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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波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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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总统的保证增强了波兰人民的信心，停战之后，波兰立刻竖起了独立的旗帜。150年以来，波兰一直被俄国、德国和奥地利争来争去，经历了无数次的领土分割。他们的崛起，证明了压迫并不会让一个民族的精神消亡。国土、城市、财富甚至是他们的政府，都不如国家来得重要。国家精神是他们的灵魂。他们的民族、传统，他们所进行的英勇的斗争，那些强壮的男男女女，和他们在艺术、音乐和文学上的天赋，不断凝聚并体现着这种国家精神，这是一个民族的本能。在他们承受苦难的时候，这种精神是支撑他们的力量，而且，这种精神会因为他们所受的折磨而更加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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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人民的不幸之处在于，一千年前他们选择了在这片平原上定居，而这个地点恰恰位于两个大的好战民族——德国人和俄国人之间。这两个民族的矛盾斗争常常会牵连到无辜的波兰人民。波兰也无数次被两国分裂。但是他们永不放弃为自由而战。而且他们民族中不屈不挠的精神会带领他们走出被压迫的阴影，重获独立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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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旦他们得到了自由，总是会有新的问题出现。在压迫者的魔爪下，波兰人根本无法真正插手政府的事务。而在知识领域，波兰人寄情于艺术、音乐和文学。当他们遇到政府方面的问题时，大部分时候他们都会运用辩证法和辩论技巧去争论，几乎每一件事都是他们争论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员就会趁机埋下革命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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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之后，相互冲突的团体很快涌现了出来。最终，由皮尔苏茨基将军领导的团体掌握了控制。但这位将军是一位革命军人，在公民政府的建立和运作方面完全没有经验。他是一位独裁的领导人，脑子里奇怪地混合着社会观念和经济观念。他建立的政府部门在处理政府问题的时候大多都有军事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特征，这些政府部门不能胜任政府管理这种劳心劳力、紧急直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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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时期（1915年），我又一次试着组织建立波兰救济会，但是德国人和英国人纷纷阻碍我们这么做，而我们实在无法克服这些困难，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想法。当时，弗农·凯洛格博士替我对这个国家进行了调查，所以这次我又一次委派他为任务首领，由两位非常能干的军队长官协助——威廉姆·格鲁夫上校和昌西·麦考密克上尉——他们也是凯洛格博士最初的员工。一开始，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参与了这件事情——莫里斯·佩特先生。1919年1月4日，他们到达了华沙。格鲁夫上校很快接替了凯洛格博士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巴黎办事处需要凯洛格博士前往巴黎处理事务。从那时开始，格鲁夫上校就开始撰写一本关于救济工作的书籍，这本书非常有趣，也很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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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地方，要立刻建立起任何全新的生活体系——无论是好是坏——都会出现非常可怜的场景。在这场战争中，波兰的2800万人民不断被不同的军事力量侵袭，四年来，他们经历了四次不同的侵略，他们的国土已经被战争和撤退的军队蹂躏了一遍又一遍。如果非要分开细数，他们已经经历了七次侵略和七次破坏性极大的军队撤退。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成千上万人的家园都被战火摧毁，而这些地方的人们只能躲在茅屋里面生活。他们农耕的工具已经所剩无几，他们饲养的动物都被军队夺走，他们只能种一部分庄稼，而这部分庄稼也只有一部分能有收成。城市中的工业因为缺少原材料而死气沉沉，人们没有工作，数百万人变成贫困人口；卢布和克朗充斥着波兰，但现在人们手中的这些钱已经没有了价值；铁路很少运作；所有的城市几乎都没有食物；伤寒和疾病到处肆虐；老鼠、虱子、饥荒、瘟疫——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下定决心要建造自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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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花了几天时间调查研究波兰的情况。几天之后，凯洛格博士告诉我，他认为要改善现在波兰的政治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他觉得，波兰唯一的希望在皮尔苏茨基先生身上，他有军队作为后盾，如果他能为波兰的政治打好基础，情况就能变好。要想终止派系之间的斗争、结束各自为政的局面，他建议让所有波兰人都喜欢的人物伊格纳茨·帕代雷夫斯基先生领导一个更强势的内阁，成为波兰的首相。帕代雷夫斯基先生应该全权掌控波兰公民政府。这不仅是因为帕代雷夫斯基先生是波兰人民心目中最完美的人，还因为他是一位有高尚品格更富有民主理想的人。凯洛格博士建议我们授权他通知皮尔苏茨基先生，除非让帕代雷夫斯基先生担任内阁首相，否则美国不会给予任何合作或帮助。我遵从了他的意见，威尔逊总统的暗示更坚定了我的想法。最后，皮尔苏茨基先生被提拔至“国家元首”的位置，而帕代雷夫斯基先生于1月16日成为了波兰的内阁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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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新建立的政府混合了美国政治系统与英国政治系统各自的特点，国家元首控制军队，而总理和内阁负责公民政府以及随后召开的国会方面的事务。在我的安排下，这个新的波兰政府很快得到了协约国各国的“认可”。对这个伟大的音乐国度来说，这只是麻烦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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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帕代雷夫斯基先生认识有很多年了。当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曾和同伴们组织过一个安排讲座的团体，目的在于缓解我们财政的缺陷问题。我们曾经安排了一次帕代雷夫斯基先生的演讲，但最终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实现。1915年，我又一次见到他，当时我正费尽心思想给波兰进行一些救济。我们身处战时，他常常来找我讨论波兰独立委员会的工作，他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也是主要的财政赞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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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代雷夫斯基先生为波兰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一次就是在巴黎和会上。当时罗曼·德莫夫斯基先生是他最重要的同僚，那是一个精明狡猾、头脑冷静的谈判者。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和会顺利通过扩大波兰边境的请求，并同意赋予该国家同化他们吸收进来的少数民族的权力。这样一来，他们确保了自己对国家人口的全权控制，诸多边缘民族，比如德国人、捷克人、俄国人和立陶宛人，都能被同化和吸收。这对波兰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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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帕代雷夫斯基先生并不是一个非常强悍的管理者。在他的要求下，我们派去了一个团队的专业顾问，帮助他打理财政、铁路和粮食这几个政府部门。事实上，美国的专业顾问几乎在管理整个粮食部门的运作和铁路的重建工作。停战之后，德国被要求向波兰提供火车的车头和车厢，我们用从德国那里得来的火车部件和美国军队剩余的材料完成了铁路的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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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一条紧急新闻报道了波兰军队一位陆军少校的残忍行径——他下令让五十个犹太人靠墙排队而站，然后让军队开枪处决了他们。消息一出，美国举国哗然，媒体大规模地强烈抗议这一行为。当时帕代雷夫斯基先生在巴黎，我建议他立刻采取行动对此事进行调查。同时，我们派遣自己的人员去波兰调查此事，结果发现这个故事并不真实。然而，美国媒体还是大肆地对此事进行报道，这已经开始威胁到我们的救济工作。2月2日，在帕代雷夫斯基先生的允许下，我向威尔逊总统写信建议美国成立一个官方的代表团，并派遣他们到波兰仔细调查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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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贾德温将军、荷马·约翰逊先生和亨利·摩根索先生被任命为调查委员会委员。这些绅士调查员尽心尽力地完成了他们的工作，纠正了媒体报道的不实之处，在新闻界也培养了一种大体更健康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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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重建波兰的话题，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我们的第一批进口食物于1月初抵达波兰，紧接着越来越多的食物被运送到波兰。到1919年的丰收为止，我们总共有751135吨的食物。军队剩余的衣物和医药设备以及二手的衣物和医药设备都被我们运到了波兰。我们还提供了6000万磅的未加工棉，让波兰人在他们自己的工厂对其进行加工织造。在这些供应品中，美国提供了729673吨，英国提供了21462吨。我们收到了8523936美元的现金款项，并以贷款和慈善所得给出了176541079美元。英国人通过信贷购买了他们供应的食物，总金额为15798098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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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的章节中我交代了波兰的伤寒、铁路和煤炭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牵涉到很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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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问题，我们又遇到了一个老问题——重建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对于他们西边的邻国——德国，波兰人有深深的憎恨。他们禁止自己与德国人进行贸易，否则他们就可以用波兰的某些原材料和德国交换一些制成品和肥料。最后我不得不坚定地表示，与德国的贸易关系必须建立起来，一旦实现了与德国人的贸易，他们一定会非常欢喜。关于这个问题，在某些档案室里有丰富但沉闷的文书、会谈和电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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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代雷夫斯基先生请求威尔逊总统能在6月28日回国之前访问波兰。总理的意思是，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但波兰人民还是因为失业、疾病、短缺的口粮而陷入绝望，这些灾难只会让波兰更容易被共产主义者掠夺。事实上，共产主义红军已经在边境开始了对波兰的攻击。总理先生坚持认为，美国总统的访问可以向波兰人民展示，如果他们坚持对自由体系的支持，他们的盟友美国会站在他们这边。只有这样，这个革命浪潮才能被彻底根除。因此他力劝威尔逊总统成行。当然，威尔逊总统无法前往波兰。他委派我代表他访问波兰。帕代雷夫斯基先生也转而催促我前往波兰，他补充道，波兰人现在急需我为他们整个的经济状况提出宝贵意见，他们也需要尽快进一步重组政府，这一切都需要我为他们提供可供参考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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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安排了一辆从瑞士边境开往华沙的专列火车。为了给波兰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几位将军和海军上将陪同我一起前往。8月12日晚大约9点，我们抵达了华沙。火车站的大车库里挤满了人，到处都悬挂着波兰和美国的国旗，人们热烈地欢迎了我们。站台处排满了士兵，集体乐队演奏着《星条旗永不落》（美国国歌）——他们一直演奏着这首曲子。我们这些美国人排队站在火车边向国歌致敬，美国公民将大礼帽脱下放在胸前，美国军人则行军礼，将右手定在帽檐处。波兰官员也依次排开，皮尔苏茨基先生、帕代雷夫斯基先生、内阁部长、华沙市长、波兰将军和军官纷纷行礼，向美国国歌致敬，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致敬时纹丝不动，尽显尊重。但是这些乐队似乎并不想要结束这首曲子的演奏——我们只能保持着已经僵硬的敬礼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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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尴尬的几分钟就像一年那么长。最后，市长先生向前一步，用波兰人民传统的欢迎方式——面包和盐——欢迎了我们的到来。这次他呈上的是一个圆形面包圈，直径大约为18英尺，圆圈顶部有一颗很大的盐晶，整个面包放在一个雕刻精致的木质圆盘上。他说了几句英语，但是我什么都听不到。我的右手正僵直地在胸前拿着我的礼帽，所以我只能用左手接过碟子，并说了几句适当的评论。不过他和我一样听不到这些话，乐队的演奏实在是太响了。很快我的左手手腕因为盘子的重量开始颤抖，然后我成功地把这个碟子递到了海军上将的手里。他的手臂很快也开始打战，于是他又把碟子传到将军的左手中。我观察着这一幕，直到那个碟子传到了队伍末端的美国步兵手中。波兰人看到美国人的这一行为，纷纷鼓起掌来，他们以为这是美国应对这种场合的特殊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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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吉布森先生当时是美国驻波兰大使，在他、皮尔苏茨基先生和帕代雷夫斯基先生的陪同下，我们于当晚前往美国大使馆。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个充满激情的乐队还在演奏。在那之后，我们迎来了一周紧张密集的访问任务。我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与劳工、工业、农业以及大学的代表交谈。我们参加了各种晚宴、大规模会议、军队审核，并在许多城市发表了演讲。我们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演讲，地点在科修斯科先生在克拉科夫的公墓附近。按照计划，我先开始演讲，然后帕代雷夫斯基先生会将我的话翻译成波兰语。他希望我能充满感情地演讲，他也事先准备好了一份副本。我的演讲其实只有10分钟左右，但是来听演讲的三万人中只有不到一百个人能听懂英语，帕代雷夫斯基先生只能逐字逐句翻译给他们听。但他的翻译持续了45分钟之久。翻译结束之后，我问我的波兰助手帕代雷夫斯基先生到底在说什么。他回答道：“噢，他才是真正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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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拉科夫他们邀请我们去歌剧院观看了一场节日演出——这个歌剧院自波兰独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开放演出。波兰人中最具天赋的人都聚集在了这里。他们告诉我必须在表演开始之后才能到场。而我到场的时候，他们安排了“复活”的科修斯科军团穿着150年前的军服护送我出场，引着我走到帕代雷夫斯基总理面前。他和帕代雷夫斯基太太站在那里，手拿一个盒子。我进场的时候他示意我走到盒子前面。帕代雷夫斯基太太热情亲吻我的时候，台上的管弦乐队和艺术家们都即刻停止了奏乐。观众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演员们也纷纷鼓掌——尽管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鼓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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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旅行中让我感触最多、最深刻的经历是华沙的孩子们对我的接待。他们一直在铁路区域的流动厨房接受救济，知道我来了，波兰政府就将他们带到了华沙——五万个这样的孩子。他们列队整齐，站在一个老旧的跑马场看台前面。他们的年龄从五岁到十二岁不等，很多孩子都衣衫褴褛，每个人都拿着一面纸做的旗子，旗子上面满是美国国旗和波兰国旗的颜色。有些孩子拿的旗帜上面还写满了赞扬我的话语。他们在跑道上来来回回了几个小时——有人蹦蹦跳跳，有人嘻嘻哈哈，有人吵吵闹闹，他们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很冷静，试着保持某种行军的秩序，但是这种努力都是徒劳的。法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昂里将军站在我旁边，他被这画面感动得泪流满面。最后，他情不自禁地离开了看台。离开的时候，他用法语说：“今天您得到的荣誉是我从未见过的，甚至在整个历史中，都从未有人得到过这样的荣誉。”有一瞬间，一只兔子从草丛里跳出来，它想要从孩子们行军的步伐中穿梭出来。这样的情况这些活泼的孩子们可处理不了。他们纷纷扑向那只兔子，大概甚至超过两千个人都摔在了地上。妇女监护人只能忙乱地重整队伍，她们的努力让我们稍稍轻松了一些——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等到孩子们捉到了那只兔子，他们坚持要将它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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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游行是下午早些时候开始的，预计在天黑的时候结束，但是很多孩子都坚持不到那个时候。但真正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妇女们的能力——她们可以面面俱到、思虑周全，包括孩子们那天晚上的安顿问题，每个不同的小组有不同的宿处，因为他们都来自城市之外，在这里的住宿只能由老师进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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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代雷夫斯基总理召开了一次部长会议，讨论波兰未来的经济计划。在过去十个月里，我一直被波兰的政府问题、经济问题所困扰。我知道波兰需要的不是经济图表或经济理论，而是经验丰富的专家。应会议要求，8月17日，我根据自己所见提出了关于波兰各方面组织问题的意见。我建议波兰政府委任一位经济部长，由他领导一个代表政府不同部门的经济委员会，并在更多外国顾问的帮助下完成工作。应帕代雷夫斯基总理的邀请，我把停战时期派来的临时美国人员换成了相对更加永久的美国人员，他们一共七人，分别负责铁路、公共卫生与健康、食物、矿业、贸易和财政这几个不同的部门。这些美国顾问服务了超过一年的时间，对波兰的重建给予了极大的贡献。而休·吉布森先生就像是屹立不倒的灵魂人物，为重建波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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