保存至今的呢？颇为有趣的是，它又是如何从一件被多次翻阅的物品转变为一件图书馆珍品的？下面我将谈及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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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日历、历日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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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历日是介于文学和权力之间的例子。历日中的文字是有权威性的，但这种权威不同于统治者或官员的权势。它代表的是另一种权威，即自然秩序，其力量要比世俗统治者的更强大。占星术则可以将天上和地下的事件联系起来，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和信仰而言至关重要。自古以来，中国能看懂星象，会预测日食、月食和彗星等异常事件的占卜者和天文学家，都处于朝廷的专门控制下。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事件可能会被政治对手利用，以证明当时的皇帝与自然世界“失和”且不再适合统治国家。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中国各朝代就曾多次被那些自称执行“天命”的叛乱者威胁。5有一些这样的人就成功了。东汉末年，黄巾军声称有权反抗，说帝国境内的饥荒和洪水都是皇帝失天命的表现。他们的起义最终导致汉帝国的衰败。此后不久，267年官方出台了一项禁令，禁止那些被视为异端的文本，包括下文所讨论的谶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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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皇帝的天文学家已经计算出日历，或结合阳历和阴历“定时”，以决定某一位帝王纪年从什么时候开始，并确定一些周期日，或预测天文大事。有固定季节的阳历对农民而言是最有用的，因为它给出了春种、收割等时节的日期。但中国将阳历和阴历混合起来，主要是将它用作官方的调节工具，而不是为了农业生活。7日历是皇权的象征，8一部精准的历法展示了统治者完美的道德，并说明统治者与宏观世界或整个宇宙的大事相和。因此，制定一部未经政府批准的新历是一项革命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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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认为，第一部皇家历法的颁布时间在公元前2265年，但现存最早的年历其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9湖北荆州周家台的一座秦代墓葬出土了4件日历，年代分别为公元前213、211、210和209年，由木牍制成。10木牍是中国在纸发明之前用来制作图书的一种传统材料。这些日历还包含“日书”，即为特定活动提供吉凶参考的占卜文献，以及一部分与占星术和巫术有关的内容。11当时从低级官吏到贵族精英的墓葬中都有这种日历。12它们为墓主人生前所使用，而它们的随葬又说明了它们对死者的重要性。我认为，它们是年历与占星术和其他占卜术文本融合的开端，这些文本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历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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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完整的日历之一是写在一种更加昂贵的书写材料——丝绸上的，它被发现于中国南方的马王堆三号墓，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处于西汉时期。14西汉在秦王朝灭亡后，经过数年纷争最终赢得了政权。而秦始皇在统治期间做了一件让他臭名昭著的事，就是于公元前213年下令烧毁秦朝正统思想以外的书，其中包括儒家经典。在汉代，这些经典通过口头传播被复原了，由此出现了所谓的“今文经”。“今文”指的是它们的书体，即秦统一的文字，被人们用来誊写口头传播的文献。但此时其他文献也逐渐被发现，如发现于孔子故宅壁间的古文经籍。这些经书采用的是先秦书体，因此被称为“古文经”。15由此，古文经学派和今文经学派开始了一段长时间的争辩，后者认为古文经实系伪造，伪造的目的是为当时的某种政治主张提供传统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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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很流行的另一种文献是谶纬书。谶纬书是对经典的一种深奥解读，解释据称是经典原文中的一些隐秘预言16，涉及对数字的含义、吉凶的征兆、天地间的关系，以及对星云形态、历史事件和王朝衰败的解释。今古文之争还论及经典是不是一种预言性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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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年，西汉统治者失去了权力，此时摄政的王莽宣布他的新朝成立。他的统治较为短暂。公元25年，汉王室重新当权，但由于叛乱他们被迫从长安迁到洛阳，洛阳成为黄河沿岸的第二个汉王朝都城。经过叛乱，汉王朝的版图缩小，统治者也更加严格地推行正统思想，日书等许多之前流行的文本都被认为是在正统之外。文本也由此有了“内”“外”之分。外学文本逐渐以当时流行的文摘形式被组合在一起，从此时开始内容越来越丰富，包括日书、生肖书（图28）、使用不同占卜方法的占卜书、护身符，以及展示家宅最佳风水布局的风水图（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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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历日中的十二生肖。大英图书馆Or.8210/P.6（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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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历日中的风水图。大英图书馆Or.8210/P.6（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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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巾军起义之后，汉朝衰落，汉朝的领土被各种统治时期相对较短的政权割据。这段时期内，其中一个政权晋在267年出台了第一项关于这些流行占卜书籍的禁令：任何被发现藏有这种书籍的人，将被判处两年监禁；任何研究这种书籍的人，将被判处死刑。17然而，此后的几个世纪内经常有这样的法令出台，这说明禁令并不奏效，同时反映了这类书籍的持续流行。18375年的禁令除限制占卜和预言书外，还禁止了道教文献《道德经》和《庄子》。这项禁令由一位非汉族统治者推行，他试图以儒家学说作为国家的正统思想，从而使他的统治合法化。651年颁布的唐律也有相关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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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试图控制私人历日的生产和传播，但实际上这些文本大量存在。835年，一位中国西南（今四川省）的官员向皇帝奏请：“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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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唐朝统治者随即颁布法令，禁止地方政府私自印刷和持有历日。从此直到1900年，都没有私印历日的事件被发现。虽然这些历日经常被翻阅，但只能短暂流行。21它们的有效使用期只有一年，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旧的历日就会过时，很可能被丢弃，也可能会被再次利用，比如用作鞋垫、修补经书，或充当“厕纸”。22但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让这一点发生了变化。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城镇，远在唐朝都城千里之外。藏经洞中发现的数万卷文献大多是佛经，包括当地寺庙的藏书、已故僧人的私藏和废弃的一般宗教文书。23其中还有关于世俗生活的残卷，包括一些抄本和此处讨论的版印历日。许多抄本是当地制作的，从它们和其他文献中，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当地占星官员的生活。24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件历日出现在这里，并因此得以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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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敦煌发现的这件版印历日几乎可以确定不是在当地印刷的。目前已知另有三块历日残片，其中一块残片的年代暂定为9世纪晚期，左边写有一列大字“上都东市大刀家大印”（图30）。自762年始，“上都”用于指代长安。25东市毗邻长安的衙署和富人居住区，从丝绸之路来的商人则集中在西市，西市所在的地区有许多各宗教的活动场所、旅店、饭庄和酒肆。这件历日是在禁止这类文本生产的官员的眼皮底下印制并售卖的，也许还会卖给这些官员和他们的家人、奴仆。那么，将出版者的姓名印出来，表明了法律并不会处罚他们。原因不难辨明，那就是利益。26936年，皇帝下令让钦天监编纂和印制历日，并公开发行。这无疑是在试图控制历日的内容，也是提高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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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出自都城长安的版印历日残片。大英图书馆Or.8210/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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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印刷者和买家应该会承担一定风险，但是被反复强调的法律条例（953、958、1071、1080、1202年）和该残片存在的事实都表明风险的影响并不大，很明显印刷者还在继续生产违禁的文本。27除了这件已知来自都城长安的残片，敦煌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资料来源，其有限的证据支持了中国西南地区有印刷业的观点。另一件历日的残片标明了年代为882年，且有文字“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图31）。28从敦煌出发，除了东西向的贸易路线，人们还经常取道南北向的路线，最终可到达蜀地，即今天的四川。29第三块残片的来源还不清楚，但内容和结构与本章讨论的这件历日类似，年代为834年。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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