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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七章 巴兰基亚、书商和波希米亚团体 1950—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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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我认为他去巴兰基亚是为了新鲜的空气、更自由、更高的薪水。”[1]四十多年后，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如此解释朋友的决定，他为何从卡塔赫纳这个历史城市往东八十英里去到热闹的海港城市巴兰基亚。1949年12月底，加西亚·马尔克斯离开卡塔赫纳时，已经又开始实施宵禁，在傍晚宵禁开始前抵达巴兰基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口袋里揣着路易莎偷塞给他的两百比索，另外，一位大学教授马里奥·阿拉里欧·菲利伯则不知道塞了多少钱给他。在波哥大搜查来的皮箱里放着《家》的手稿，一如往常，他比较担心弄丢的是手稿而不是钱。虽然他再次独自一人度过圣诞假期，却仍然非常兴奋；毕竟，如同一位喜好卡塔赫纳的人后来所承认：“在那个年代，来到巴兰基亚就像回到现实世界，真正的行动中枢。”[2]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向加西亚·马尔克斯保证，自己会动用一切关系帮他在《前锋报》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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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兰基亚这个地方几乎没有历史，也没有杰出的建筑，却很现代，积极进取，充满活力而友善，而且距离糟蹋哥伦比亚内在的“暴力事件”非常遥远。此处人口接近五十万。“是巴兰基亚使我得以成为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93年这样告诉我：“这里有哥伦比亚最高的移民率——阿拉伯人、中国人等，如同中古世纪的科尔瓦多，是一座开放的城市，里头满是聪明但一点儿也不在乎自己是否很聪明的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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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以“巴兰基亚团体”[4]知名的精神创立人是加泰罗尼亚人拉蒙·维耶斯，他注定要成为《百年孤独》中有智慧的卡泰隆老书商。他于1882年出生于山村贝尔加，在巴塞罗那长大，在西班牙小有名声，后来才于1913年移民至谢纳加。巴兰基亚的谣言至今仍传说他是同性恋，这似乎其来有自。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加勒比海时期两位重要的导师萨巴拉和维耶斯似乎都是同性恋。加西亚·马尔克斯认识他时（只有非常短暂的时间），维耶斯已经六十多岁了。他身材稍微粗壮，满头白发，额头上的头发像鹦鹉一样不受控制。他有办法让人同时感觉既害怕又友善，他虽然酒喝得不多，但很会聊天，有着非常细腻但尖酸的幽默感，偶尔也有非常残酷的坦白。[5]他在团体中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知道自己不是伟大的作家，但他广泛阅读，对于文学的观点开阔而精辟。他从来不曾富有，但总是轻松以对。维耶斯使这个团体的成员凝聚在一起，让他们有信心相信即使身处一个默默无名、显然没有文化的城市，没有历史，没有大学，没有有教养的统治阶级，但他们还是有可能受教育，而且很容易走在时代的前沿。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有忘记他说过的一句话：“如果福克纳住在巴兰基亚，他会坐在此处。”[6]这一点也许是真的。早在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的概念之前，他就已经以此为自己的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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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出生于1917年，是名作家何塞·菲利克斯·福恩马佑尔之子。他是团体中最安静的，也许是年轻团员中最认真的一位，但也是最关键的人物。首先是由于他和上一代有直接的关联，其次是因为他借由自己先前的关系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最后则是他首先建议加西亚·马尔克斯应该换到《前锋报》，福恩马佑尔自己工作了二十六年的地方。他广泛地阅读西班牙文、英文和法文作品，表面上缺乏远见，安静，谨慎，但如同其他人一般是经验老到的酒客，对于整个团体的和谐来说如同坚定的润滑剂。他有严重的口吃，但朗姆酒或威士忌常有舒缓之效。他强烈偏好古典文学和字典，无疑是此团体中真正博学、最广泛阅读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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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巴尔加斯是福恩马佑尔的好友兼同事，1919年出生于巴兰基亚。他身材高大、有双具有穿透力的碧眼，是位永不满足的读者；他做起事来既缓慢又谨慎，有点难以接近。福恩马佑尔虽然严肃，但不可避免地经常出错、邋遢又有趣，巴尔加斯则总是穿着白衬衫，一丝不苟——虽然偶尔在判断上冷酷无情，[7]但非常牢靠。（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手稿都是寄给他征求第一印象，写信要求增援书籍或金钱也是找他。）他是个老烟枪，烟草颜色越深越好。虽然他和福恩马佑尔是最安静、不好动的，喝起酒来却不遑多让，特别是一种主要配方为“兰姆、柠檬加兰姆”的酒。[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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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瓦罗·塞培达·萨穆迪欧是这团体中具活力的引擎，英俊、潇洒、有着全世界最开朗而明亮的笑容，女性无法抗拒——他和哥伦比亚一些重要女性艺术家有过很公开的罗曼史——却也受到男士的欢迎。他于1972年英年早逝，因而成为巴兰基亚的传奇。[9]他于1926年3月30日出生于巴兰基亚，但总是声称自己出生于谢纳加，香蕉工人大屠杀所发生的地点，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出生和这可恶的“卡恰克人谋杀‘岸边人’”的悲惨历史事件有某种渊源。他的父亲是保守党的政治人物，在阿尔瓦罗小时候就发疯去世，使得这小男孩儿身上带着一股悲剧的味道，但被他奔放而令人难忘的成人性格所掩饰。塞培达是个充满矛盾的个体，总是以愤怒的咆哮解决这些矛盾。他的外表像个流浪汉，1949年到1950年他在美国时弄到了一笔钱，和当地上流社会总是有紧密的联系，包括巴兰基亚商人胡利奥·马里奥·圣多明戈，他有一小段时期曾经是会员，后来成为哥伦比亚首富，也是拉丁美洲最富有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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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自杀性而情绪不稳定的人物是阿雷翰德罗·欧布雷贡。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巴兰基亚时，他并不在此处。的确，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兰基亚的时候，欧布雷贡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欧洲，但偶尔还是会来此探视，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停留期间的前后他都是重要的会员。欧布雷贡是位画家，1920年出生于巴塞罗那，其家族拥有巴兰基亚的欧布雷贡纺织工厂，以及市内的豪华旅馆“绿野饭店”。他结婚又离婚数次，如塞培达一般吸引女性。欧布雷贡是典型的充满激情的画家，到了20世纪40年代声誉往上攀升，[10]在费南多·玻特罗成名之前，于20世纪后成为哥伦比亚最知名、无疑最受喜爱、最受推崇的画家。他通常只穿条短裤，就这样。在巴兰基亚，他的“功绩”是个传奇：单挑数位美军陆战队队员，因为他们苛待一位妓女；一口吃下另一位酒客训练的蟋蟀；从当地马戏团租来一头大象，砸烂他最喜欢的酒吧的大门；和朋友玩儿威廉·泰尔游戏，只不过用的不是弓箭而是酒瓶；他最喜欢的狗在一桩意外之后瘫痪，因为他一枪打在它的头上。如此这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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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后来以“巴兰基亚团体”闻名的主要角色，20世纪50年代初，加西亚·马尔克斯受邀参加他们所安排的永不间断的嘉年华会。其他许多成员几乎同样的多彩多姿、深具个人特色。赫尔曼·巴尔加斯在1956年写到这个团体的多元兴趣，谈到他的朋友在“后现代主义”存在之前就已是先驱之士：“他们可以以同样的兴趣，毫无偏见地思考不同的现象，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柯尔·波特的音乐、阿夫列多·斯特凡诺的技巧，或威利·梅斯的技术、安立奎·葛劳的绘画、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诗、雷内·克雷尔的评论、拉法叶·艾斯克隆那的梅伦格舞、加夫列尔·费格罗阿的摄影，或是‘黑色亚当’、‘黑色尤菲米亚’的生命力。”[11]巴兰基亚团体的成员认为友谊比政治更重要，虽然塞培达倾向无政府立场，加西亚倾向社会主义，但他们几乎都是自由党。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这群朋友之间拥有所有令人想拥有的书，他们常会于夜深之际在妓院里引述书中内容，第二天早上把谈到的书借给他，而他读的时候还处于宿醉之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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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团体似乎反对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但其实他们更反贵族阶级。塞培达和欧布雷贡都和城里一些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有关。他们最惊人的立场是对于北美许多事务的共鸣。在当时的拉丁美洲非常罕见。当时波哥大和拉丁美洲大多受到欧洲文化的束缚，巴兰基亚团体则认为欧洲已经成为过去、传统，比较偏好美国更直接而现代的文化例证。自然这样的喜好并不应用在政治问题上，也并不是不加批判。但不论好坏，这样的立场使得这个团体领先拉丁美洲其他重要的文学或知识运动大约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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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倾向几乎使他们反卡恰克人，最极端的是塞培达，他对加勒比海大众文化深具信念——也就是反对安第斯，倡导现代化。他后来鼓吹加勒比海共和国的成立。1966年接受波哥大记者丹尼尔·桑佩尔的采访时，他强调“岸边人”“不是先验论者……不发明神话。我们不像卡恰克人是说谎的人、虚伪的人。”[13]桑佩尔是卡恰克人，不知道他的哥伦比亚同胞竟然可以做到这样，因而深深着迷于此超然的个性。塞培达率先热衷于不说废话的北美作家如福克纳与海明威，积极倡导这团体最喜爱的消遣：格兰德大妈主义（独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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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出没于巴兰基亚市中心的几条街。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世界从圣布拉斯街开始”，此处最近重新命名为三十五街。[14]事实上，圣布拉斯街夹在进步街（四十一号公路）和7月20日街（四十三号公路）之间的那一段，就是“世界书局”的所在之地，哥伦比亚咖啡馆、哥伦比亚电影院、快乐咖啡馆、美洲小馆也都在这里。往北一条街是“美洲撞球室”，往东一条街是位于西蒙·玻利瓦尔步道的罗马咖啡座。再过去一点儿是露天市场旁的哥伦布公园，维耶斯就住在那里，可以看到圣尼古拉斯教堂，此地以“穷人的教堂”而广为人知，距离《前锋报》的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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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书局”属于一位前共产党员豪尔斯·罗登·艾德立奇所有，在精神上被认为继承维耶斯在遥远的20世纪20年代就烧掉的书店。[16]每当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这个城市时，都会来到此处，几周后他母亲来找他时也是在此地找到他。[17]如果喝酒喝到午夜或超过午夜，团体成员通常会到巴兰基亚的许多妓院之一再聚，通常在所谓的“中国区”，虽然他们最喜欢的地方还是“黑色尤菲米亚”，当时位处三十几条街外的市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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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整个团体里最年轻、最天真、最没有经历的一位——根据伊巴拉·梅拉诺所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不但不会骂脏话，也不喜欢别人骂脏话。他酒喝得并不多，也从来不打架，虽然证据显示他经常与女人暗通款曲。赫尔曼·巴尔加斯后来说道：“他很害羞，很文静，就像我和阿方索一样，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我们之中最具小镇性格……也是最有规矩的。”[19]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年间，他一直处于没有房子，没有钱，没有妻子，甚至好几年都没有正式女朋友的状态（和梅塞德斯之间半想象的感情使他免于拥有真正稳定女友的命运）。他像一些永远的学生或波希米亚艺术家一般，后来虽然回想当时很快乐，但从不认为自己会熬过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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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付不起真正的房租，结果几乎有一年都住在后来改名成“纽约宿舍”的妓院里；由于这栋建筑物高四层楼，在当时的巴兰基亚并不寻常，阿方索·福恩马佑尔遂为它取了个“巨塔”的外号。这栋建筑物位于皇家街，以“犯罪街”闻名，差不多就在《前锋报》办公室对面，非常接近维耶斯在哥伦布广场的家；一楼是公证人和其他办公室，楼上是妓女办事之处，由老鸨大卡达丽娜[21]严格管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栋建筑的最上层租了一个房间，一晚上只要一点五比索。房间只有三平方公尺大小，比较像一个小隔间。一个叫“玛丽亚化身”的妓女常常每周一次帮他烫两条裤子和三件衬衫。有时候他没钱付房租，只好给门房达马索·罗德里格兹一份最新的手稿作为抵押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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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这样的环境里住了近一年，夹杂在街上的吵闹声、妓院中的多元噪音、讨论生意和女人之间激烈的争吵中。他和妓女成为朋友，甚至帮她们写信；她们则借他香皂，分享自己的早餐，偶尔他唱几首波丽露或瓦伽娜多曲子回报。他特别欣慰的是，几年后他曾经崇拜的威廉·福克纳强烈推荐妓院是最适合写作的地方：“早上很安静，很平静，晚上有派对、酒，可以和有趣的人聊天。”[23]透过薄薄的墙壁，加西亚·马尔克斯听到许多大开眼界的对话，被他大量运用在未来的文学创作里。其他的时间里，他和一位开出租车的朋友“猴子”葛拉漫无目的地在夜间兜风。后来，他一直把出租车司机视为具有常识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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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沿用在卡塔赫纳使用的笔名“塞提莫斯”，每日专栏命名为“长颈鹿”，秘密地纪念他少年的缪斯梅塞德斯，因为她的脖子修长而纤细。从一开始，这些专栏就带有崭新的光彩，即使当时有审查制度，内容也常常低俗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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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尽力维持自己的政治立场（以及不合时宜）。他在《前锋报》的事业之初就显示，自己不会受到吸引他的拉丁美洲左派、庇隆式的民粹所影响。写到艾娃·庇隆访问旧大陆时他说：“第二幕是艾娃袭击欧洲。在国际上煽动民众的炫耀行动中，她把整个财政部挥霍在意大利的工人阶级身上——与其说是慈善，不如说是在引人注目。在西班牙，那些政府丑角以对待高尚共事者的热情接待她。”[24]1950年3月16日他写的一篇文章中提道，每日以开式剃刀帮共和国总统刮胡子的理发师手上握有大好机会[25]，但他的这篇文章逃过一劫。1950年7月29日，以仿佛是熟识之人的身份，他冷淡地写了苏联最有效的宣传之一，伊莉亚·爱伦布尔访问伦敦一事。[26]1951年2月9日，他大胆地言明“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政治立场比西班牙的长枪党更令人反感”[27]。（当时的哥伦比亚由劳雷亚诺·戈麦斯主政，是拉丁美洲首先与佛朗哥将军统治下的西班牙恢复全面关系的政权，虽然有联合国的强烈警告，但他们视而不见，希望和佛朗哥以同样方式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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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审查制度，那么他的主题之一便是寻找主题。两者都在“长颈鹿的朝圣之旅”中幽默地提到这是他的每日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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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颈鹿这种动物对于任何轻微的编辑举动都很脆弱。从这个每日专栏的第一个字在这里生出来开始，在矮木丛里……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长颈鹿变成悲伤、无法自卫的动物，随便转个方向都有可能折断关节。首先必须谨记在心的是，不论作者的气质多么的愚蠢，每天写这十四公分的胡说八道可不是个笑话。接着还有“两个审查制度”的问题。第一个就在这里，在我身边，面红耳赤地坐在电风扇旁，准备好阻止长颈鹿拥有任何自然公开可允许以外的颜色。然后还有第二道审查，什么也不能说而不冒着长颈鹿的长颈被减少到绝对是最短的风险。最后这个无法防卫的动物进到排版的黑暗密室中，恶意的同事辛苦地把本来以光和昙花一现的树叶所写的东西变成铅字。[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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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这些文章中，我们不只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快乐”，还有写作的快乐。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这几个星期里，他首先持续地享受着这个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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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加西亚·马尔克斯渐渐习惯他的新生活时，却出现了一位意外的访客。2月18日星期六的午餐时分，就在四旬斋嘉年华会开始的前一天，他的母亲路易莎·圣蒂雅嘉从苏克雷搭船到来，在“世界书局”找到他。他的朋友很谨慎地没有叫她去“巨塔”找人，加西亚·马尔克斯选择这个时间点作为自传《活着为了讲述生活》的开场陈述。他的家人又缺钱了，路易莎·圣蒂雅嘉正在前往阿拉卡塔卡的路上，开始办理出售父亲老家的手续。十五年前，路易莎一个人回到阿拉卡塔卡见她几年前留下、其时已经遗忘的小男孩儿，如今母子俩将走上同一条路。就在贾布二十三岁生日的几个星期前，她又回来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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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第二天的文章，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路易莎坐上七点的汽艇横跨谢纳加大沼泽，回忆录中以令人难忘的方式重述了这段旅程。从谢纳加到阿拉卡塔卡，他们搭乘的是许多年前奔驰在两个城镇之间依然如故的黄色火车。他们到达阿拉卡塔卡后走过空旷的街道，试着在胡桃树下避暑。[30]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这趟旅程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因而终于确定了自己的文学职业和志向，并催生他认为第一篇严肃的作品，也就是小说《枯枝败叶》。这也正是《活着为了讲述生活》为何以这段往事开场，而不是他出生的那一刻；无疑，这段精彩的描述赋予整本回忆录鲜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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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趟回乡旅程的影响不仅令他叹为观止，似乎每一条街都带领着时光倒流，引领他回到自己出生的房子里。这真是他童年的阿拉卡塔卡吗？破落的房屋、满布灰尘的街道、颓落如玩具般的教堂。他记忆中忙碌翠绿的街道如今空无一人，仿佛永远不会再鲜活起来。他所见到的每一个人、每一桩事物似乎都覆满尘埃，以他无法想象的程度老化。大人看起来都病恹恹，虚弱，狼狈，他的同辈老化的程度超过真正的年龄，他们的孩子无精打采，大着肚子。[31]流浪狗和秃鹰显然占据了这个城镇，放眼望去仿佛其他人都死了，只有他和母亲活着。或者，如同童话故事一般，他自己也死了，只是现在又复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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