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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第二十一章 救济会中的一些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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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亲密的支持者就是伦敦的美国驻英大使。几乎是从战争开始时到“卢西塔尼亚”号沉没事件（英国远洋客轮，1915年5月被德国潜艇击沉），佩奇先生一直以协约国的立场热心地促进美国的介入。我完全无法赞同他这样的行为和观点，我觉得我们不应该介入战争。但他十分宽容大度，他包容了我与他在观点上的不同。他就像是美国文化的化身，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美国生活的绽放。当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在写大学荣誉学位授予时的介绍文字：他是一个杰出的学者，一位伟大的编辑，他拥有智者真诚的灵魂、聪慧的头脑，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和仁慈的好人，他的友谊牢不可破，他对祖国的奉献几近狂热，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这样的语句并不夸张，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美国人都适合这样的评价。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协议签订的六个礼拜后，他与世长辞。几年之后，战争的反作用让他陷入了不公平的谴责中。事实上，并非是佩奇先生将美国卷入了战争，是德国人把美国人卷入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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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荷兰的部长亨利·范·迪克博士，是我遇到的又一项考验。毋庸置疑，他的确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对鸟儿和蜜蜂的描写都十分动人、成功。他十分渴望得到公众的注意。他常常建议我们在新闻派送的时候多提几次他的名字。我们的船只每次都会进入荷兰港口重新装载食物送往比利时，因此他将自己看作我们交通线上一位重要的哨兵和守卫。但他的表现恰恰说明他缺乏商业经验，无法胜任与荷兰外交部的例行谈判活动。于是，我们求助外交大臣劳登（我们的一位赞助人），让荷兰政府在我们鹿特丹港的办公室设立一位联络官，从而完全避开了迪克博士。亨利·范·迪克这个人，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他常常要求我们在鹿特丹的员工前往海牙向他“报告”，我们的员工已经因为过度工作而精疲力竭，有时还要应他要求不远千里地赶往海牙，而他只不过想听听从比利时或法国北部那里听来的有关德国人的闲言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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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大约凌晨的时候，我到达荷兰角港，打算转车前往柏林。最早一班直接前往柏林的火车第二天早上才会出发。在码头的时候我收到亨利·范·迪克托美国领事给我捎来的紧急消息，他要求我即刻搭乘晚上的火车前往海牙，说有要事与我相商。我告诉他，我只能在早上四点到达海牙，五点我就要离开，因为我在柏林还有事务要处理，而且如果我现在就赶过去，我就没有任何时间休息了。这位美国领事给公使馆打了个电话，转达了我的意思，并询问迪克博士他所说的紧急事务到底是什么。而这位荷兰大臣却说他正在焦急地等着我，他要和我商量的事情十分紧急，不能在电话里讨论。我并不相信——但是我还是去了。当我到达海牙的时候，他开口就问：“你去柏林干什么？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每一次经过荷兰或是在荷兰周边的时候，都必须向我汇报，你现在在干什么？”事实又一次证明，我真的是一个耐心又礼貌的人，因为我非常亲切礼貌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但没有做任何其他的解释。从那以后，不管他如何声音洪亮地命令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我，都没有再靠近他一次。休·吉布森先生为迪克部长创造了著名的一句话：“外交部门里面只有亨利·范·迪克先生能够在坐着的时候还那么趾高气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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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见到德国驻美国大使詹姆斯·W．杰勒德之前，他在我心中一直是典型的坦慕尼派律师的形象——他的任命是扭曲的政治机器强加于不情愿的总统身上的结果。在见到他之后，我才发现，他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怪物，反而是一个颇有造诣、观察力强、智慧超群的人，他乐于提供帮助也充满勇气，我马上对他的正直和诚信产生了信心。1915年初，我第一次拜访他所在的大使馆，他在门口迎接了我，见到我之后他马上说道：“我们都在这里迎接你呢！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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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时间里，我和德国人有很多其他的谈判活动。在柏林，杰勒德为我打开了每一个办公室的大门，而且，他并没有在门口抛下我。他在谈判上富有技巧，有需要的时候，他还会为我们的谈判活动带来实质性的进展。他时刻准备着接过我们的传球然后继续向前奔跑，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美国加入战争，德国当局将他召回之时。在谈判的时候，他只要一嗅到危险的气息，不需要我们求助于他，他就会即刻做出反应。他不想从我们的活动中求得任何的公共关注，但是他的一举一动都证明了，他正一心一意地促成我们工作的成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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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法国外交大使威廉·G．夏普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他很友好，但是有一点害羞。和杰勒德不同的是，他从来不会主动担当我们的代表。他之所以不愿意将我介绍给法国的外交部长，是因为他非常羞怯，而不是因为他对我们不够友好。他是一个富有普通常识的人。他曾经是一位国会议员。他不会说法语，因此他也没有任何法国朋友。威尔逊先生似乎已经忽视了他，因为所有应该由他负责的谈判活动都在华盛顿的法国大使馆完成了。他总是哀怨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一般来说，他完全是个诚实善良的美国人。在政界，有很多人因为参加政党服务而得到升职和回报，他就是很好的例子。但他完全不适合出任战争时代的外交大使，尤其是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个首都之一的城市从事这份工作。当法国授予他荣誉军团勋章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但我一直对这类事件有着深刻的偏见，因为我认为美国人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受到迷惑。当他兴高采烈地向我解释他被授予勋章之后经历的天翻地覆的改变之时，我忍不住告诉他，我觉得他值得得到一个比荣誉军团勋章更高等级的荣誉，因为负责这类事务的博雷部长曾经告诉过我，在这个团队里受到过这份荣誉的人大约有超过80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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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的布兰德·惠特洛克大使给予了我们很多帮助。然而，惠特洛克先生天生就是一位诗人，在职业上更是一位小说家。他在地方政界的活动中慢慢了解了“新闻机构”的价值。但他实在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常常逃避和德国官员打交道的苦差事。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周遭正在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所以他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写作和润色文章，他的作品数量十分庞大。其中的一部分随后都得到了发表和出版，写作的确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他写作的文字十分精妙，在描写叙述方面他有着惊人的天赋。他在比利时的时候就写了两本小说的主要部分，也写了很多诗歌。救济会的大部分人从来没有见过他，事实上，他从来不曾真正了解救济委员会的工作和运作方式。这期间的两年半时间里，尽管大使馆和救济会只有不到一英里之隔，但在我印象中他只来过救济会一次。因此，他的文章其实并没有真实记录我们的工作。我说这个并不是在批判他的作为，只是为了说明他不愿意处理困难的问题，而食物的管理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其中几乎不会发生什么戏剧性的事情。惠特洛克先生后来渐渐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粗暴的硬汉，因为我常常向他施压以督促他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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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渐渐发现，如果想和德国人取得更多的进展，我们可以通过直接的接触或通过休·吉布森先生来实现。如果这都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权限的话，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西班牙大使马奎斯·德·比利亚洛瓦尔先生。在救济会的起步和运作工作上，马奎斯先生比惠特洛克先生勤勉得多，惠特洛克先生总是一副困惑的样子，好像救济会的工作都是虚无缥缈的一样。惠特洛克先生天生敏感，而他的敏感有一个悲剧性的例子——他坚持说在抗议处决卡维尔小姐的活动中，吉布森先生取代了他的位置。在这件事情中，西班牙部长毫不犹豫亲自加入了抗议活动，而吉布森先生已经竭尽所能处理了所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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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宣布加入战争之后，比利亚洛瓦尔先生、伦敦的西班牙大使以及荷兰的官员们将会是救济会唯一的依靠。比利亚洛瓦尔先生对我似乎有用不完的兴趣。他出生于西班牙一户显赫的人家，但是他出生的时候是个畸形儿，没有耳朵和头发，四肢也都没有长全。他的家人将他藏了起来，并为他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我想，这位教师一定有着与众不同的性格品质。他为这位异常聪明的残疾男孩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教育，而他也及时地适应了人造的身体部位，弥补了天生的缺陷。他在西班牙外交部谋得了一个低级的职位，然后渐渐凭自己绝对的能力晋升为西班牙驻外大使。大部分时候他都穿着正式，常常以干净完美的形象示人，从不展现他的残疾——这一作为和美国人不太一样。但是他非常专注于比利时的救济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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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吉布森先生的精力非常充沛，他不仅在救济会工作，还在公使馆其他部门贡献着自己的激情与活力。这一点激起了惠特洛克先生潜意识的嫉妒心，渐渐这种嫉妒心越发地明显，乃至在他发表的报文和期刊中都能看到那种充满嫉妒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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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森先生很早的时候就说过，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外交事务中的专业人员，是因为他拥有勇气和能力。我们都非常了解他为这份事业付出了多少——他帮助我们承担了布鲁塞尔公使馆的主要责任，并且不断地为他的首领提供保护和支持。因此对我们来说，惠特洛克发表的那篇文章是对吉布森先生不实的展示——文章将吉布森先生的形象弱化了，而事实上他值得拥有更多的敬仰和关注——这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不快。惠特洛克先生其实是个很好的美国人，在停战的时候他请求威尔逊总统将他升职，让他获得其他国家的大使职位，他还请求我为他说话。我的确这么做了。但是总统似乎并不想让他为国家提供更多的服务。他将吉布森先生升为了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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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西班牙大使也是我们在困难时期重要的支柱。他十分庄严威武，从不询问细节，只是问：“我能为这件事做点什么？”有好几次，在他的帮助下，我们获得了与欧洲另外几位西班牙大使通信的设施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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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另一优势在于荷兰外交大臣约翰·劳登。从各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位有教养、有能力的人。更重要的是，他随时都准备着参与到任何争论和冲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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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组织中有两位出色的比利时人——埃米尔·弗兰奎先生和菲尔曼·范·布里先生。后来，弗兰奎先生真的成为了他这时代比利时人的领导者。他是一个粗暴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人。他思维的机智和敏捷使他完全能够胜任任何形式的智力斗争。他天生就是一位管理者，有的时候，他并不是那么好相处，和他合作还会有点困难。我们在比利时的人员常常和他起矛盾，而他的脾气有时候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他经常要求我换掉那些无法与他完全达成一致的人员。但是他的行动却证明了，他更愿意为他的国人奉献忠诚与热爱，而不是为全世界的人。他不仅在救济会工作上充分发挥了他的天赋和才能，在后来几年里，他还代表比利时人参加了和平会议以及其他每一项重要的国际谈判活动，直至他的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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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奎先生拥有巨大的勇气，德国人常常纠结于是否应该将他放入俘虏收容所，他们不知道究竟怎么做才能对他们更加有利。他非常有幽默感，有一次，我急切需要他参与我们与法国和比利时政府的谈判。他以探望在英国生病的儿子为由请求德国军方批准他出行，而事实上他的儿子的确在英国接受治疗。但是德国人不同意他离开比利时，他们害怕他离开之后会对德国军方造成伤害。最终德国军方同意他以150万法郎作为抵押离开比利时，如果他不能在十天之内回到比利时，那么这笔钱就归德国军方了。我们提供了这笔押金。弗兰奎先生开玩笑地抱怨道，这么一笔钱简直就是对他的侮辱，因为这笔钱的价值完全低估了他离开比利时能够对德国军方造成的伤害。无论如何，他最终在比利时之外多逗留了一个星期，他发现，如果他的归来价值150万法郎，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会欢迎他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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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一天深夜，他开车来到了荷兰和比利时的边界。边界上通往比利时的高速公路被一道大门拦截，一位荷兰护卫守着一边，另一边则由一位德国护卫把守。弗兰奎在荷兰这边停下了车，然后前往德国司令官的办公室出示他的护照。陆军上校在看到他护照的时候即刻逮捕了他，他被直接带入警卫处，有六个德国士兵负责看守他。这位上校说，第二天早上他会来处理弗兰奎先生的事情，而弗兰奎先生注定要在又冷又硬的板凳上待上一整晚。他点燃了一根雪茄，抽着抽着突然警醒，又抽出两根雪茄，给看守他的两个护卫点上。他不停地向其他护卫道歉，因为他无法提供更多的雪茄，但是他补充道，他的汽车上有一整箱的雪茄，如果他可以出门去拿的话，那么每个人都能抽上雪茄。大家都一致赞同。他穿过大门口，将那个箱子递给荷兰护卫，让他转交给那群德国人，然后他走进车里，开车回到鹿特丹，找了一张舒服的床睡觉。因为他没被逮捕，我们获得了有利的优势，在谈判中我们成功地谈妥了弗兰奎先生回归比利时的事情，他无须被逮捕，我们的保证金也不会被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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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救济会另一位出色的比利时人是菲尔曼·范·布里先生，他是我们在比利时组织的秘书。在美国人的标准中，他不仅仅是一位秘书，还是一位有效的管理者。他有着优良的个人品质，受过很好的教育，对工作有足够的热忱和投入，他是我们所有美国人的最爱——他也是美国人的好朋友，在任何麻烦的情况下，他都会维护美国人。不过，他是一个极其讲究美食和生活享受的人，他有自己的私人厨师，这位厨师可以用救济会的配给食物做出一桌丰盛的晚宴——他还有私人的珍藏酒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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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的美国员工怎么样呢？他们都是自愿加入的志愿者，有的年轻人身上至多只有足够往返的船票钱。这项工作并不像坐旋转木马那样愉快。人和志愿者的区别就在于，志愿者有甘愿奉献的人格品质和理想主义。他们中的有些人坚持了整整四年。在整整四年中，埃德加·理查德先生和约翰·怀特先生不仅持续为我们救济会的这个或那个重要办公室提供指导，还在食物管理局充当志愿者。另外，在我们重要办公室主持事务超过两年半时间的还有：普伦蒂斯·格雷、沃尔特·布朗、威廉·杭诺尔德和威廉·波兰。其他办公室负责人，弗农·凯洛格、奥斯卡·克罗斯比、林登·贝茨、阿尔伯特·康内特、米勒德·谢勒、丹尼尔·海涅曼、约翰·卢西和卡尔·杨服务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人全都是工程师，只有一个人除外。我要向他们每个人致以特殊的感谢和敬意。其他人员由超过300位的志愿者组成，他们也服务了或长或短的时间。在那些人中间，有的人随后在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们是：哈勒姆·塔克、爱德华·亨特、威尔·欧文、特蕾西·基特里奇、查尔斯·利奇、罗伯特·麦卡特、西德尼·米切尔、莫里斯·佩特、威廉·佩尔西、加德纳·理查森、阿尔弗雷德·拉多克、爱德温·沙特克、约翰·辛普森、多尔西·史蒂芬斯、吉尔克里斯特·斯托克顿、路易斯·施特劳斯、本·阿利安、弗兰克·安吉尔、福斯特·贝恩、奥利弗·卡迈克尔、阿尔弗雷德·弗莱彻、约翰·盖德、约瑟夫·格林、沃伦·格雷戈里、埃米尔·霍尔曼以及约翰·格伦。剩下的人也和提到的人们一样重要，包括超过三十个在美国军队从士兵升为军官的杰出人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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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随着战争结束，我们在战争上的观点分歧也结束了。但我能非常自豪地说，二十五年以来，这一事实从未影响过我们对彼此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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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为对这里所有三百人的评论，我应该要说说在救济委员会进行最终清算时，我创立了一个基金，目的在于帮助他们中间那些可能会在困苦年代因为厄运而遭受苦难的人渡过难关。在这一天——三十年后——除了利息这笔基金并没有其他资产的增加，但却比创立时的数目大了许多。很明显，他们都是一群自我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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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第二十二章 一些家庭事务、美国外交事务以及陆军上校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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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太太自1914年10月带儿子们回到加利福尼亚之后，便将他们送入学校，由我们的斯坦福大学教授邻居看护和照料。这之后的十二月初，她就回到了伦敦。我第二次去布鲁塞尔的时候，她无惧北海海域可能会遇到的危险，陪着我一同前往。我们到达的时候，刚巧要过圣诞节。每一个慈善救济的活动，无论什么类型，她都亲自前往参与。在圣诞节当天，她前往圣居雨勒大教堂——所有苦恼、困惑、受苦的比利时人的圣殿——参加了特殊仪式。成千上百的妇女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神父那震撼人心的祷告词激励着所有听众的心，他们都渴望所爱之人能够安然无恙，都渴望自己的压抑苦闷能够得到纾解，在战争的影响下，比利时人们的心头始终笼罩着悲剧的阴霾，胡佛太太被这种心灵上的悲痛深深影响。她问了一个问题：“那些德国人真的觉得自己能够控制住一群用灵魂在抗争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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