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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第十八章 战争边境的通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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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时期，每一个边境都加强了搜查的力度，严查间谍。护照、签证、审讯、搜查和延迟已经把旅行者的信用降低到最低等级。1914年11月我第一次去比利时的时候就很快了解了边境这些程序。我前往蒂尔伯里港区搭乘荷兰北海轮船，这艘船将在天亮的时候驶出港口。我发现有大约200个人排成队等待检查和英国情报机构官员的普通审讯。检查员会仔仔细细地搜查每一个通行者的行李、衣物，他们甚至不会放过通行者的每一寸皮肤。我不得不和其他人一起排队等待检查。大约四个小时的等待之后才轮到我被搜查。同时，我观察到有些受到优待的人秘密地通过了障碍区域，径直登上了轮船，舒舒服服地躺在了自己的床上。在通过德国人把守的比利时边境时，我又一次经历了被脱光衣服搜查的过程。在我看来，交战双方政府实在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一些改革。我之所以希望改革，可不是为了我一个人，而是为我们救济会的全部人员，因为工作需要，救济会人员不得不时常在边境处穿梭游走。1915年初，在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安排下，我与英国当局进行了协商谈判。我希望英国当局为比利时救济会人员发放一种特殊的护照，在边境检查中可以让我们的人员自动归入被优待的少数人行列。同样的，我也向德国和荷兰当局提出了这一想法，希望他们可以发放特殊的护照。为了劝服他们信任我，我以组织荣誉的名义向他们承诺，救济会会严格遵守规则，只看顾好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的人从未食言，无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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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法国那里，我完全无法让他们实现这一让步。有一次，我应法国政府要求前往法国，在边境迪耶普，我排了三个小时的队。在我前面的是一位法国女士。队伍很长，完全看不到头，我们百无聊赖地等待着。在队伍前面有一位女士昏倒了。两个男人走出队伍将她扶起来并带她到护照办公室休息。但他们没有回来。我猜想他们已经顺利通过了边境。我告诉我的同事说，这是个不错的方法，让我们不用排队就可以通过边境。刹那间，我前面的法国女士晕倒了。我们把她扶起来，温柔地带她前往护照办公室，把她安置在长板凳上让她苏醒。她很快就醒了过来。很快就有工作人员安排我们过关，我们进了餐车厢，出发前往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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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的航线只有荷兰轮船才能通过。这些船只常常在天亮的时候出发，以便在制定路线沿途侦察布雷区，在黑夜之前通过危险地带。这条通道常常被交战双方布雷和反布雷。荷兰轮船的货舱里面塞满了空的滚桶，如果船只与水雷距离太近、发生撞击，那么船体就可以漂浮起来，船组人员和乘客都可以乘救生艇逃生。在战争时期，我总共在北海海域来来回回了四十次。每一次航行都难言愉悦舒适。他们的蒸汽机船很小，应该是最老旧的那种。而我们通过的这一大片水域几乎永远都那么波涛汹涌。我常常晕船，但是这种半昏迷的状态也有它的好处——它让我对危险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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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通过英吉利海峡和坐铁路交通工具的经历也非常冗长乏味，偏偏我们还要经常经历这些，而坐船和坐火车似乎都需要无尽的等待。在漫长的等待中，我用写作来打发时间。我会在本子上记录下到那时为止人生中发生的事情，希望可以把这些文字留给我的儿子们，以供参考和借鉴。我也阅读了很多书籍，大部分都是关于欧洲过去的战争、革命和和平缔造的，书中还记载了这一切之后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我非常感兴趣。有一次我特地在伦敦、巴黎和柏林展开了一些调查，调查过去欧洲饥荒的情况。我想看看那时候的人们是否有从事救济工作和处理瘟疫疾病的想法。结果我发现，除了一些宗教团体、市民偶尔自发组织和一些王孙贵族发起的慈善机构，从来没有出现过救济会这样的组织。欧洲历史上最严重后果的一次饥荒发生时——也就是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也没有出现过救济会，根据历史记载，这次饥荒中，欧洲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我很快确定，在这场战争之后会发生大规模的饥荒。农业产业的稳步退化已经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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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横穿北海的时候，我阅读了一本安德鲁·怀特写作的书。书中说道，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大部分被禁止的评论文学都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因为当时没有人确定其价值，但没有了这些资料，我们很难，甚至不可能重新构建当时的真实情景。从那里我得到了启示，于是就有了在斯坦福大学缔造战争、革命和和平图书馆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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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冬天，我受到了比利时国王的邀请，他想要在我下一次去法国的时候与我会面。有一天我经过布伦（法国北部港口），计划在第二天早上乘汽车去比利时总部。大约凌晨的时候，德国人决定对布伦海港进行一次空袭。仍然对平民开放的小旅馆非常不幸地位于空袭目标的附近。我从床上坐起，从窗口可以看到探照灯的光线，听到飞机的嗡嗡声和不时传来的爆炸声。突然窗户被炸得粉碎，我也受了伤——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这场战争中受伤，四处飞溅的玻璃碴划破了我的手臂。然后一个伦敦腔的英国军士重重地拍打着酒店的房门，朝每个人大喊：“躲到地下室里去，躲到地下室里去！”我用一条毛巾包裹了我的手臂，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到了下面的大厅里。整个屋子唯一的灯光来自那个伦敦人手里的一根蜡烛，他现在正站在一张椅子上大声喊叫：“躲到地下室里去！妇女和小孩快点进去！妇女，小孩，快一点！”一群受到惊吓的妇女和孩童纷纷涌下来，在狭窄的楼梯口堵住了。蜡烛的光摇摇晃晃、忽隐忽现，有一瞬我竟觉得这里就像是个地狱，就像杜勒（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画家）画中的情景一样。周围的声音不断烘托着这个噩梦般的场景，街道上又传来响亮的轰炸声和孩子们的尖叫声。那个伦敦人又大声喊着：“女人们，女人快藏起来！”楼梯附近没有男人，全都是妇女和孩童。我旁边的一个法国男人淡定地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直接过去，然后一人踢他一脚，把他给踢死？”尽管我也这么想，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转身回到房间里，躺在了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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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们乘车到了德帕内一个小型的海滩度假村，那里有比利时的土地，比利时的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孩子们在那里有一个夏日小别墅。那一整天我都和他们待在一起。远处不断有德国前线射往敦刻尔克（法国北部港口）的炮弹，房子都被震得一颤一颤的。但是比利时国王坚持要生活在比利时的土壤上。他焦急地想要知道救济会的一切，想要知道比利时的人民过得好不好。在那一天里，他一直在怀念过去在美国的时光。那时他还是王位的法定继承人，从牛津大学毕业之后，老国王利奥波德就把他送去了美国，让他在詹姆斯·希尔先生的监护下体验了一下美国的生活，希尔先生在大北方铁路公司工作，而利奥波德国王对这个公司非常感兴趣。那时的王子并不想像一个游客一样游览美国，所以希尔先生就为他找了份工作——铁路公司的消防队员。他告诉我，那是他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当时他甚至打定主意放弃自己的比利时国籍，然后成为一个美国人。他很确信，几年之内他一定会被提拔成为一位火车司机，可能某一天他就会成为铁路公司的董事长。不管是哪个工作，在他心里都比当个国王要好得多。他开始表现出自己的这种渴望，很快华盛顿的比利时大使就出现在米苏拉市，出现在他面前，代表国王命令他停止这样的白日梦，直接回家。就这样，他独立自由的生活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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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先生是一位品行高贵、性格很好的人，他有高尚的道德和无畏的勇气，并致力于为人民奉献。他正积极主动地指挥着他的军队，他们正在一个小三角地区驻扎——那是比利时仅剩的未被占领的国土，距离前线大约有20到30英里，前线有水路为其保驾护航。我询问他比利时军队撤离安特卫普的情况和他们掌控纽波特运河口水闸的事情。这一条大运河涌出大量再生的潮水区域，大约向比利时国内延伸了25英里的距离然后汇入大海。陆地的海拔低于高潮位，因此水闸通常只在低潮位的时候打开，以便让水流出去，当潮位上涨的时候再关上水闸，保证海水不会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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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回答非常简单：“我们回到纽波特运河，然后打开了水闸，海水就可以在德国人之前淹没陆地。我们大约还剩下4万人。我们靠水闸撑了大约48个小时，德国人不时地向我们进攻，后来我们不得不请求援助。法国人答应我们会在第二天派增援部队过来。每一天他们都这么承诺，但是我们一共等了11天。终于，增援部队来了。我们的士兵终于可以撤离，然后重新组织了。当时，军队只剩下两万个没有受伤的士兵。我们重新组织了军队，再一次踏上了征程。”然后他们就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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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有一段时间里，国王去做别的事情了，我就去看了看孩子们。他们收集了周围爆炸的炮弹的碎片，仔仔细细地把时间标记在这些碎片上面。国王表达了想授予我某些荣誉的愿望，他说：“只是为了保证你会继续为这份事业而付出。”我向他解释，我对这样的事情一直持民主的态度，他表示完全能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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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9月末，在我穿越北海的又一次旅行中，我从布鲁塞尔出发到达了荷兰角，想在那里乘坐开往哈里奇的荷兰船。乘船的条件依然是在晚上登船，因为这艘船会在黎明时分驶出港口。至少要等到那时，乘客才能安稳地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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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较晚的时候，我被一个粗哑的嗓音惊醒，他用德语告诉我不要动。这个人穿着德国海军的制服。他用一把左轮手枪指着我，枪口看上去似乎有啤酒杯那么大，我可不敢在他面前乱动。他看上去根本不想和我谈论什么，但是每过一会儿，他都重复一些略带安慰意味的话。我用蹩脚的德语和肢体动作建议他让我拉一下床铺那边的铃。对于这个建议，他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对。当荷兰乘务员过来之后，他告诉我，整艘船已经在天亮时被德国海军抓捕，现在我们正在驶向泽布吕赫（比利时西北部港口）。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一场平静温和的战斗。我让荷兰乘务员给指挥船只运行的德国军官捎了口信，因此我得到了起床和在甲板上寻找早餐的特权。在甲板上，我发现我们已经到了泽布吕赫港口，四周围绕着四艘或五艘德国驱逐舰。所有的乘客——除了我——和一位年迈的荷兰绅士都被硬塞到船尾的甲板，两个德国军官坐在桌子后面，一个一个地检查这些乘客。有一位军官问我是不是胡佛先生。我如实回答了他，他非常礼貌地告诉我，我们会有几个小时的延迟，但是当他们完成对信件和乘客的搜查之后，就会允许我们继续踏上回英国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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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这位德国军官派人来叫我，并向我解释说，他们将要拘留大约30个英国乘客——其中一部分人是从德国逃出来的囚犯，另有五个人身边陪着他们的妻子，她们坚持要跟着丈夫们。军官询问我是否可以劝说她们不要跟随。这些人很可能会被拘留在不同的俘虏收容所，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我尽我所能地劝说她们，但是只有两位妻子同意不跟随她们的丈夫而去——因为她们家中还有孩子等着照顾。尽管如此，其他人还是被强行留在了船上。看着那些女人和丈夫分离的凄惨画面，我不禁感叹，这场战争让世界到处都充满着这样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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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搜查结束，我们等待德国军队发出可以离开的信号。当时我正和那位荷兰绅士观察着上层甲板的行动。突然，爆炸当着我们的面发生了，我的同伴们成堆成堆地掉了下去。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一定是岸上的军队向我们开火。然后一个荷兰水手大喊：“飞机！”我才抬头看到一架法国飞机正在上空盘旋，每一次它过来的时候，都会“温柔”地投下一枚炸弹。它过来了五次。第一个炸弹掉在了50尺远的驳船头上，爆炸的碎片给那位荷兰乘客造成了轻微的擦伤。这架飞机接下来还进行了四次袭击，我实在是对这种场面很感兴趣，于是我一直仰着头盯着那架飞机，以至于后来脖子上的肌肉都抽筋了，这种痉挛持续了一周的时间。炸弹并没有落到我们头上，也没有落在德国驱逐舰上，但是期待它下次瞄准一点却是个非常有趣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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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我从比利时启程回伦敦，事实证明这是战时我最后一次回程旅行。我到荷兰角乘坐开往蒂尔伯里的荷兰船。战时情况特殊，荷兰人保持一次只有一艘船的安排，因此船票和邮递费用可能是这艘船一次出行所需费用。如果荷兰的船只轮流被水雷炸沉或在其他战争事故中沉没，他们就用另一艘船替代这艘船。在事故中幸存的船组人员有义务为下一艘船继续服务。我来来回回坐了40次船，我成功避免了北海海域的悲剧。但是在几艘船沉没之后，我越来越不满意这种概率的数学理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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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40次穿越北海海域的经历中，我制定了一种向乘务员支付费用的程序。当旅程结束，我就会向他支付船舱和食物的费用。这一次我在登上船的时候，就恭喜这位乘务员成功从“王后”号沉没事故中生还。“王后”号船是在几天前沉没的。等我开始吃早饭的时候，他继续围着桌子站着，一开始用一只脚站着，然后又换成另一只。最后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你必须用现金先付款。”我用痛苦的声调反对这一建议，我对他说，他是我的老朋友了，两年以来，我们一起经历了无数次旅行，而且我一直很慷慨大方，他这样做会让我觉得他对我不再信任，这实在是太伤人了。他的回答却十分鼓舞人心：“是这样的，‘王后’号船上的十位乘客都被淹死了，他们还欠我65荷兰盾呢！我不能再冒这样的风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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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第十九章 和德国人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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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任何占领军中和好战民族打交道，真是一件吃力的苦差，而德国的军队还有他们自己特殊的品质。大部分的品质就是军队通常对待平民时展现出的人文素质，有的品质则展现了他们民族独特的好奇心，还有一些则显示了他们对自己优越性的坚信不疑——他们认为自己出生于优等民族。他们的有些行为，像是在迪南特残忍屠杀迪南的俘虏，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所有的德国军人都深深地相信，战争是德国军队的事业，而不是一次下午茶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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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要在德国军队的占领中生存下去、活下去，我们还要帮助比利时人活下去，要保证德国人并没有将所有的食物独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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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早些时候，我与高地的德国军官签订了协议，他们非常真诚地履行着这些协议。我们当时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选派了一位德国粮食储备联络官到布鲁塞尔和德国沙勒维尔指挥部与我们进行消息的互通。而德国军队则委派了马克思上校和两位德国官员来专门处理我们的问题，马克思上校被派往布鲁塞尔，而那两位德国官员——冯·凯斯勒少校和文杰斯吉伯爵则被指派到沙勒维尔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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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勒维尔指挥部这样一个满是德国人的地方，我成立了一个“大使馆”。这项工作并不容易，我选了弗农·凯洛格博士来担此重任。他毕业于一所顶尖的德国大学，同时他又作为一位出色的美国科学家而深受整个国家的尊重。他在德国生活过很多年，他的德语水平和对德国的了解对我们来说有重要的价值。他所做的第一个安排就是将军队区域划分为十块，并保证德国联络员在每个区域都可以与我们进行顺利的会面。很快，他们就以“护卫”的身份为我们的工作人员所熟知。他们的确很能帮得上忙，而且也很快接受了他们的昵称。从前他们都是商业人士，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另外，前线的战壕可没有城里舒服的大床有吸引力。还有，我们一直给他们供应有咸肉和火腿的伙食——当然，在当时火腿是非常奢侈的食物。我们的协议中有一条规定，那就是如果这些“护士”中有人无法令我们满意，德国人就会将他送走并派另外一个人过来。这一规定督促着他们努力工作，直到我们满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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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次要的德国军官及行政官员打交道，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他们常常无法与最高级官员保持一致。就像是食物的问题，所有的军人都有购买食物的钱，但是他们偶尔却会陷入饥饿。我们系统的定量配给限定了每个人的额度，因此他们无法得到很多的食物。但当军队要投入战斗的时候，他们会拿走可用的一切，从小鸡到碾磨器他们都不会放过。如果他们足够严谨审慎，他们会付钱给我们。但即便他们付了钱，钱也不能完全弥补食物的大量损失。因此，当地官员的不负责行为常常导致这样的事件，有时候情况没那么严重，有时候则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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