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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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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曼海姆——剧院里的阴谋——政治上可疑——辞退——被辞退的剧院作家争取舞台的审判权——“喜欢夸张的不幸倾向”——债台高筑——莱比锡来信——伟大友谊的预感——夏洛蒂·封·卡尔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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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席勒并没有把自己回到曼海姆的事告诉他的好友施特莱歇尔。当施特莱歇尔再次拜访迈尔家时,吃惊地看到席勒也在场。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现在在他面前这个表情活泼、气色极好的人,竟然真的是人们以为尚远在千里之外的席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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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总监达尔贝格又一次不在曼海姆。彼时,他正在荷兰,直到两周之后的1783年8月10日才重新回到曼海姆。席勒在剧院见到了他,受到了他极为热情的欢迎。显然,达尔贝格是要让席勒忘掉之前不愉快的回忆。第二天,他就表达了希望席勒长留曼海姆的愿望,并且向席勒承诺要上演他的《斐耶斯科》。8月13日,达尔贝格举办了盛大的聚会,试排《路易丝·米勒琳》。剧作反响不错,人们对作者说,这部戏将会产生“宏大的效果”。众人称赞戏剧情节的交织、主角之间的多次直接交锋,以及立体的形象;他们说,这部剧激起了恐惧与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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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本可以心满意足,但他却仍有所怀疑,因为他现在已经看清了达尔贝格。“此人火热得很,”他在1783年8月11日或12日给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的信中写道,“但可惜这只是火药,一点就着,一吹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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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莉埃特也建议他要谨慎,所以席勒在给她的信中保证:“世上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够束缚住我。”但为了向她暗示,对他而言另有更重要的儿女情长的纽带,席勒请求亨莉埃特转告她的女儿夏洛蒂:“给她的信,我已经开了头,却又撕了个粉碎,因为我没办法给她写一封冷冰冰的信,而那位公务员夫人(夏洛蒂就寄宿在她家中)又不想看见任何热情洋溢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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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亨莉埃特就从鲍尔巴赫来信说,文克尔曼先生又会来拜访沃尔措根一家并小住一段时间。这对准备接受达尔贝格提议的席勒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从9月1日开始,席勒将作为剧院诗人工作一年,职责是写出三部能够上演的戏剧,包括《斐耶斯科》《路易丝·米勒琳》以及一部新戏。他一年的酬劳是300古尔登,外加每演一场戏的门票收入。他还得参加剧院委员会的工作,也就是说,评审其他剧本并共同敲定演出计划。作为回报,他被允许在曼海姆之外的地方度过炎热的夏季。“请您和我一起感谢上帝,”他在1783年9月11日至12日给亨莉埃特的信中写道,“感谢上帝在这里给我开辟了一条出路,通过改善我的处境将我拽出了债台高筑的困境,让我得以继续做个诚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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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他决定留在曼海姆,席勒可能也停止了对夏洛蒂的追求。在一封信的附言中,他请求亨莉埃特向她女儿确保他“永远的友谊”,并且加上了这一句苦涩而讽刺的评论:“文克尔曼现在大概就在您身边,却没有人想起远在天边的可怜人S。”他虽然会在1784年6月再次写信给亨莉埃特,诉说他多么希望能找到一个“懂我心意”的姑娘,又是多么梦想成为她的女婿,但几天之后,他便将这个愿望称为“愚蠢的期望”和“傻瓜的念头”。这段单相思就这样翻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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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里图德的父母家中却是一片欢腾,因为游子终于回到了家乡近旁,并且显然前途一片光明。但父亲还是有些担心。他虽然称赞儿子的剧作,在信中写道,若是在英国,席勒将会拥有“梦幻般的幸运”,但在德国却得“使尽浑身解数,才能逃出某个王侯的追捕”。[2] 席勒尝试去安抚他,想把现在让自己意气风发的那种乐观情绪也传递给父亲。在给亨莉埃特的信中,席勒写道,他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将在未来10个月内尘埃落定。他将会把剧本改编得适合舞台演出,也预感它们将会大获成功;他将会完成他的《唐·卡洛斯》,期望能以此剧一举胜过自己先前的所有作品。他心情愉悦,幻想着要把曼海姆打造成德意志戏剧的重镇。在鲍尔巴赫的孤寂中,他显然收获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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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他感到自由而不受拘束。有一天,一个游历至此的共济会成员特意前来拜访并告诉席勒,在多份共济会成员的名单中都已经有他的名字;听了这话,席勒很受用。他将之视为一种赞美,虽然他很可能没有加入共济会社团。而人们对他青眼有加,也让他心中洋溢着满足感,因为这说明人们把他算进了当地精英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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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才真正认识了剧院的运作与曼海姆这座城市,以及其中的社会阶层和文化生活。在这座先前的都城中,有些东西让他想到了路德维希堡。1722年,挥霍无度而又笃信天主教的卡尔·菲利普大公出于对海德堡(Heidelberg)新教徒的愤怒,将他奢华的宫廷从海德堡城堡搬到了曼海姆。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战争中本已衰败的小城,被重建得极为华丽。在卡尔·菲利普的继任者卡尔·特奥多尔治下,雄伟的都城城堡便成了统治整座城市的中心:南北向的街道在此会合,其他的街道则有规律地排成了四方形。在重要的交会点,一座座宏伟的新建筑拔地而起,包括一座耶稣会教堂、一个商场与一个军械库。还有数不胜数的艺术与博物收藏、一座绘画与雕塑学院、一个巨大的图书馆、众多自然标本博物馆,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古典之屋”[3] ——展出了当时最著名的古希腊罗马雕塑的石膏浇铸件。所有人都来这里朝圣:歌德、莱辛、海因瑟[4] 、施莱格尔兄弟、温克尔曼[5] 和克洛卜施托克。这里才是18世纪末对古典世界的新热情的真正诞生之处。席勒关于古典艺术的第一篇文章,《一位丹麦旅人的信札》[6] ,正是将古典之屋作为故事的发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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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勒在曼海姆逗留时,这座城市早已摆脱了小城市的阴影。卡尔·特奥多尔命人建造了一座专门上演意大利歌剧和法国喜剧的奢华建筑。当时,宫廷的文化与品位还是法式的,而上层市民阶级也依样画起了葫芦。1773年,舒巴特还评论说,人们“既可以将曼海姆当作法国人的殖民地,又可以把它当成德国乡下人的地盘”。[7] 但现在,情况却有了变化。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德国的文化自信也传到了曼海姆。在此过程中,席勒的赞助人与出版商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施万可谓居功至伟。这个积极活跃也见过世面的人致力于维护德语,出版《黑板》(Schreibtafel )杂志,资助德语戏剧——正是他把《强盗》带到了曼海姆——更在家中办了一个“知识外商处”,专门摆放国内外的书报杂志。而建立普法尔茨选帝领“德意志协会”[8] 同样也是为了促进德国文化。这个组织半是科学院,半是名人汇,专门致力于保护语言和文化;当席勒1784年被接纳为协会成员时,他足以为此感到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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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海姆的文化史上,1778年9月1日是一个重要的日期。为了“增添城市与市民阶层的精神食粮”(这是选帝侯官方文件的原话),曼海姆“民族剧院”就在这一天揭幕,达尔贝格男爵出任剧院总监。他将德国当时最著名的演员都请到了曼海姆:伊弗兰、贝克[9] 、拜尔[10] 。在席勒刚开始工作的头几个月,他曾多次称赞曼海姆剧院是当时全德国最好的剧院。但当他不得不经历几次和演员、观众及演出安排的不愉快后,席勒收回了他的评价。尽管如此,曼海姆的剧场依旧声名斐然,若是一位剧作家能在这里上演他的作品,是很可以骄傲一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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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贝格用启蒙改良主义的精神来管理剧院。他公开宣布,自己工作的目标是改善品位、使道德高尚并培养理智。他要让剧院受人尊敬,认为应避免宫廷的淫欲和市民的粗鄙。在剧院总监的领导下,剧院委员会讨论并选出适合上演的戏剧。让演员们倍感折磨的是,人们还开设研讨课,讨论诸如“何谓舞台上的真正自然?”,“何谓舞台上的得体?”,“法国悲苦剧是否能在德国舞台上为人喜爱,又应如何排演?”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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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席勒将会在自己的戏剧理论著作中,继承这种受戈特舍德[11] 影响的曼海姆传统。自打戏剧表演从漫游剧团那种如赶大集般千奇百怪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后,到处都有戏剧哲学家和剧场立法者出来活动。达尔贝格的专长是反对自然主义的僭越。比方说,当演员博克(Böck)为了表演受了伤的伊阿古[12] ,竟要拿真血抹在肚皮上的时候,达尔贝格就插手其中:他要在舞台上杜绝此类“悲剧里的滑稽戏”。“得体”问题始终挂在他的心头。放肆不羁、蔑视传统的天才,在他眼中都很可疑。他之所以接纳了席勒的《强盗》,还得归功于他巧妙地估计到了这部戏可能引发的轰动与让人眼花缭乱的效果。但这部戏并不是他的心头肉。相比起张狂,达尔贝格总是偏爱井井有条的搭配,这也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因为他首先不是个商人,而是一个热衷于剧院的贵族。他虽然很注意剧院的收支平衡,却可以为了戏台,毫不犹豫地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7000古尔登。他允许自己为喜好小小破费,甚至敢于做些戏剧实验,即便它们不合自己的口味。对他而言,席勒就是这样一场实验;他之所以愿意一试,就是因为觉察到此人日后必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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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席勒的兜里揣着合同,浑身充满干劲。1783年8月31日,《强盗》在座无虚席的剧院中上演,以向他致敬。但第二天,他就被“低烧”击倒——这是当时人们对疟疾的称呼。这是因为1783年那个夏天异常炎热,环绕整座城市的护城河中充斥着淤泥和污水,酷暑导致空气污浊,才引发了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当席勒也感染上疟疾的时候,城中20万居民中已几乎有三分之一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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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是自己的医生。他给自己开了一副让人畏惧的药方:用过量的金鸡纳对抗高烧,严格控制饮食,几乎把胃给毁了。直到10月底,席勒一直拿自己的病灶做实验,没有活力,无精打采,很是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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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1月,他再次拿起《斐耶斯科》,想要将之改编得适合舞台演出,于是又一次因为结尾想破了脑袋。到最后,他还是给了全剧一个乐观的转折。斐耶斯科放弃了公爵头衔,与凡里纳握手言和,莱奥诺蕾仍在人世,甚至连贝塔与尤丽亚的情节都有明显的缓和。这部剧更讨人喜欢了:显然,12月阴冷潮湿的日子要求晴朗与敞亮。达尔贝格也再三提醒他,一定要考虑观众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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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几段小小的暧昧也有助于让日子变得明亮。首先是和女演员卡塔琳娜·鲍曼(Katharina Baumann)。在斯图加特甚至有传言说二人马上就要成婚。谣言甚至传到了父亲耳中:他质问儿子,儿子则把此事说得无足轻重。但他对另一位女演员卡洛琳娜·齐格勒(Karoline Ziegler)的倾慕则更加认真。这个芳龄十八、家境殷实的金发少女,不顾父母的反对加入了剧院。相比起她的才华,席勒更敬佩她的勇气。但她应该对席勒的爱意少有回应,因为她在1784年与演员贝克结了婚。对卡洛琳娜的父母而言,这桩婚事就把丑闻推向了顶峰。因为贝克不单是个演员,还是个新教徒。严守天主教戒律的一家人暴跳如雷,而神父们则从旁煽风点火。席勒很关注这一系列事情,因为卡洛琳娜与贝克不得不忍受的种种敌意与阻挠,让他想到了自己剧中路易丝与费迪南所要经历的内心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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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阴谋与爱情》1784年4月15日于曼海姆的首演中,卡洛琳娜饰演路易丝一角。她最擅长饰演温柔却要承受痛苦的富于美德的角色。她懂得展现出充满灵魂的和谐,不仅是在舞台上,更在家中;在这儿,安静的她就是社交生活的中心。席勒常去她家做客,剧院的其他成员也乐意经常过来串门。有时候别的客人都走了,只留下席勒一个人还在那儿。卡洛琳娜准备好葡萄酒与咖啡,而诗人则泼墨挥毫,写了一整个晚上,直到晨光熹微。她偶尔发现席勒就在扶手椅上睡着了。有一次她问席勒,这样不停地写一整晚,想法会不会用完。“可不嘛,”席勒带着浓重的施瓦本口音回答说,“但您瞧,要是想法用完了,我就画几匹小马。”在他的手稿中还真有几页,潦草地画满了小马驹和小人儿。若是席勒的文字中有几处让卡洛琳娜不太满意,她就开玩笑似地问席勒:“您这儿大概画了小马吧?”[13] 但她无法一直问下去,因为这个年轻的姑娘于1784年7月便不幸早逝,让留在世间的丈夫贝克悲痛欲绝。席勒与贝克一直保持着友谊,即便他后来对演员“这类容易激动的人”评价并不高。回首往事,贝克把他和席勒共同度过的岁月称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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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末,《斐耶斯科》终于改编到能上舞台的程度了。由于作家显然因为剧本而左右为难,不知道该如何收尾,在演员中间已经有人开始嘲讽他了。当《斐耶斯科》于1784年1月11日首演时,曼海姆剧院的气氛相当压抑。因为莱茵河结冰造成的巨大损失,曼海姆人根本没有进剧院消遣的心情,所以台下的观众寥寥无几。同时,这部戏对于当地的戏剧品位而言也太过政治化。席勒在之后给莱因瓦尔德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曼海姆观众的反应:“观众根本不懂斐耶斯科。共和的自由在这个国家就是个没有意义的回声,一个空洞的名字罢了——在普法尔茨人的血管中流淌的不是罗马的血液。”(1784年5月5日)没过多久,《斐耶斯科》便在法兰克福与柏林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功。政治上已经觉醒的观众群体,自然会喜欢一部关于密谋、颠覆和保卫共和自由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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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海姆的人们期待着《强盗》的作者再写出的是一部配乐独白剧式的震撼,而不是冷冰冰的阴谋、政治倾轧或共和主义激情。上演两次之后,《斐耶斯科》就被排除出了演出计划,而达尔贝格也在剧院委员会中发泄了他的尖锐批评。他宣称,这部剧太长,语言太激动,主题太牵强。他也让人明白,自己对作者拖拖拉拉的工作方式非常不满。这就促使席勒立刻开始着手改编舞台版的《路易丝·米勒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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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斐耶斯科》不同,这一次的结尾就没有那么多反复。改编工作很顺利。伊弗兰提议把题目改成《阴谋与爱情》,席勒不仅接受了建议,作为回报,还给伊弗兰的新剧起了个夺人眼球的名字:《沽名钓誉的犯罪》。[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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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弗兰的戏也是一部市民悲剧,先于席勒的戏登台,一上演便在观众当中大获成功。这部戏很讨巧,没有什么政治上碍眼的内容,人物角色也都性情温和。席勒不得不担心自己的剧在和伊弗兰的直接竞争中败下阵来,在曼海姆观众中取得的效果恐怕要差得多。但《阴谋与爱情》4月15日在曼海姆的第一次上演(两天前全剧已在法兰克福首演)就取得了巨大成功:每一幕结束后都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全剧终了,席勒从他的包厢中站起身来,向观众鞠躬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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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成功首演,这部戏在当年只加演了一次。席勒和演员们的不睦在排练时就已经初露苗头,现在更显出影响。有一次,席勒大声地对拜尔饰演乐师米勒时的那股粗俗气表示非常不满,感到受了侮辱的演员则在一场戏中把下场太快的米勒太太给叫了回来,并且说:“按照作者的指示,我还得在您屁股上狠狠踢一脚。”[15] 同样让席勒火冒三丈的还有演员们背诵台词时的漫不经心:他们毫无顾忌地删减、即兴发挥、说些陈词滥调。可演员们却不吃席勒这一套,反而抱怨剧本太矫情、太做作,就算诚心诚意地花大力气也背不下来。他们说,和作家合作实在太难,他总是太把自己的作品当回事,不懂作品为演员服务而不是演员为作品服务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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