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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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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英国人的南部攻势还只是让华盛顿大吃一惊的话，那么他们强大的武器装备则着实把他吓坏了。“正当我们呼呼大睡或开着无聊的玩笑时，”他懊恼地说，“英国人却已经调动了整个王国所有的力量和资源，来与我们对抗。”他那法美联合征服纽约的梦想现在变成了一场噩梦，战争不仅没有以巅峰式的胜利速战速决，反而变成了一场拉锯战，而美军无论在枪炮、资金还是兵源上都处于劣势。“在现代战争中，谁的钱包最鼓，谁就最能控制局面，”华盛顿感叹道，“英国人的信贷制度十分发达，比任何国家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直到这时，华盛顿在思考这场爱国行动中最重要的获胜因素时，首先想到的仍然是个人的优秀品质：士兵们向着英军大炮进发的非凡勇气，衣不蔽体的部队默默地穿过福吉谷的雪原时所表现出的牺牲精神，他自己为了深信的事业而甘愿冒下的各种风险。然而，他也开始考虑另一个超乎个人层面的因素，它不完全依赖于意志力，而依赖于能够快速调动资源的制度。在战争中，如果说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勇敢，那么制度最重要的品质则在于能够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认识到，后一种因素在当时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十分担忧”，因为用他的话来说，北美的财政制度似乎只能提供“虚假的希望和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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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大陆议会政治弊端的最初理解源自他对美德的最初阐释，将失败归因于个人意志薄弱。他对弗吉尼亚的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说，最优秀的人选择效命于州政府，在那里他们可以“在家里高枕无忧……与此同时，北美的共同利益却遭受着无可挽回的破坏”。当大陆会议中的二流代表正在为无聊的决策不知所措时，来自弗吉尼亚的一流领袖在哪里呢？“梅森、威斯（George Wythe）、杰斐逊、尼古拉斯（Robert Carter Nicholas）、彭德尔顿（Edmund Pendleton）、纳尔逊（Thomas Nelson）以及另一个人（指哈里森本人）都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大陆会议没有起诉奸商和“囤积者”（哄抬军需物资价格的人）？他们明显是“社会的蛀虫”，这样的人都该“用一个比处决哈曼[3]的绞架高五倍的绞架吊死”。一大帮责任重大的议员们怎么能眼看着发行的货币变成“连一个大陆币都不值”的笑话呢？通货膨胀已经攀升到了顶点，“一只耗子的价钱在从前可以买一匹马了，而现在没有200英镑的话根本买不来”。假如英国的敌人不是殖民地，而是其他一方的话，他一定已经向英军投诚，并保证为英军夺取胜利了。政治领导阶层在国家层面上宣告失败，让通货膨胀、腐败和空头许诺变成了“一种流行病”，更使无动于衷的态度“成了比整个英军可怕千倍的敌人”。华盛顿曾向一位弗吉尼亚老友吐露道，他简直不敢相信，美国最美好的前景“竟然被一群贪婪的无耻小人所遮蔽，他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能将整个大陆置于无可挽回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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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的症结所在，是华盛顿逐渐认识到的，它并非个人意愿的问题，而是所有人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这严重限制了大陆会议的权威。英国议会和政府之所以可以征税和招募军队，就因为其拥有英帝国的最高主权。而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内，大陆会议也是因为临时拥有了与之相当的权力，才得以建立大陆军，并任命华盛顿担任指挥。然而当大陆会议开始作为立法机关像英国国会一样运作时，却不断遭到来自各殖民地的批评，陷入了英国国会曾经面临的境地。本来，推动美国革命爆发的核心力量就是对立法权尤其是征税权的深恶痛绝，只要这种权力脱离了公民的直接控制和监督，不管什么政府都一样可恶。从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角度看来，聚集在费城的代表们都是一些遥不可及的人物，他们和伦敦的下院一样，都没有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力。而且，大陆会议的投票总是以州为单位进行的——每州一票，因此也就无法公正而准确地反映北美全体人民的意志。1781年正式通过的《邦联条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非常明确地体现了这种一票制原则，而没有也不曾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北美国家，根据条例，各州保留主权，邦联没有实际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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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之前，华盛顿很少考虑这些政治问题。要知道，他的革命信条就是完全推翻英国国会对殖民地的控制权。他仇恨英国人的焦点根源于控制问题，而不是对权力本身的厌恶。实际上，问题出在英国人身上，而不是权力本身。从个人角度而言，他鄙视英国人的那种优越感，因为这使他完全沦为臣服者，但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他相信只有建立一个独立的美国，才能将富饶的阿勒格尼山脉以西地区从伦敦富豪们手中夺取过来。而关于美洲本土国家更准确的轮廓和特征，他留给了其他人去做更加精致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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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80年，他终于决定不再继续沉默下去了。而在此之前，他一直迟迟不愿明确表达看法，是担心因此违反了近乎神圣的文官掌权原则。事实上早从1777年开始，他就不断地向各州政府发送例行的公开信，要求获得金钱、物资和兵源方面的支持。由此可见，当时他的言下之意仍是，上述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在州政府手中。而到1780年时，日益增加的绝望感终于迫使他越过界限，成为扩大国家权力的公开鼓吹者。“我确信，”他对大陆会议中的一名弗吉尼亚代表说，“大陆会议必须用更具决定性的语气说话。除非各州能授予或承认它有足够的权力来应付战争的需要，否则我们的事业必败无疑。我们不能再像原来那样苦苦支撑下去了。我看到一个国家正一步步地分裂成13个。”大陆会议不能仅限于提出建议，还需要发布命令。“一句话，”他抱怨道，“我们的行动不是受一个议会的影响和指引，而是13个州都在说话，且其中每一个都有着狭獈的地方观点和政见。”如果大陆会议不能扩大权威，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府，他警告说，“我们会疯了的，想想如何应付残酷的战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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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论关乎美国革命胜利后的走向。但除非等到战争胜利，否则他们注定不会为大多数人知晓。华盛顿比很多人都提前想到了这些问题，因为他相信，只有尽快解决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而且和往常一样，促使他思考的并不是共和政府的理论观点，而是身为总司令在战争中所面临的严酷现实，因为到1780年，他又遭遇了类似福吉谷的情景，而且这一次情况更困难，拖延的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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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当英军全副武装的两个团准备从纽约乘船驶往南卡罗来纳时，马萨诸塞的60支部队已经一年没有获得薪俸、4天没有吃饭了。这些人中有一半的人没有鞋穿，却依然试图走回家乡，因为他们早就吃掉了自己的马匹。而在新泽西，由于军队在这里收集粮草达4年之久，乡村已经颗粒无收，华盛顿不得不命令一位将军从当地农民手中征用家畜和粮食，他明白，如果不采用抢夺的下策，士兵们就只能饿死了：“我们必须扮演令人憎恨的掠夺者，而不是人民的保护者。”没有人能够确知当时大陆军的规模——最准确的估计大概是1万人——因为很多人到新年就服役期满了，华盛顿因此将其描述为变动不定的军队，“就好像夏天的一块冰雕底座，不停地从下方融化”。挨饿、生病、光脚的战士如此之多，用华盛顿的话说，“能够执行任务的士兵反而成了少数……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军队出现过类似情况”。甚至当盼望已久的法国军舰奇迹般出现在长岛时，华盛顿猜测自己只有一半的兵力可供调遣来占领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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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原本已经十分危险的状况恶化到了真正令人绝望的境地。1780年冬季在莫里斯敦的驻扎比福吉谷时期更加困难，死亡和逃走的士兵越来越多，军队缩减为8000人，其中还有整整三分之一的人已经不具备战斗能力。到了夏季，华盛顿听说英军已经在南部打了两次大胜仗。查尔斯顿的守卫者们尽管十分英勇，但还是让该城落入了英国海军的控制之下，整个美军要塞中的5000多人沦为俘虏。盖茨的军队是在华盛顿的勉强同意下，由大陆会议派到南方去的，却在卡姆登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华盛顿企图将这些灾难粉饰过去，声称英国的海军优势使查尔斯顿不堪一击，而盖茨试图重演萨拉托加大捷的徒劳努力，由于太过依赖民兵，结果暴露出这一广受欢迎策略的愚蠢。10月份，华盛顿提议，指派他最信赖的格林将军去南部接管残余的部队。他向格林坦白说，这也许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算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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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秋天，更多的坏消息传来，而且这次是华盛顿最没有想到的。8月份，他曾经派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去驻守西点的要塞；他将该地视为哈得孙一带的要冲，是整个北部地区最具战略意义的地方。9月25日，他写信告诉格林，他已经“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部署，你知道后一定会大吃一惊”。然而结果却是，阿诺德与英国人谈判了数月之久，最后收受了一笔可观贿赂，准备将西点拱手交给英国人。这一阴谋在最后一刻方才败露：英军派出与阿诺德接洽的约翰·安德烈（John An d ré）少校被当地民兵拦截并搜查。阿诺德得知阴谋暴露，于是逃往纽约，并在那里立刻受到英军的接纳。安德烈则受到了审判，并被宣布为间谍。尽管华盛顿的多位副官包括汉密尔顿都为他辩解，认为他应该以普通士兵的身份被枪决，华盛顿还是下令将他当作间谍绞死。在这件事情上，他一点都没有表现出伤感和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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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件不仅造就了美国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叛徒，还增加了华盛顿内心的恐惧：过去三年里将士们的牺牲精神，以及他们所体现的铁的纪律，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毕竟，如果阿诺德能够出卖自己人，其他人也可能步其后尘。虽然现代传记作家认为阿诺德的背叛早有预兆，原因也平淡无奇（也就是说纯粹是为了钱），但在当时，它却似乎象征着理想的崩溃和信念的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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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年1月发生的事件似乎更证实了这种穷途末路式的观点。来自宾夕法尼亚的1000名军人因为一年没有收到薪俸，又没有得到过冬的衣服，决定向大陆会议进发，沿途还不时地拉响大炮耀武扬威。两名试图阻止他们的军官被击倒。哗变者声称自己并非叛徒（“我们不是阿诺德”），而是一群忠诚的士兵，只是再也无法忍受无法兑现的诺言。三星期后，新泽西地区的军中发生了另一场哗变，这一次哗变者威胁向该州首府特伦顿进发，申诉同样的冤情。第一支哗变队伍后来被劝回，没有发生其他枝节；然而华盛顿下令对第二支哗变队伍采取杀一儆百的策略：他们被600人的军队所包围，眼睁睁看着两名兵变首领被就地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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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独立战争的低谷：英军在南方取得了胜利，大陆军在北部却处于瓦解的边缘。而且，令华盛顿难以置信的是，大陆会议宣布已经没有能力为逆转局势向军队提供资金了。（使这幅绝望的画面雪上加霜的是，法国主力舰队依然还游弋在西印度群岛，丝毫没有前来救助的意思。）把最终结果视作英国的胜利还是美国的失败，对华盛顿而言似乎是一样的。他已经将生命、财产、荣誉都押在了这场战争上，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失去一切。他告诉劳伦斯，“我们现有的兵力（其实只是残兵败将而已）根本无法应付眼前的战争”，一度辉煌壮丽的事业现在“却被搁置了，并非出于我们的选择，完全是为困难和强力所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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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不可思议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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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盛顿谈到“一系列机缘”时，他指的是亲身经历的跌宕起伏的战争过程。尤其是在最后7个月中，冲突表现得异常激烈：从1781年4月美国经济和军队都陷入困境开始，到10月英军在约克镇惨败为止。根据当时一位见证者的报告，英政府就像“好像被一颗子弹击中了胸部”，其内阁及在北美的巨大帝国同时瓦解了。美军就好像一个情绪高涨但实力远逊于对手的拳击运动员，筋疲力尽、步履蹒跚，眼看就要轰然倒地，却坚持到了最后一个回合，并给对手以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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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又是怎样发生的呢？整个故事从开始就是一系列富有两面性的情节，既给人们提供了希望，又将这种希望不断夺走。在政治领域内，经历了5年的争论之后，各州代表最后终于修改了《邦联条例》，为新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奠定了宪政基础。然而，被实际使用的称呼依然是“邦联”，因为主权仍属于各独立州，而不是他们的联盟。只有建立新的政府框架，长期被延误的行政改革才有可能进行：最基本的是建立一个类似内阁的机制，并分别任命负责财政、战争和外交事务的部长，以便为战争提供更连贯一致的政策支持。但正如新的财政部长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对华盛顿所说的那样，中央政府的金库依然空空如也，更确切地说，是一片赤字，因为各州代表拒绝通过新的征税法案。假如有人希望寻找经济援助以使军队免遭解散的厄运，那么与其指望费城，不如仰赖巴黎：本杰明·富兰克林正试图向法国人筹取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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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的夏天，一支6000人的法国军队在欧洲老将罗尚博伯爵（Rochambeau Count）的率领下，在罗得岛登陆。但在以后一年里，这支军队就这样在纽波特安营扎寨、按兵不动。华盛顿与罗尚博互通信件，并三次会面商谈如何调度军队的问题。此时华盛顿依然相信，唯一有价值的进攻目标是英国人在纽约建立的要塞。然而，要实现这一进攻目标，就需要在海军方面占据优势——这就又归结到了一直不见踪影的法国军舰上，而只要英国舰队还控制着大西洋，法国人就拒绝调动手中的兵力。1781年5月，在康涅狄格的韦泽尔斯菲尔德（Wethersfield）进行的一次会面中，死结终于打开，罗尚博同意派遣军队与华盛顿在纽约外围会师，华盛顿攻占纽约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由于各州没能募集到足够的新兵，他手下的军队人数少得可怜——当法国人看到大陆军人马稀少、装备低劣时，华盛顿显得十分尴尬，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兵力，纽约城依然是坚不可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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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南部战场上传来的消息使情况发生了扭转：好的更好，差的更差。好的方面而言，1781年2月，华盛顿听说丹尼尔·摩根的步兵已经与当地的民兵联合，对康沃利斯在考彭斯（Cowpens）的军队造成了重大的打击。接着又有消息传来，声称格林的部队虽然在人数上占绝对劣势，却巧妙地将他一贯擅长的费边战略发挥到了极致，用闪电式的骚扰战术对敌人造成了重创，后来历史学家将其描述为独立战争中指挥最杰出的战役。而3月份在吉尔福德（Guilford）县府发生的战斗是少数几场正面战斗之一，英军死伤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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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卡罗来纳的胜利曙光被弗吉尼亚正在发生的事件蒙上了巨大的阴影。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他现在成了英国军官）在毫无防御的乡村里肆虐侵扰。事后看来，我们会很奇怪为何英军绕开弗吉尼亚如此之久，毕竟这里是革命热情的主要发源地，而在地形上似乎也是为英军量身定制的：他们可以兵分两路，沿着漫长的河流和切萨皮克湾海岸线同时发起陆路和水路的进攻。华盛顿曾经派拉法耶特率领2000人到弗吉尼亚与英军交战，但到1781年4月，局势已经十分明显，这样一支微不足道的部队只能对强大的英军造成骚扰，而与此同时，康沃利斯的部队正从北卡罗来纳向弗吉尼亚进发。假如弗吉尼亚被英国人占领，格林远在南部所取得的光辉战果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英军将切断来自北部的军需供应，困死格林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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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781年夏初，在攻占约克镇的时机尚未成熟之前，美军胜利的前景还显得遥不可及。华盛顿和其他政治家都相信，所有资源已经消耗殆尽，大陆军已经濒临衰竭的边缘。眼前的战役必须是最后一战。由于没有决定性的战果，最大的可能是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假如美国接受了这种道路，将会有怎样的未来，但有两个结果似乎十分确定：首先，谈判结果将反映出战争结束后的军事局势，所以既然英国人控制了纽约、查尔斯顿、萨凡纳（Savannah）和波托马克河以南各州的重要地区，就会由此获得重大的外交优势；其次，美国将不可能获得完全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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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有人问华盛顿，他最初想到在南部发动一场进攻是在何时，华盛顿声称是1780年9月与罗尚博会面时想到的。严格说来，他道出的是事实，但更重要的事实是，直到1781年夏天前，他仍梦想着进攻纽约，并一直抵制着来自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州长们的压力，不把军队派往南方。当时他辩解说，他们的绝望心情可以理解，但应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战争，他是在“大范围内作战”。他想说的意思就是，美国人需要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而他相信只有攻占纽约才能提供这种胜利。罗尚博实际上更愿意在切萨皮克湾打一场大战，出于对法国盟友的尊重，华盛顿勉为其难地将其当作第二方案。尽管后来华盛顿称约克镇大捷是一个早有预见的结果，但当时的信件表明，进攻纽约的计划长期吸引着他的注意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克林顿得到了华盛顿的一些信件，得知纽约一直被视为进攻目标——当时是1781年6月。于是英军深信法美盟军向南部所做的任何动作都只是佯攻，援救康沃利斯的行动也就因此而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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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纽约之梦之所以没有机会变成现实有许多原因，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法国军舰并没有开往纽约，因为他们的指挥官不希望这么做。5月，在没有通知华盛顿的情况下，罗尚博向海军将领格拉斯伯爵（Count de Grasse）发布指示，要求军舰不要驶往切萨皮克湾以北的地区。我们很难猜测他当时的心理，因为到了7月份，他和华盛顿还侦查过英军在纽约周围的防御设施。也许他发现华盛顿十分顽固，只能等后者自己意识到长期的梦想不可能实现时，才会放弃。无论如何，这样的情形确实发生了。在7月30日的日记中，华盛顿承认“我顽固地推行一项他（罗尚博）并不赞同的计划”。三天以后，他写信给罗伯特·莫里斯，要求尽快派30艘运输船过来，声称纽约已经被“暂时搁置在一边”，而“弗吉尼亚也许会成为下一个进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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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一旦将注意力从纽约转到了南方，就再也没有动摇过。如果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信念是他的特点，那么他的另一个特点则是，当信念与显而易见的前景背道而驰时，他就会果断地抛弃这些信念。到9月初，南部地区已出人意料地集结了大规模的大陆军，几乎可以用天降神兵来形容。而在8月份，康沃利斯已经将7000多人的部队派遣到了约克镇的泰德沃特。9月2日，当华盛顿准备在切萨皮克湾北部的埃尔克角（Head of Elk）登船时，格拉斯和法国主力舰队出现在与约克镇隔海相望的亨利角（Cape Henry）。华盛顿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好消息。“您看，眼下的时机真是太关键了，”他写信给拉法耶特，“如果您在任何一个军营中得知任何消息，请您在第一时间告诉我，因为我坐立不安，完全失去了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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