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68063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1705563477]

1705568064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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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066 歌德与席勒：幸运的事——溶解性的美与振奋性的美——《审美教育书简》——岌岌可危的是什么——歌德与席勒，质朴与多情——半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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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068 在席勒的争取下，歌德于1794年夏同意参加《季节女神》的编辑工作。7月20日星期天，歌德造访耶拿，他下午要在自己不久前参与创建的“自然研究会”（Naturforschende Gesellschaft）上听一场关于植物学的报告。席勒虽对这个主题并不太熟悉，但也出现在了现场。外头很炎热，而举办活动的老城堡里却很凉爽舒适。在讲座之后是短暂的座谈，然后挪椅子，闲聊的人三五成群，继而起身离开，此时外面夜幕已经落下，因为演讲人的报告又冗长又无聊。回顾往事，歌德于1817年在题为《幸运的事》一文中描述了与席勒的相遇以及二人的第一次长谈：“机缘巧合，我们两人同时从里头走出，于是便攀谈起来；他看上去对演讲的内容很感兴趣，但非常理智而敏锐地评论道，这样一种支离破碎的探讨自然的方式，绝不能强加给热衷于加入讨论的外行人。我深以为然，回答说：……毕竟还有另一种方式，不是孤立而单独地研究自然，而是呈现一个活动着的、有生命力的、力求从整体进入局部的自然。他希望在此问题上能得到启发，却毫不掩饰他的怀疑，无法承认可从经验中得出我所声称的情况。我们走到了他家，谈话吸引我踏进了门；于是我生动地讲述了植物变形学，用勾勒出特征的几笔，在他眼前画出了一株象征植物。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深刻的理解力端详着这一切；但当我完成后，他摇摇头说：这不是经验，这是个理念。我一时语塞，甚至有些不快：因为这一句话就严格地标明了我们两人的分歧。我又想起《论秀美与尊严》中的论断，旧怨几乎又要泛起，但我控制住自己，回答说：不知不觉就有了理念甚至亲眼见到了理念，这倒让我很高兴。席勒比我更世故也更懂礼数，又因为《季节女神》……宁可拉拢而不是排斥我，于是像个受过教育的康德信徒作了回应。而当我固执的现实主义又产生不少引发热烈反对的契机时，我们就相互争论，直到最终鸣金收兵……第一步已经迈出，席勒有极大的吸引力，他把一切靠近他的人都牢牢地留在自己身边……；他的夫人，我从她小时候起就一直喜欢她、欣赏她，而她也为我们长存的理解做出了她的一份贡献；双方的朋友都为我们开心。于是我们就这样通过一场主体与客体间或许永远无法调停的大战订立同盟，这同盟不断延续，对我们和他人都有过良好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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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070 对歌德而言，这是一场关于自然的对话；而对席勒而言则是关于艺术的。“我们六周之前曾就艺术与艺术理论有过一场长时间而广泛的对话，互相交流了我们以不同途径所取得的主要观念。在这些观念间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共鸣，又因为它确实是从视角的极大相异中得出的而显得更为有趣。一个人可以给另一个人他所缺乏的，也会因此有所收获。自打这段时间以来，这些播撒出去的理念就在歌德那里生根发芽，他现在感到有同我结交的需求，与我一起继续他之前无人鼓舞、只能独自前行的道路。”（致科尔纳，1794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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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072 奇怪的是，席勒直到数周之后才和他的朋友科尔纳讲述了他和歌德的这次见面。为什么没有立马告诉他？是因为席勒想要故作冷静，不给人留下他已得偿所愿的印象？再让我们回想一下席勒在1789年2月定下的计划。当时的他曾给卡洛琳娜写信说：“如果每个人都能用上他全部的力量，就不会被他人忽视。这就是我的计划。如果有一天我的处境能够让我全部的力量发挥作用，他和其他人就会认识我，正如我现在认识他的精神一样。”（1789年2月25日）显然，这个“处境”就是现在了。在席勒的感受中，是歌德向他靠拢。他对此的心满意足释放了压抑。增强的自信使他能够让自己的所有力量都发挥作用，以至于现在连歌德都敬佩地谈起了席勒“极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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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074 初次见面两天之后，威廉·封·洪堡请歌德和席勒一同来吃晚餐。在餐桌上，他们讨论了《季节女神》的计划，而席勒还阐发了他在《卡里亚斯》通信中的观点。头两次见面的友好气氛，鼓动席勒在8月23日写下了那封著名的信；歌德用深受触动的语言给他回信说：自己从来没有收到过比这封信更令人愉悦的生日礼物，“您在来信中用友好的笔触总结了我走过的人生道路，并热情洋溢地鼓励我不懈努力、勤勉耕耘”（1794年8月27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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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076 在那封信中，席勒用大胆的笔调为歌德勾画了一幅精神肖像，同时准确地描述了二人的不同。歌德，席勒写道，信任感官印象与直觉。他观察的目光“那样平静、纯洁地落在事物之上”，永远不会有误入抽象之歧途的危险。想象力在运转，但依附在客体之上，因此不会迷失，而是发现现象世界的富足。歌德走的是从特殊到普遍的道路，而席勒则恰好相反，是要用抽象的理念把握普遍，然后在直观的素材中重新发现它，因此是从普遍降入特殊。当然，思想可能会与经验相左，反之，知觉与观察的进路偶尔也无法达到思想上必要的澄明。如果如此相异的精神能够互相倾听、互相帮助，就可能实现互补的幸运瞬间。“如果前者用纯洁而忠实的感官寻找经验，后者用自主而自由的思想之力寻找法则，那么二者绝不可能不在中途会师。”[3] 但人们不能低估实现会师的前提。二者都必须“天才地”开展他们的事业；这样一来，一个人直觉般地在个体内创造出属于种属的内容，而另一个则在种属中遇见个体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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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078 当席勒写歌德时，总是同时在谈自己。他通过把自己塑造成与歌德相辅相成的形象，显出已有足够自信声称自己也具有天才的特质。二人交会处是个中点，但人们需在顶峰寻找。可他们要如何互相把对方带上高处？很简单，席勒会帮助歌德“用法则纠正情感”[4] ；而歌德则会保护席勒免于抽象的危险，激发他的知觉并使他对具体事物的感知更加敏锐。歌德会把席勒当作意识的镜子，而席勒则会从歌德身上学会对无意识的信赖。两个半圆便合成一个圆圈。至少歌德是这样理解他们的相互关系的。他的遗稿中有一份关于他与席勒友谊的笔记，其中写道：“但罕见的是，人们就像是对方的另一半，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结合、相互补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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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080 歌德肯定了席勒为他勾勒的肖像；席勒在他身上看到了直觉的天才，让他做了如下略带反讽的评论：“您的关注对我的益处会有多大，这一点您不久自己就会看出来。进一步认识以后，您会发现，我身上有一种晦暗不清和踌躇不决的特性。”（1794年8月27日）[6] 歌德懂得利用席勒的明晰，但还是要自己决定要保留多少“晦暗”。太过一目了然也可能是坏事；存在着一种多产的对自己与他人保持神秘的方式。在创作《威廉·麦斯特》时，歌德将会让席勒看到自己手中的牌，他会一边写作，一边与席勒探讨这部作品，并详尽地研读席勒关于《麦斯特》的来信；但他会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写完《赫尔曼与窦绿苔》，然后将之作为一部大功告成的作品展现在惊讶得不能自已的席勒面前。前一回他想从席勒的澄明中获益，而后一次则要保护他自己的“晦暗”；至于“踌躇”，他虽然会收到席勒时而相当烦人的催促，却不以为意。他只在意自己生活与创作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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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082 在他对那封伟大的“生日来信”的回复中，觉得如此被人理解的歌德表达了他的愿望，希望自己也能更好地理解席勒。双方关系的对称其实要求歌德也尝试画一幅席勒的肖像，但他写道：“如今我可以提出要求，我要通过您本人来了解您的精神历程。”（1794年8月27日）[7] 席勒肯定更希望从歌德的评判中看到镜中的自己，然而现在却被要求做自我阐释。他倒也欣然应允。他即刻提笔回信，不过他在8月31日给歌德的回信中所描述的与其说是他精神的“历程”，不如说是精神的解剖结构。席勒的句子是史无前例的精准，就仿佛他要以此证明，没有批评家能比得上他自我批判的那种清晰洞见。“因为我的思想圈子较小，所以我能更快也更频繁地跑完这个圈子，因此也就可以更好地利用我手头不多的本钱，用形式创造出内容所欠缺的多样性。您要致力于简化您那宏大的理念世界，而我则要为我小小的财富寻找多样化。您得统治一个王国，而我只掌管一个成员稍多的概念家族，发自内心地想将之扩展为一个小小的世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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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084 人们发现：席勒虽应歌德的请求描述自己，却不能不始终把自己与歌德相比较。他认为，歌德取得了“最高”的成就：广阔的经验范畴、为数众多的概念，最主要的是“把他的直观普遍化并使他的情感成为立法者”[9] 的那种自信。但席勒却做不到。他所擅长的是另一门艺术。他可以凭思想统御甚至创造感觉。一个典例就是席勒的热情，那种情感强烈的兴奋主要并不源自感觉，而是源自思想。在席勒看来，热情是某种让情感一同振奋的思想之物。但自发地为生命立法的情感，其魔力对席勒而言却是陌生的。可它真的是他无法企及的“最高”成就吗？在他的美学理论中，席勒将成为“立法者”的情感描述为“溶解性的美”；但在那里，这种“溶解性的美”却显然不是最高的东西。这一最高的地位属于“振奋性的美”[10] ；在这种美中，是精神为情感立法。席勒正是以“振奋性的美”比照自身，向之努力，并相信自己比歌德更与之接近。因此，所谓歌德更懂得“把他的情感变成立法者”的说法，实际上隐藏着没有明说的两面性。席勒承认歌德所达到的“最高”成就，虽然在他看来并非最高，但到底值得因此而羡慕歌德：即没有目的，也不必费劲地折腾概念，就能施展一个人随性的、卡里斯玛式的力量；这样的一个人平静地活在他的直观与感觉之中，遵循着他的直觉，在他身上，力量不用刻意争取。然而席勒，他的一切必须全靠自己创造，包括他的力量。歌德的存在之轻在席勒看来有不可承受之重。在这段友谊的最初几封信中，远远还能听见早年旧怨的回响。“这个人哪，”席勒在3月9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这个歌德曾挡过我一次道，一而再再而三地使我想到命运让我有多么艰难。他的天才是多么轻盈地被他的命运托举，而我又得如何战斗到这一分钟！”现在，席勒已把这场“战斗”神化为“振奋性的美”，并以此与歌德“溶解性的美”相对而立。或者说是——相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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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086 席勒足够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知道他的能量有时还缺乏秀美，因此才提出那句名言：他还“飘摇”在“技术思维和天才之间”。技术是从思想中推导出的艺术技巧：精心设计的规则；而天才则是自定规则的自然。席勒清楚他还需要学习什么：振奋性的精神必须更好地倾听情感，不是为了让自己被拉去情感那一边，而是为了不用强力便将情感运用于自身的目的。二者的平衡已在理论上找到，却尚未在实践中实现。“因为通常，”席勒写道，“在我理应哲思之际，诗人的我便仓促上阵；而在我理应创作之时，哲学思维便又捷足先登。”富于情感的想象力与思维强健的抽象仍处于矛盾之中，但席勒却把宝押在思想的能量之上，认为它会调停这一矛盾。思想必须限制自身并以此给予情感空间。思想既陷于这场争论，却又高于它。它既是当事人又是裁判，是这场论战的主宰。如果他能成为情感与思想的双重力量的主宰，“以至于可以通过我的自由给每一股力量划定界限”，那就还能有一种美好的命运在等待着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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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088 如果没有那场重病，一切都会很美好。当他正学习正确地运用精神力量时，病痛正在摧毁他“肉体的力量”。随后紧接着的一句话，让歌德尤为珍惜，因为这句话如此完美地将他朋友的英雄主义与振奋性的美呈现在他的眼前：“我恐怕很难再有时间在我内心实现一场伟大而普遍的精神革命，但我必将竭尽全力，待到大厦终于倾覆之时，我多半已将值得保存的东西从大火中抢救出来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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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090 1794年9月4日，歌德邀请席勒前往魏玛。他写道，宫廷贵人们都去了埃森纳赫待一段时间，正是享受新结下的友谊的好机会。席勒“愉快地”接受了歌德的邀请，但同时也立马把他的病症所造成的困难摆在歌德面前。他无法适应通常的家庭作息制度：“因为很遗憾，我得的痉挛病通常会迫使我睡整整一上午觉，原因就是夜里痉挛发作，使我通宵不得安宁……我只请求得到可以在您府上生病的这一讨人厌的自由。”（1794年9月7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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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092 9月14日，一个病人带着满满的计划到达魏玛。关于这些计划，席勒在9月7日的信中便已有所暗示。他在信中写道，世上还没有一本美学批评的“法典”；尽管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尽管他本人在这一领域也有所尝试，但审美的世界中依然盛行着“无政府状态”。必须给这种情况画上句号，必须完成从概念上定义什么是美的意识以及其作用这项重要工作。席勒已经起步，现在则要完成那部厘清问题并指明方向的基础性著作。他充满能量地投身美学，致力于研究美的本质究竟为何这一问题。在收到歌德邀请到抵达魏玛的这几天中，席勒开始修订他给奥古斯腾堡公爵的书信，将之扩展为《审美教育书简》。他计划把这一系列信件作为纲领，刊发在最初几期的《季节女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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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094 席勒可以继承他先前理论工作的若干成果，例如在《卡里亚斯》通信中阐发的“美是现象中的自由”这一定义：这是尝试超越康德的接受美学、订立客观的“美”的概念，也就是从关于美的经验进发到对美之性状的研究。在《论秀美与尊严》中，他阐明了对感性与德性进行审美调和的提议：这是使康德的道德严肃主义与两种力量的二元论相互和解的尝试。在《论崇高》（Über das Erhabene ）中，他解释了自己更倾向于“振奋性的美”之理由。[14] 也就是说，席勒手中已经有了几块构造宏大理论的基石。但他的确要由此构建一种“宏大”的理论，因此把视野放得极为开阔，历史哲学、社会理论、文化人类学与先验哲学，不一而足。于是这一系列书信就成了一部在理论上包罗万象的著作，让同时代的部分人觉得读起来过于疲劳。在《文学汇报》上撰文的批评家指责作品“拧过了头”；赫尔德“厌恶”这部著作，嫌它是“康德式的罪孽”，而斯塔尔夫人觉得其中有“太多的形而上学”。但没过多久，人们就发现，其中蕴藏着为现代性理论奠基的文本。荷尔德林、黑格尔和谢林就已经是这样理解的了，而歌德则这样向洪堡评价席勒：“我担心，人们会先激烈地反驳他，然后过几年再不引用地抄袭他。”（1795年12月3日）这部作品既是现代性理论，同时又是最广义的美学基础存在论：它关涉的不仅仅是艺术生产与审美判断的基础，还有美学在社会关联中的位置，因此也同时关涉现代社会中生命艺术的条件与可能性。席勒先于尼采一个世纪，就证明了自己乃是“文化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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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096 席勒从这个问题着手：为什么要艺术？为什么反思艺术是值得的？难道不是有比这件美好的闲事更重要的事情吗？例如政治。在政治中，赌上的是整个社会的命运，因此也是每个个体的命运。法国大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而革命的继承人拿破仑则会宣布：“政治就是命运。”[15] “时代的状态迫切要求哲学精神探讨所有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作品，即研究如何建立真正的政治自由”，为什么人还要在这种时候“为审美世界寻找一部法典”？[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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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098 在这里发声的还是《强盗》与《斐耶斯科》的作者：当席勒把政治自由的建立称为“最完美的艺术作品”时，他还是那个共和主义者。虽然席勒已经远离了日常政治，但他显然还是把参与建设政治自由视为最主要的任务。美学反思就被归入了这一任务中。席勒以对其理论的政治影响力的反思开启他的《审美教育书简》，实际上违反了他给《季节女神》规定的政治禁令；很明显，这条禁令针对的是日常政治以及“政治空谈”，而非席勒在接下去的几封信中所做的原则性的政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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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100 美学世界与政治自由这一主要任务之间的关系如何？美的艺术作品与政治的艺术作品，即自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席勒先将目光投向了法国大革命，投向了政治自由斗争的急先锋。我们都知道他的评价：在这样一个历史瞬间，建立在压迫之上的“自然国家”摇摇欲坠，看起来已有可能“将法则扶上王座，将人终于尊为其自身的目的，并将真正的自由作为政治结合的基础”；但人们发现，“一个慷慨的瞬间遇到了感觉迟钝的一代人”。[17] 大众的内心相对于他们业已争取来的外在自由而言还很不成熟。如果内心不自由，又要如何建立起外在自由？但内心自由意味着什么？人们不应再任由欲望摆布，不管是粗野而不文明地还是带着文明人的精致追逐欲望。无论如何，人都还是被他的自然所统治，不能支配自身。可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与科学的时代，不是生活在自由与钻研精神开花结果的时期吗？非也，席勒说，人们不能高估当今的成就。启蒙与科学只证明它们是“理论文化”，是一种专给“内心野蛮之人”的外在事务。公共理性还没有掌握并改造个人的内核。该怎么办？难道人的内心解放的唯一途径不是在政治上为了外在自由而奋斗吗？人们毕竟只有在政治上为自由斗争时，才能学会自由。至少费希特和其他自由之友将来会这样批评席勒，因为后者反对“边做边学”的概念。他的论据是，如果人过早通过政治的斗争弱化乃至摆脱国家威权的限制（自然国家），就必然导致“无政府”以及各种利己主义的暴力与恣意的倍增：“一个摆脱了约束的社会，并不会赶忙向上升级为有机的生活，而是向下堕落近原始的王国。”[18] 更应该为人类开启某种向自由过渡的区域；人们必须在确保人类“物理存在”的“自然国度”尚存续之时，创造将来自由国度建筑其上的精神基础。人们不能把国家这一块“钟表”先捣毁再发明一个新的，而是必须“在钟表转动的情况下更换转动着的齿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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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102 然而，为什么只有艺术，以及与艺术的交游，才能更换转动着的齿轮，才能实现这种思维方式的革命？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20] 这说起来轻松，故而也很抽象。为了让这句话看起来更加可信，席勒选择了一条带着他穿越现代市民社会种种矛盾之灌木丛的路。他看到了社会分工体系及其划时代的后果。席勒是最先一批以超乎寻常的清晰视野与预想分析了尚未过去之当下的人之一。黑格尔，以及之后的马克思、马克斯·韦伯（Max Weber）[21] 和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22] 将会明确地继承席勒的分析。现代社会，席勒写道，的确因为社会分工和专业化而在技术、科学、工艺等领域实现了进步。但社会在整体上越是富裕、越是复杂，就会以相同的程度使得个体在其天赋与力量的发展上越发贫瘠。整体显得富饶，而个体却不再是他根据古典时代理想化的先入之见所应成为的样子：作为缩小版的整体的人格。相反，今天的人们只能在人类中间发现“碎片”，这就导致“要想汇集出类属的整体性，就不得不挨个地询问个体”。[23] 每个人都只懂得他独特的那门手艺，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就连政治也成了权力专家们手中的“机器”，不再属于生活的世界，也不再是个体联合起来的权力的有机表达：“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了。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块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也只好把自己造就为一块碎片。他的耳中永远只有由他所推动的齿轮发出的单调嘈杂的声响，他永远也无法发展他本质的和谐。他不能发展他天性中的人性，而只能变成他的行当与专门知识的印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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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104 但与梦想一个更美好的过去的卢梭相反，席勒坚定地认为：“尽管个体在他本质遭到肢解的情况下不可能幸福，可是不采用这样的方式，类属就不可能进步。”[25] 要发展类属整体的禀赋，显然没有别的方法，只能将其分散到各个个体身上，甚至令个体互相对立。席勒将这种“力的对抗”称为“文明的伟大工具”[26] ，它可以在社会的整体中造就人类天性能力的丰富，但却在众多个体身上错失这种丰富。荷尔德林将会在这段分析中找到理解自己在当下所受苦难的关键。在《许佩里翁》（Hyperion ）中有这样的句子：“你看到的是手艺人，但不是人，是思想家，但不是人……这难道不像是在一个战场，手、胳膊和身体肢解得横七竖八，血肉模糊，肝脑涂地吗？……这原本确是可以忘怀的，只要这些人不是对一切美的生命全然麻木不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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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106 对席勒而言，分裂与残缺也是作为“理论文化”的启蒙在法国沦落为纯粹的意识形态甚至堕落为理性的暴政的原因之一。正如罗伯斯庇尔的例子所证明的，这种理性的暴政不仅仅针对旧制度，同样针对人心中的旧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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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108 席勒如此深入而犀利地描述了现代文明的畸形化及其粗鄙或高贵的野蛮，以至于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偏偏是艺术的柔和力量可以对此发挥些效用。人们自然可以声称——席勒也是这样做的——美的艺术能够教育情感并使之更加优雅，这就是它对去野蛮化的贡献。但席勒并不满足于此。美学世界不仅仅是感情优雅及高尚化的练习场，人还能在这里详尽地体验他内在的本来模样：“游戏的人”（homo ludens）[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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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110 直到第十五封信中才出现了整篇论文中核心的那句话，而所有艺术之美中被席勒视为重要的事物，也都是从这一句话中推导出的。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文化人类学论断，在广义上对理解文化、在狭义上则对理解现代性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席勒也借这个论断真正阐明了他通过审美教育治愈文化病症的要求。这一论断便是：“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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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112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个对病灶的简短诊断反过来就只能意味着：现代世界不再青睐“游戏着”的人，因此他们才有丧失人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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