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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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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神话的革命——席勒的谨慎——“不知晚到的理性是否还能找到早来的自由？”——人之海洋上的榛子壳中——人民之春和爱情之春——订婚——结婚——太过丰富的理念——嫉妒的夏洛蒂·封·卡尔普——《三十年战争》有多现实？——席勒：德意志的普鲁塔克——高昂情感——病骨支离——将死——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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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夏天，当席勒正在讲授普遍历史和一神教之史前史的时候，在法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当时的人们立刻意识到，这些事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直到后世还将引起惊愕与崇敬。它们在发生的那一瞬间就已闪耀着神话的光芒，被解读为新时代诞生的原初场景。这些事件甫一发生，就在各地，包括遥远的耶拿被视为值得大书特书的“经典”：6月20日的“网球场誓言”（Ballhausschwur），第三等级的代表组建国民议会（Nationalversammlung），宣誓要为了新宪法的颁布而团结在一起[1] ；自由派的财政总监内克尔[2] 于7月11日遭到解职，这是反革命的第一枪；紧接着是7月14日的攻占巴士底狱（Bastille）；暴民私刑泛滥；第一批贵族被吊上路灯；国民卫队（Nationalgarde）的组建；7月17日国王第一次投降，他向国民卫队屈服，佩戴上了三色帽花[3] ；革命的风暴席卷法国全境，国家权力在各省崩溃，农民动乱、城市起义；让全国喘不过气来的“大恐慌”[4] ；贵族开始流亡。旧日法国的“荣光”纷纷踏上逃亡都灵的路，走在这浩浩荡荡近千人队伍最前头的是国王的两个兄弟；8月3日至4日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国民议会沉醉于自身的勇气，用无数激情洋溢的政令将几个世纪以来法国的古老封建体制击个粉碎；《人权与公民权宣言》（Erklärung der Menschen-und Bürgerrechte）于8月26日的盛大宣布[5] ；10月5日巴黎第二次大起义：请愿的市场女贩迫使国王和国民议会从凡尔赛宫迁往巴黎市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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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这场革命，在法国及其周边国家仿佛一夜间出现了一种对政治的新理解。政治原本只是宫廷的特权，现在却可被理解成一件能被人们时刻记在心上的运动。对这场政治大爆炸所造成的重大转折，人们必须有清晰的认识。先前向宗教提出的意义之问，从现在开始就提给了政治；这是一种世俗化的推动，将所谓“终极之问”变成了社会政治问题：作为政治解答的自由、平等与博爱，并不否认其宗教来源。罗伯斯庇尔将来会上演一场政治理性的宗教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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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历史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就是命运，它像是瘟疫或自然灾害，就这样给个人降下灭顶之灾。只有到了1789年，种种事件方才让当时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大体上理解了历史进程的感觉；而与政治化相伴而生的则是加速化。横扫欧洲的革命军队不仅给传统的内阁与雇佣军战争画上了句号；除此之外，作为全副武装的民族之化身的人民军队更意味着，历史从现在起也可以征募小人物来共同干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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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懂得如何将历史时刻的激情用于他的讲座，但他却避免直接谈及当时的政治事件，即使是在信件中也只有寥寥几句隐射的话。有一次，他在给夏洛蒂和卡洛琳娜的信中讲了几桩从一个巴黎游客那儿听来的逸事。“你们可以借此在宫中行好运”（1789年10月30日），他这样评论道。席勒描述了国王在列队前来的国民卫队面前是如何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拿着三色徽章想要回应革命军队的掌声，却发现腾不开手，只好把徽章塞进嘴里，戴上帽子，最终得以轻松地用力鼓起掌来。或是另外一幕：当请愿的巴黎妇女到达凡尔赛宫时，廷臣们是如何惊慌失措，以至于忘了国王的御膳，最后只能给饥肠辘辘的国王端上一小杯酸葡萄酒和一块黑面包。夏洛蒂听到的故事更加可怕：人们传说有几个巴黎的女商贩“聚集在一个禁卫军士兵的尸体周围，剜出了他的心脏，用酒杯接了他的血狂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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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详细地追踪着历史的发展。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每一份报道巴黎事件的报纸；他现在的心情还没有像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之后那样；到那时，他会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十四天来我无法再读法文报纸，我讨厌这些卑鄙的刽子手。”（1793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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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耐心等待着。他不像赫尔德、福斯特[8] 、维兰德、克洛卜施托克等人那样，头脑一热就公开地为革命拍手叫好；他不像克洛卜施托克，克洛卜施托克为法国自由写了一首颂歌：“高卢为自己/戴上了公民的桂冠，前无古人”[9] ；他也不像毕尔格[10] ，毕尔格给封建秩序的灭亡写了一首叙事谣曲。他也不像荷尔德林、谢林或者黑格尔那样，在图宾根涅卡（Neckar）河畔的草地上种下自由之树。他自然心怀同情地关注着革命的最初几步，例如“网球场誓言”、米拉波伯爵[11] 极富激情的演说、封建体制的取消以及人权宣言；席勒意识到，波萨侯爵的若干梦想已在此实现，因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心情振奋。将来，卡洛琳娜会把革命的最初几个星期比作订婚时那种扬帆起航的心情。她说，人们同时经历了爱的春天与人民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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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席勒依旧保持着谨慎。法国大地发生了强震，先前存在的一切尽数倒塌，但现在却必须有个定论，看看启蒙思想是否已强大到足以掌控那像原始的自然之力一样决堤迸涌的自由。席勒之所以缄口不语，不是因为缺乏关心，而是因为他正屏着呼吸，看着眼前不可思议的进程；理性与自由之后的命运，就全由这些事件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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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紧张期待的瞬间，也就是1789年11月，席勒为自己主编的《历史回忆录全集》撰写了一篇关于中世纪与近代早期的导读。他一开始很抗拒这项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任务，闷闷不乐地提笔开写，却忽然一下有了灵感，叫他自己也十分惊讶。他一口气写成这篇文章，兴奋的情绪还未消退，就向卡洛琳娜汇报：“我还没有完成过有这等价值的作品……我从来没有把如此多的思想内容与这样出色的形式结合起来，从来没有通过想象力如此美妙地助了理智一臂之力……我从来没有这样生动地意识到，现在的整个德意志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写出我刚刚写下的文章。”（1789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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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成功的幸福感源于席勒相信，自己对“哪些中世纪的前提条件促使了宗教改革的成功”这一问题有了激动人心的想法，可以借此更好地理解当前革命的困境。根据席勒的想法，中世纪一方面存在着有机活力之发展的不同时性，这种种活力以想象力、热情、牺牲精神和自由意志等形式表达自身；而另一方面则有理性与启蒙的力量。在席勒看来，十字军东征让整个欧洲的精英动身参加了一场热情的冒险，这正是文明无穷的活力的证明；但这种活力却没有理性的引导，缺乏启蒙的照亮。因此之后的世纪就会面临如下困难：是否能够长久保留这种自由的活力，直到发展得更为缓慢的启蒙能够接纳它为止。席勒认为，这一点决定一切：“不知晚到的理性是否还能找到早来的自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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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表达，席勒用起来就像在运用一段历史法则。它关涉的是不同时性的问题：一方面是基本的活力（席勒在这个语境下称其为“自由”）；另一方面则是理性。在二者发展的不同时性中蕴藏着风险：基本的力量没有经过理性的教诲，可能在混乱中消亡；或是发展成熟的理性姗姗来迟，只能发现一段已释放完其全部力量的生命。这将会是颓废的时代。而在席勒看来，宗教改革恰恰是幸运事件，因为启蒙了的头脑还能找到强健的心灵，而思维方式的革命打动了有力而坚韧的族群。曾在十字军东征的迷信冒险中消耗殆尽的力量，在宗教改革启迪头脑之时依旧活着，因此可以为一个基督徒的全新自由而斗争。生命保留了它激情的力量，能在之后的战斗中将之投入理性这一边。而宗教改革是理性的胜利，这在席勒看来则是不言自明的；但胜利的是一种与强烈情感结盟的理性，这些情感比任何理性都更加深刻。席勒正是因此才会对这段历史产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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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之后，在《为尼特哈默尔编写的维托所著之〈马耳他骑士团史〉而作的前言》（Vorrede zu Niethammers Bearbeitung der Geschichte des Malteserordens von Vertot ）[13] 一文中，席勒再次借机回顾了关于理性与活力不同时性的想法；而这一次则与他眼前上演的这部世界历史大戏有着更清晰的联系。“中世纪的英雄们为了一个被他们错当成智慧的空想——正因其对他们而言是智慧——而献出了鲜血、生命和财产；尽管他们的理性所受的教导相当糟糕，但他们对其最高法则的服从则充满英雄气概——而作为他们更臻完善的子孙，我们是否能夸耀自己为了我们的智慧所做的大胆投入，有他们为他们的愚昧投入的一半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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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席勒也同样没有明确地谈到法国大革命，但他探索革命前景的疑问却与之前完全相同：“不知晚到的理性是否还能找到早来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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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说，“早来的自由”意味着服务于不自私的目标的坚强意志与坚强信仰，即便这些目标与迷信相关联；意味着以人性的质料塑造的强有力性格，这样“晚到的理性”才能从中搞出些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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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之后，席勒将会得出结论：在革命中登上历史舞台的“晚到的理性”，不再或还没有发现自由而强有力的人类。在那封1793年7月13日致奥古斯腾堡公爵[15] 的著名信件中，席勒写道：“当时恰逢最有利的时刻，但这一时刻却只发现了一个配不上它的衰败世代”；这“不容置疑”地证明，“人类还离不开监护人式的权力……一个离人性自由都还差得如此之远的人，还没有成熟到可拥有公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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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人性自由不仅意味着受理性之引导，还意味着强有力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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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场合，席勒暂时还倾向于只是间接地谈论革命，因为他不信任下得太快的结论。他清楚，自己对革命事件还了解得太少。像维兰德那样仿佛了解革命的真正秘密似地立刻给出他的判断，让席勒觉得很可笑。他讨厌这类迫不及待的断言以及以通晓内情自居的嘴脸。歌德也和他一样，充满厌恶地评论说，革命一下子把守规矩的人都变成了“好谈政治的家伙”。在巴士底狱被攻占后的那几天，歌德给他的第二首《罗马哀歌》添上了这样几行诗：“还有别的人也给我三五成群走开吧，/你们几乎经常令我大失所望。/各种无聊的政治见解翻来覆去，/在整个欧洲狂热地缠住这个流浪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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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伟大历史事件的同时代人乃至见证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当这些历史事件触及个人时，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又应该发生些什么？难道人们不是该先改变自身，才能配得上这些大事？难道人们不是得先褪去自己日常的一面？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愚蠢的论断，难道不正是因为人们仅仅穿着“宽松的家居服”就去接近崇高之物，不再能正确地区分公共与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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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席勒在1788年11月收到朋友沃尔措根从巴黎给他写的信时，就已经在问自己了。他在1788年11月27日给卡洛琳娜的一封信中对这些纷繁杂乱的信件评论说，人们首先得把内心提升到宏伟对象的高度。谁要是做不到，就请让出历史的位置。他不是为此而生的。不是人人都能出现在伟大的地方，与大事相伴。“谁对宏伟的人类世界有意识又有兴趣，就必须忍受这宽广而伟大的元素；与之相反，我们的市民生活与政治处境是多么狭小与可怜！……人类要是能齐心协力发挥作用，就会始终是一种伟大的存在……但我是个安静的小人物，从我的榛子壳中观察宏大的政治社会，差不多就和一条在人身上蠕动的小毛虫看人一样。我对这一浪接着一浪的宽广的人之海洋有着无穷的尊敬，但我在自己的榛子壳中倒也觉得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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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明白自己的视角受限，一刻都没有忘记他不曾一个猛子扎入“人之海洋”，而是坐在干爽的地方，也就是“施拉姆之家”里的书房；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只能设想，却不能直接体会同心协力发挥作用的人这个“伟大的存在”。因此他很谨慎，避免态度强烈的争辩和观点层出不穷的无休止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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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这几个月中还有另外一件事让他的内心更加牵挂：席勒与夏洛蒂在1789年8月订婚、1790年2月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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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88年他们于鲁多尔施塔特共同度过的那个长长的夏天之后，卡洛琳娜、夏洛蒂和席勒之间的书信就连续不断。他们互相事无巨细地诉说当天发生的新鲜事，席勒更在这些信中试验自己正在创作的作品里的想法和表达。他允许她们一窥自己的工坊：“历史全然不过是我想象力的库房，历史对象必须接受它们在我手中变成的模样。”（1788年12月10日）席勒从未在别处如此清晰地表达过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自我认识。与夏洛蒂和卡洛琳娜的交往刺激着他的想象力，鼓动他产生更大胆的念头。有一回，他像玩儿似的轻轻松松就勾勒出一种天才的自然哲学的轮廓：“我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的灵魂面对所有造物的世界是多么自由——毕竟它能给自己的很少很少，全是从灵魂那里获得一切。”（1789年9月10日）如果我们不曾把我们的情感借给自然，自然不过就是“其现象的永恒单调”以及“对自身的永恒模仿”。他写道，自然就像太阳的火球，曾被不同的人观察过“千百万次”，但在这无数视角的焦点中，它却始终未曾变化。“它当然可以休憩，因为人类的精神正在替它活动——我们周围的一切就是这般死寂，活着的没有他物，只有我们的灵魂。”但“自然固守的千篇一律”又是多么令人舒适。我们迷惘地四下游荡，总是有迷失自我的危险；我们回归自然，而自然则让我们回想起我们先前置于其中的情感。我们把善变的自我放在自然之中保存，而在我们即将迷失的那个瞬间，又从自然那里仁慈地重获自我。“我们这些不得不节俭地将过去的欢乐也一并划入个人私产的人类，如果不能将这些易逝的财富安置在这位恒久不变的友人那里，将会多么不幸！我们整个人格都得感谢自然，因为如果它明天换了个模样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在其中就再找不到昨天的自我。”（1789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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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中，席勒方意识到，自己刚刚的想法有多了不得：“对你们的回忆把我引向一切，因为一切又让我回想起你们。而且，我还从来没能这般自由而大胆地在思想的世界中徜徉，因为我的灵魂有了它的私产，再也没有迷失自身的危险。我知道去哪儿能再找回我自己。”（1789年9月10日）可惜的是，席勒并没有继续发展他关于作为保险柜的自然与重寻自我的理念。但爱情不懂节俭，它挥霍着、浪费着，因此有些书信中的遐想才能躲过会计式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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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娜同样在信中表现得很有想法，既有理论思考又有反思，而夏洛蒂则练习着形容自然给她留下的印象。无论是夏洛蒂还是卡洛琳娜，二人都很爱描述聊天、见面、剧院演出、散步郊游，偶尔还有社会上的八卦，时不时地再次保证是多么想念席勒；他们陶醉在上个夏天的回忆之中，互相发誓与对方是多么亲近，又与现在周围的人们有多么陌生。席勒写道：“我就像个流落在异乡海岸的人，不懂得这个国家的语言。”（1789年7月24日）而夏洛蒂立刻回信说：“我在这些家伙中间总是浑身不自在，觉得自己是这样孤单，就像身处一座荒岛；我的心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1789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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