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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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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莱因瓦尔德的友谊——捉迷藏的信——追求夏洛蒂·封·沃尔措根——被召回曼海姆——《阴谋与爱情》——遭到考验的爱之哲学——恶的社会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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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巴赫，一座距离迈宁根城不远的小镇，坐落于森林之中。沃尔措根家族在17世纪末买下的那座古老的庄园已经破败，亨莉埃特为自己和孩子们又买下一座农庄，让人重新修缮一番，成了简约而舒适的住处。附近的居民大约有300人，一半是需交地租的佃户，一半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交了保证金，得以在此生活，做些小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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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勒1782年12月7日到达鲍尔巴赫时，冬天已经来临。雪积得很厚，整个村庄和周围断绝了交通。席勒被一片宏大的寂静所笼罩，就好像“一艘沉没了的船上的乘客，拼尽全力才从波浪中爬上岸”。（致施万，1782年12月8日）所有的一切都已准备妥当。屋子已经收拾干净，壁炉里燃起了火，床上已铺好了床单，食品间也堆得满满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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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巴赫的避难所让席勒得以回归自己的内心。甫一到达，他就在1782年12月8日给施万的信中写道：“我现在正处于感受自己灵魂的状态，一定会好好利用。”在这个孤寂的冬天，他与世隔绝，决定“只做一个诗人”。同一天，他在给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的信中也写道：“没有需求能再让我害怕，没有外在的干扰能侵搅我诗意的梦、我理想的幻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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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里特博士”的假名在这儿住下，但村里的人很快就发现，这人有些不对劲的地方。他的身上隐藏着什么秘密，让人想要一探究竟，也有些许传言，但总的来说，村民们对他很友好，也乐于给予他帮助。但人们看得很清楚，他的灯一直到深夜都还亮着，也看见他大清早就在花园里忙碌，走来走去。让农人们觉得奇怪的是，一到打雷下雨，这人就常常离开家，爬上附近的一座小山，就好像一点儿都不害怕闪电和雷鸣似的。他向周围的人详细询问当地的故事和传说。人们也能在礼拜时遇见他。没过几个星期，他就迫切地向教区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原来的赞美诗集应当换掉，改用收录更多盖勒特诗歌的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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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一开始将席勒引介给了迈宁根的图书管理员，威廉·弗里德里希·赫尔曼·莱因瓦尔德，请他为席勒提供书籍、把他介绍给有趣的人认识。很可能正是因为二人的性情完全相反，席勒很快便与这位长自己22岁、忧郁多疑的老学究成了好友。莱因瓦尔德是一个具有文学修养，但在其他方面却无可救药的胆小鬼。他做了多年抄写员的底层工作，终于混到了一个还算过得去的职位，成了迈宁根公爵图书馆的秘书。他像勤劳的工蜂，认认真真地将图书馆的馆藏整理归类，但他的付出却没有获得回报：当他理出了图书馆的秩序之后，人们就把管理的职位交给了一位年轻的硕士，而莱因瓦尔德只能继续当他的秘书。这个愤愤不平的男人身上的确有些可怜之处，但他通晓书籍世界，通过给杂志写些书评也略微参与一点文学生活，他还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书《诗意情调、小说、书信和杂记》（Poetische Laune，Erzählungen，Briefe und Miszellaneen ），甚至钻研各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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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席勒的交往却让这个上了年纪又郁郁寡欢的单身汉焕发了第二春。他是这样活泼而愉快，先前认识他的人几乎认不出他现在的模样。一年之后，他甚至鼓起勇气向席勒的姐姐克里斯多芬娜求婚，并且居然一举成功。席勒对此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想要给姐姐找个不那么干瘪积灰，而是更加开朗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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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鲍尔巴赫的孤寂而言，莱因瓦尔德却是正确的人选。他定期从迈宁根过来做客。有时候，两人甚至在半路上的马斯菲尔德（Maßfeld）不期而遇，于是一同继续走回其中一人的家里。在冬天，这条路要穿越积着厚雪的森林，而在早春，土地又是如此泥泞，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暂停相互拜访。席勒让他的新朋友也参与他的计划和项目，为他朗读自己这几个月来一直在创作的新剧《路易丝·米勒琳》中的场景。而当席勒于1783年春开始创作《唐·卡洛斯》时，莱因瓦尔德又为他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文献。席勒心怀感激地接受了莱因瓦尔德的建议和批评，年轻人与年长者之间产生了一种真心而充满信赖的联系。而年长的莱因瓦尔德也在席勒身上再度感受到自己的青春。若是席勒周六晚上在迈宁根过夜，他就会在周日一大早从迈宁根动身离开，因为他周日“没刮胡子、没穿白色的衣服就不想出门”。（致莱因瓦尔德，1783年5月11日）这段友谊大概充满了兄弟义气，席勒也还没有完全消除斯图加特时期那种“野小子”的脾气。两人之间常用那种真诚但粗野的语调，席勒有一回这样预告他即将对莱因瓦尔德的拜访：“我要利用今天的大好时机，开始我的围攻。”（1782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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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几个星期，席勒很享受孤独，《路易丝·米勒琳》的工作稳步前进。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并不习惯一人独处太久。在卡尔学校，他生活在同学当中；而在斯图加特，他又是和朋友合租屋子。在逃离之后，施特莱歇尔始终陪伴在他左右。可现在在鲍尔巴赫，孤独有时竟让他感到害怕。于是他请求莱因瓦尔德给他寄来报纸，因为“倘若我在报纸上读到自己的名字，就能知道自己还活着”。（1783年2月14日）比报纸更好的是拜访，席勒现在也越发迫切地请求莱因瓦尔德前来做客。他在3月给后者的信中写道：“您前天的到访对我起到了非常美妙的效用。我加倍地感受到了自己，更温暖的生命注入了我的每一根神经。在这孤独中，我的状况给我的灵魂带去了一潭死水般的命运。如果不时常有些起伏，这潭水恐怕就会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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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莱因瓦尔德不是唯一一位贴近他心灵的相识——他还有一桩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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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新年的时候，席勒的贵人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和她的女儿夏洛蒂一起到达了鲍尔巴赫。席勒被这个16岁的姑娘迷住了。他陪伴着母女二人去往临近的瓦尔多夫（Walldorf），亨莉埃特的兄弟、高级森林官迪特里希·马沙尔克·封·奥斯特海姆（Dietrich Marschalk von Ostheim）就住在那里。1783年1月4日，他步行回到了鲍尔巴赫，当晚就从这里给亨莉埃特写了一封信，但他汹涌的情感更多的是给女儿而非母亲。“自从您离我而去，我就丢失了自己。我们当时怀着强烈而生动的喜悦，就像那个曾长久注视着太阳之人一样。太阳仿佛仍在他面前，即便他早已转过了双眼。从此，他再也看不见任何稍弱一些的光线。”席勒把这次拜访描述为一份感情的春天，就这样突然降临在他身上。与之相对的是，他注意到，过去几个月自己身上积累了多少“对人类的恨”。“我带着最炽热的情感拥抱了半个世界，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怀里只有一块寒冷的冰块。”他在夜里写了信，第二天一早就又出发前往瓦尔多夫。现在的他忍受不了孤身一人。他在瓦尔多夫住了四天，想要在那里做梦、在那里沉醉，但现实却又把他拉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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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莉埃特请他给自己写封信，可以拿到斯图加特用来掩盖他的行踪。因为她的保护者欧根公爵绝不能得知她竟把逃亡的席勒藏在自己家里。于是在逗留瓦尔多夫期间，席勒又写了一封捉迷藏的信，虚构了一种虽不存在但很有可能的真实。他在1783年1月8日写道，他故意散布自己身处鲍尔巴赫的谣言，但事实上却已在前往柏林的路上；他怀揣着宏伟的蓝图，想要一睹新世界的模样：“当美国实现自由，我就非去那儿不可。在我的血管里有些东西正在沸腾——我想要在这个满是坑洼的世界中跳上几下，让后人都来讲述我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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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血管里“沸腾”的，不单单是新世界的自由之梦，还有自由发泄出内心倾诉的梦。因为在现实中，席勒不得不隐藏他对夏洛蒂的情感，他知道亨莉埃特期待给她的女儿寻一份门当户对的贵族亲事。但他这个先前的军医、现在正在逃亡路上而身无分文的诗人，肯定不能自以为和夏洛蒂门当户对。不光是在美国，现在在鲍尔巴赫他就想要“跳上几下”，让他可以越过贵族阶级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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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精神在等级社会中到底无法自由徜徉，这正是席勒此时在《路易丝·米勒琳》中用文学手法所要处理的问题。而自从爱上夏洛蒂之后，他自己的整个存在也卷入其中。于是，在他1783年献给亨莉埃特之女的一首婚礼诗中，席勒不仅抒发了自己坠入爱河的情感，还引人注目地在一首致出身市民阶级、也嫁入市民阶级的新娘的诗中，夹杂了对阶级差异与偏见的义愤：“得怎样艰难地越过等级和先祖/受苦的自然找寻着自己的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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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末，亨莉埃特和女儿再次前往斯图加特，情感的风暴得以暂时平息。但当亨莉埃特3月宣布，自己此次将在一位年轻的封·文克尔曼先生的陪同下回来时，席勒的情感再度被点燃了。他怀疑这个封·文克尔曼可能就是夏洛蒂未婚夫的候选人。他把嫉妒隐藏在假称顾虑背后，托词说卡尔·菲利普·封·文克尔曼（Carl Philipp von Winkelmann）原先也是卡尔学校的毕业生，认得他本人，因此可能揭露他隐姓埋名。他在给亨莉埃特的信中写道，如果她不能放弃文克尔曼的陪同，他就得离开鲍尔巴赫。当亨莉埃特告诉他，自己将和女儿一起——没有文克尔曼的陪同——回到鲍尔巴赫，席勒终于稍稍出了一口气。为了迎接二人的到来，他在5月20日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庭院入口用鲜花布置了一道荣誉之门，给村口到农庄的大路上的每一棵树都挂上了小旗，清扫了教堂，又用花环彩带装点了整间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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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莉埃特和夏洛蒂大受感动，但当席勒听说人们还是在期待文克尔曼的光临时，心中不免又泛起阵阵醋意。亨莉埃特就好像压根儿没注意到席勒的情感似的，还来征求他的建议，问他是否应该把女儿嫁给文克尔曼。人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告诉陷入爱河的人，他的追求恐怕要白费力气。在母亲的鼓动下，夏洛蒂的哥哥威廉·封·沃尔措根也来向席勒请教他妹妹的终身大事。席勒应该提提建议，这样就不用想着为自己的事儿操心了。而席勒还能怎么建议？自然是委婉又含混。他在1783年5月25日给沃尔措根的信中写道：“我认识这位封·文克尔曼先生，他并非配不上您的妹妹。一个很优秀也很高贵的人，虽然有些缺点，有些叫人侧目的缺点……我真心欣赏他，虽然我现在也不能算作他的朋友。”席勒忙不迭地指出，只有他才能牵动夏洛蒂的灵魂。虽然这儿谈的只是监督她的教育——应夏洛蒂哥哥的请求——但席勒却在这一语境中掺杂了一份警告：“请您信任我对她教育的细致，我之所以几乎不敢负责她的教育，是因为从景仰与热烈的关怀到其他情感的转变，总是来得太快。”（1783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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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母女二人前往迈宁根，去拜见戈塔公爵夫人（Herzogin von Gotha），是她一直支付着夏洛蒂在希尔德布格豪森（Hildburghausen）的一所寄宿学校内的教育费用。夏洛蒂在那儿并不开心，想要离开，但那儿的人却不想失去公爵夫人的资助。谈判极为棘手，而席勒一句半是玩笑的建议又让此事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复杂。他给亨莉埃特写道：“倘若您完全拒绝寄宿学校，我要不了多久就能再写出一部悲剧，题目就叫《给洛蒂的悲剧》。”（1783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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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爵夫人的谈判一直持续，席勒紧张地等待着消息。这几日来，他的爱意已蜕变成了真正的激情。他无法工作，不安地在森林里漫步，只能通过和村里的人一起玩九柱球来转移注意力。他不敢向夏洛蒂表露真心，始终还是借道她的母亲：“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您充满爱意的鼓励，远近四方也没有一个人能对我破碎而狂野的想象施以援手……我甚至害怕信中的自己。要么在信里说得太少，要么说得太多，多过了您所应听到的，也多过了我所能负责的。”他在1783年5月30日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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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信件的害怕并不是毫无根据：他尝试着克制自己的激情，可激情却总是将他穿透，甚至在他特别提醒自己要慎言的信中。他自问：诗人的荣耀对他还有什么价值？什么也不剩了，他回答道，引用了《斐耶斯科》中莱奥诺蕾的爱情之梦来隐射：“让我们躲开吧……让我们把所有这些自夸而空虚的废物都扔到尘土里去吧，让我们在美景如画的原野上完完全全为爱情而生活吧！”[2] 他想要，席勒写道，在亨莉埃特家里“长久地”建立起自己的幸福。他将会克服一切阻挠。在通读刚刚写下的字句时，席勒意识到，他说得又比自己所能负责的要多，于是在结尾处写道：“这是一封疯狂的信。但请您原谅，如果我在言语上就是个傻瓜，那么写到纸上恐怕也不会聪明多少。”（1783年5月30日）亨莉埃特与公爵夫人的谈判进展得并不顺利，女贵人撤回了她给夏洛蒂的资助。最后，夏洛蒂被托付给了附近的一位官员夫人，以便学习家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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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夏洛蒂和文克尔曼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年轻的军官一定是发表了什么让母女二人颇为受伤的评论。对席勒而言，“这位年轻先生的厚颜无耻”来得正是时候，因为现在他就能畅想给他的情敌来个“有力的回应”；此外，他更可以期待在夏洛蒂“心里还有一块可观的地界尚不属于那个异教偶像可以继承的私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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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蒂和文克尔曼之间的关系渐渐淡了下来。之后，文克尔曼加入了尼德兰东印度公司，前往锡兰（Ceylon）和爪哇（Java）[4] ，再未留下任何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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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克尔曼的离开并没有导致席勒坐享渔利。人们不清楚具体情况，不知道是夏洛蒂太过矜持，始终不能决定，还是她的母亲明确拒绝了席勒对她女儿的追求。无论如何，席勒先回曼海姆暂过几周的决定——至少一开始是这样计划的——的确受到了追求心上人时的种种挫折经历的影响。他想要在曼海姆探索自己的职业机遇，同时看一看空间上的距离是否会增加在鲍尔巴赫的爱情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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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先回曼海姆吧。席勒前往鲍尔巴赫的初衷是能有一段时间完全投身于创作。在《斐耶斯科》的惨败之后，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够长久地作为剧院写手、作为作家生存下去。他并没有排除重拾医生这个糊口的行当，回到他的“手艺”。而他的新剧《路易丝·米勒琳》对他而言也是一种自我试炼。他想要测试一下自己在“催人泪下的”市民悲剧这一剧院需求量极大的新式体裁中的技巧。用施特莱歇尔的话说，他想要弄清“他是否也能屈尊下降到市民的领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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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海姆的惨痛经历之后，席勒根本没有想过这部戏能在那儿上演。他将触手伸向了戈塔（Gotha）和魏玛，希望能在别处找到有意的出版人和剧团。但1784年初，他再次听到了曼海姆的“塞壬之声”[6] ，“让他的神经如此兴奋，竟无法抵抗它的召唤”。[7] 达尔贝格再度和他联系，友好地询问他的工作进展，问他最近是否又完成了一部新剧。达尔贝格之所以踏出这一步，是因为曼海姆剧院在这个冬天的演出季并不成功，剧院总监需要新的闪光点。而鉴于人们又从斯图加特听说席勒现在不必再担心公爵的追捕，于是小心谨慎的达尔贝格便又和席勒取得联系，也不必担心因此在宫廷圈子里出什么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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