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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第二章 北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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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已然泪如雨下，泪水淹没他们的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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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月26日是个星期六。正当伯希和乘船驶向顺化时，北京皇宫里上上下下，无论是满族还是汉族，所有的王公贵戚、文臣武将都身穿朝服，进入乾清宫，在祭祀大典后朝拜天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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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遗孀慈禧现在已经是皇太后，她在盛大的排场中等待着文武百官。大殿上，所有目光都聚集在光绪帝身上。自从他遭到排挤之后，已有十五个月未曾露面。另一位罕见的人物是光绪帝的叔叔[2]端郡王载漪，二十五年前被流放到满洲里，陪在他身边的是他十五岁的儿子溥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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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拜开始。首先讲话的是可怜的光绪帝。他近日来消瘦了许多，脸上满是疲倦。被拘禁的日子让他身心憔悴，现在他还要在太后面前低三下四。光绪帝说道，慈禧太后仁慈，他才得以于1875年登上皇位，时年尚不满三岁。当时吏部主事吴可读认为根据祖法，皇位应由端郡王子嗣继承，但慈禧未予采纳。后端郡王被流放，吴可读自缢身亡，以死相谏。正如中国谚语所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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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语调呆板，表态中充满懦弱。尽管他在太监的严格看管下多次尝试，但未能给大清帝国留下皇位继承人，无奈只能让位，而继承皇位的将是慈禧指定的少年溥俊。五天之后的1月31日是农历新年，伯希和仍身处顺化，溥俊在拜过天坛、太庙和社稷坛后登基。这一次，慈禧又获得了胜利，她依然是皇宫大内真正的主人。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慈禧一直掌控着皇权。溥俊和前几位皇帝没什么区别，只是她掌中的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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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俊登基的消息很快在外国使团中散播开，那里的洋人们留意着慈禧的一言一行，大批汉学专家对她说的每句话都加以研究、分析和解读，之后形成看法，通过电报发向国外。这场宫廷变故到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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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外界对慈禧仍知之甚少，因为1644年满人入主中原以来，还没有其他外来者能够进入明朝五百年前修建的紫禁城，而关于她身世的说法更像是神话传说。慈禧生于1835年11月29日，据说是一个“落魄鞑靼人”的女儿，年幼时被生父卖到一个广东籍官宦家里，在那里接受教育。外界对她入宫后的经历了解相对较多。后宫选秀时，慈禧凭借美貌、智慧和身体条件胜出[4]，成为咸丰帝的嫔妃，并为咸丰帝生下一子，即后来的同治帝。慈禧即“西太后”，与“东太后”慈安地位相当，但可惜慈安未能给皇家留下子嗣。1861年咸丰帝驾崩，慈禧已经可以掌控局势，遂立其子载淳为皇帝。无奈载淳年仅六岁，摄政权之争随即展开。户部尚书肃顺一度占据上风，但慈禧与恭亲王和慈安联手扭转了局面。慈禧开始垂帘听政，慈安1881年辞世。四年后，清军在东京与法军作战失利，慈禧借机排挤恭亲王。次年，即1886年7月11日，慈禧在李鸿章（指挥了谅山大捷）的支持下，宣布十五岁的光绪帝成人。此时慈禧在宫中再无对手，完全将光绪帝控制在掌中。慈禧下旨称，皇太后在必要时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根据时局督导皇帝学习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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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慈禧一直垂帘听政到1894年清朝败于日本、丢掉朝鲜。慈禧权势渐衰，再无力阻止恭亲王干政，也无法阻止外国使节进入紫禁城。1894年11月12日，慈禧被迫在文华殿召见各国使节，日后她对这次“侮辱”耿耿于怀。19世纪中叶，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利，后疲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被迫允许列强在中国设立租界，其中主要包括英国、俄国、法国和日本。中华帝国和衰败的奥斯曼帝国一样，像一个“病夫”。慈禧思想保守，一心想维护自身代表的满族政权，反对主张打开国门、将中国带上现代化道路的改革派，反对赋予人民更多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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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5月29日至30日夜，恭亲王突然去世。光绪帝趁机冲破慈禧控制，将大权交给改革派人物康有为。康有为1858年出生于广东，出身书香门第，曾在翰林院任职[5]，是诗人、儒家学者，支持君主立宪制，极力推动中国变法。1898年夏，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全面推行变革。教育领域引进了西方科学，考试科目现代化，官员贪腐得到惩治，基督教受到保护，中国与外国关系开始正常化，而支持慈禧的保守派则被抓捕。慈禧的老情人，担任过工部尚书、军队统领等职的大学士荣禄被判死刑，但日后升任大元帅的袁世凯拒绝执行命令。荣禄返回北京后，政权再次落入慈禧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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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进行了残酷的报复。9月20日，光绪帝被囚禁于紫禁城中孤岛瀛台，与之连接的桥梁被拆毁。22日，康有为外逃，支持他逃跑的十四名宦官在大太监李莲英家中被斩首。李本人不日即被毒死[6]。28日，改革派主要人物悉数被斩首，紫禁城内血流成河。在这当口，慈禧为外国使节夫人举办了别有情调的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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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上去心情不错，慈眉善目，满脸笑容，一点残忍的痕迹都没有。她和每一位夫人握手，殷勤地对她们说：“一家人，都是一家人……”她十分热情，用人每递过一杯茶，她都抢先一步，用嘴唇轻抿一口，依然说着：“一家人，都是一家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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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宴会是一次“死亡之吻”，对改革派的清算也是大规模打压外国人的信号。1900年的头几天，对外国人的进攻已经开始。3月8日，慈禧为显示友好姿态，在太和殿再次为外国使节夫人们举行宴会，这一次她比以往更加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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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到达中国之前，中国的局势就是这样。3月3日，伯希和离开河内，9日抵达香港并停留三天。香港是自由贸易的天堂，这片英国租借地与法国人经营的河内有很大不同，那里没有喧嚣，富有乡土气息，法国人梦想着有朝一日它能与香港媲美。从1840年到1900年，香港人口从四千增长到三十万。当时的香港已不再是当初的印度鸦片集散地，而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平台，和上海齐名。糖、米等原材料以及中国劳动力都通过这里中转。从法律地位上讲，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但这里的英国人并不多，大多数是来自广东和福建的中国人。由于工业和港口业的发展，这里吸引了大批劳工、码头工人、海员、商人，以及新一代文人，即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过西方教育，希望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1899年10月至1900年1月底的冬天，康有为在慈禧的追捕下逃至香港。也正是在香港，日后的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博士建立了兴中会[8]。和中国其他改革派一样，孙中山也与康有为有联系，但两人对国家未来的政体持不同看法。康有为是君主立宪派，孙中山是共和派；康有为与英国人关系密切，而孙中山更倾向于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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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停留期间，康有为是当地改革派精英们的座上宾。他借住在商人何东家里，在那里结识了何启和胡礼垣。何、胡二人都是知识分子，也是香港商界代言人。何、胡在与康有为交谈时表示，康及其支持者推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完全不懂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语言、文化和国情。他们认为，商人应该是中国施行变革的带头人。他们推崇英国，认为英国与俄罗斯和法国相比，殖民胃口最小、最不过分，只要在中国划分租界、设立商行就可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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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法国驻香港领事带伯希和参加法国殖民会所（Hong Kong Club）活动，但他在那里既没遇到何启，也没遇到胡礼垣，更别提何东了。法国殖民会所成立于1846年，1897年迁至滨海的一栋建筑里，具有一定的历史。该机构汇集了法国政客和商人，是法国在当地真正的权力中心。法国殖民当局规定，中国人不能成为会所成员，部分场所甚至还拒绝女性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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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伯希和参观了位于半山腰的外国使团疗养院。此外，他还参观了另一个外国殖民者活动的重要场所——坐落在薄扶林水塘旁边的伯大尼修院（Maison de Béthanie）。很多传教士在修院里休息。伯希和曾在顺化与卡迪耶神父共事，知道传教士对远东地区的情况非常了解，所以对他们很尊敬。他和曾在西藏传教的仁安守（Auguste Desgodins）教士交谈，仁安守的弟弟夏尔—亚辛特（Charles-Hyacinthe）教士不久前刚在西藏身亡。仁安守和卡迪耶都是巴黎外方传教会成员。这个世俗化的宗教团体创立于17世纪，宗旨是向异教徒传播福音，同时负责教会组织工作。该传教会在亚洲有三十一个分支机构，五个在英属印度，七个在印度支那，四个在日本，六个在朝鲜，九个在中国。外方传教会的教士大多出身法国乡村，极少受到大革命思潮影响，近三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推行法国殖民政策的急先锋，在天主教神职人员排序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899年3月15日，法国驻华使馆征得梵蒂冈同意后，迫使清廷承认天主教士享有特权，并建立起教会神职与清朝官职的对应关系。主教相当于巡抚，署理代牧相当于布政使，以此类推。新特权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增添了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权力。从此后，他们可以与朝廷官员看齐了。不仅如此，这还使所有中国基督教教民享受到更多特权。他们能够凌驾于中国法律之上，即使与非教民发生纠葛，也只接受宗教审判，由西方国家宗教法庭做出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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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梵蒂冈、中国，还是其他地方，传教士的社会地位都高于军人和商人。法国正是以保护传教士和教徒为由，构建起一个殖民帝国。外方传教会有上千成员，加上已经牺牲的殉道者，人数急剧膨胀，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在中国，几乎所有省份都发生过针对外国人的冲突，而骚乱最初的目标通常是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1899年，安徽省发生的一起排外事件程度最激烈，甚至演变成暴动。暴乱首领外号“疙瘩”，原因是他脸上和脖子上长满了疙瘩。他的目标是消灭所有基督徒和外国人。临近北京的山西、山东和直隶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其他教派的传教士都遭到杀害，但地方政府并未采取严厉措施加以制止。香港作为中国的门户，对以上形势有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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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通过仁安守收集了很多珍贵信息。这位法国远东学院的寄宿生正是在香港和外方传教会建立起联系，并一直保持下去的[9]。3月12日，伯希和登上“安南”号邮轮，15日抵达目的地上海，下榻法租界“蜜采里饭店”（Hôtel des Colonies）。上海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殖民地，但作为长江和黄浦江入海口，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后即成为对外开放港口。1845年，英国人与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签署《上海土地章程》，在中国人聚居的城区北部获得一百九十九公顷土地，法国人在城区和黄浦之间获得一块较小的土地（六十六公顷）。英、法分别建立租界，享有治外法权，以及独立的警务、司法和行政权。与香港类似，1900年的上海也经历了人口迅速膨胀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上海人口达到四十万，其中包括三千名外国人。1888年，上海港共停靠4734艘汽船、813艘帆船，从全球各地进口货物4993835吨，占全国对外贸易的百分之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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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在上海见到法国领事，然后去了法国体育俱乐部（Cercle sportif français）。这个俱乐部非常封闭，偶尔有几个信奉天主教的中国有钱人能够加入其中。紧接着，伯希和自然还拜会了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他们在上海留下深深的印迹，在获得信息和了解情况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传教会有两处地址，一处在上海郊区谈家渡，另一处在徐家汇，中国16世纪末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高官徐光启就葬在此地。为徐光启洗礼的耶稣会会士利玛窦凭借造表技术和数学知识，再加上各种手段和花招，赢得了万历帝宠信，获得了传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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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上海，“内地”的消息并不比香港乐观。大刀会（即义和拳）12月起事后，到处散播反对基督教的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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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以欧洲人为靠山，搅乱乾坤，欺上凌下，辱没清廷，有悖纲常。他们的头目遣人拆除寺庙，修建大教堂；他们欺瞒无知百姓，残害幼童，取其心、挖其眼，配制春药；他们还向井中投毒。一个书生忍无可忍，前往城中揭发罪行。可叹！官场卖官鬻爵，贿赂成风，对书生施加残暴。善良民众无路可走，只得纷纷学武弄拳。长天神将此事禀告玉皇大帝。玉帝震怒，派天兵天将下凡帮助民众铲除基督徒。洋鬼子末日到了。义和拳有金钟罩体，刀剑不入，枪炮不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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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们，起来吧，万众一心铲除洋鬼子，消灭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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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子孙自古有别于外族蛮夷，但近来百姓无所适从，中国究竟是谁的中国？孔孟已然泪如雨下，泪水淹没他们的胸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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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言所论都在鼓动仇杀和造反，敌人已按先后顺序排好：一是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二是支持中国基督教徒的欧洲人，三是“腐败的朝廷官员”，例如袁世凯。与官员有关联的皇族和文人也隐含其中。中国究竟是谁之中国？大刀会认为孔子和孟子是中国的祖先，满人显然不能位列其中，但清廷对此却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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