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68241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1705563478]

1705568242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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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44 《季节女神》初登场——与施莱格尔兄弟的不快——浪漫派的反对——与费希特争地盘——荷尔德林的爱与痛——作为主流媒介的文学——好斗的双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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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46 席勒曾宣称：“我们的杂志将成为一部划时代的作品”。事情起初也是一片欣欣向荣之景。他们赢得了2000份订阅；编者们金光闪闪的大名，以及预告里的大牌作者，都激起了读者的热烈期待。席勒采用的是不同寻常的宣传策略。他和《文学汇报》的主编许茨商定，每个季度都在报上登载一篇《季节女神》的详尽书评，由《季节女神》的出版商科塔支付稿酬。这一招用力过猛，当公众得知真相时，《季节女神》的声誉受到了极大损害。在众多作者中，《季节女神》也因为稿酬优渥而闻名。科塔倒也乐意为杂志的声誉下血本。名家、金钱、编者的傲气，让人觉得他们想要教育整个文学世界——这一切所造成的诸多不满乃至恶意，从几期之后显著下降的印数就可以看出。基尔的一位哲学教授马肯森（Mackensen）曾写道：“恰恰是在这部真心想要献给所有德意志人民的杂志中，一小撮特立独行的作家在那里搞他们狭隘的小圈子，除了知道内情的人，没人可以进入其中，而且整个圈子和人民几乎没有关系，以至于大众对它的畏惧更甚于魔法圈子。”[1] 他的话大概会有众多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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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48 但一开始有很多作家对这个“魔法圈子”趋之若鹜。一部分被拒之门外的人，日后又会对杂志大加嘲讽。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被拒稿之后曾写道：“对一个年轻作家而言，参与《季节女神》不再是什么特殊的荣耀，因为有一大群烂货都被接纳了进去。”[2] 然而此时，他的哥哥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仍是杂志最积极的撰稿人之一。他也是个“烂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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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50 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是这对极富才华的兄弟中年长的那一个。在席勒将他聘来编辑《季节女神》之前，他就已经作为文学批评家小有名望。他对《塔利亚》和诗歌《艺术家》的正面评价让席勒把注意力转向他身上。先前便与施莱格尔兄弟熟识的科尔纳倒觉得奥古斯特·威廉的态度有些过于谦恭。“他的批评还太过于仰望你”，他在1790年给席勒的信中写道。当席勒关于毕尔格的那篇毁灭性的论文发表后，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陷入了内心的冲突，因为他一方面在向席勒献殷勤，另一方面又在哥廷根属于毕尔格的朋友圈子。之后成为他妻子的卡洛琳娜·波默（Caroline Böhmer）[3] 从来理解不了席勒的诗歌，听闻消息十分气愤，怂恿施莱格尔写了一首针对席勒的尖刻的诗，发表在《哥廷根缪斯年鉴》（Göttinger Musenalmanach ）上：“既然你生来就有力量与天才，/居然还费劲而痛苦地自我打磨？”席勒还不知道是谁藏在这场攻击背后。半年以后，1792年5月17日，席勒在科尔纳家中认识了奥古斯特·威廉的弟弟，20岁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他对后者的印象并不怎么样。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席勒将小施莱格尔称为一个“不懂谦虚且冷漠的爱抖机灵的家伙”。弗里德里希听说之后，仍将席勒视为一位让自己“尤其钟爱”的“伟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致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信，1792年5月17日）。不过，席勒依旧坚持他的保留意见。这个天才的年轻人仿佛读尽了众书，判断下得太快，他身上那种嘲弄、反讽而自大的特质也让席勒反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崇敬的是席勒的人格而不是他的作品：他认为席勒作品的情感太过“棱角分明”，其风格太花哨，其情节太刻意；总的来说，席勒竟堕落到了“刺激好奇心”这门“可悲的技艺”上了。席勒的流行让他觉得可疑。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不愿取悦读者，而是要挑衅读者。他也想像席勒一样净化审美，但要用更极端的方式。施莱格尔两兄弟是在为一个尚未挑明了追求革新的世代摇旗呐喊。作为革命之友，他们都被期待在文学中也发生某些革命性大事的愿望所鼓舞。按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看法，人们必须将创造性的混乱也引入文学之中，因为“无政府……始终是良好革命之母。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无政府难道就不能期待一场类似的幸运的灾难吗？”[4]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比他哥哥更加胆大，乐意幻想自己扮演煽动混乱者的角色。在他看来，席勒在哲学上也不够激进。但在《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面世之后，这一观点发生了转变。在他的《论学习希腊文学》（Über das Studium der griechischen Poesie ）[5] 一文中，施莱格尔没有借鉴席勒，却也同样尝试了区分古典与现代，而当他在完成此文后读到席勒的杰作时，就像是触了电一样，给他哥哥写信说，“席勒关于多情文学的理论”让他如此着迷，“以至于我好几天什么事也没干，就在读这篇文章并做笔记……席勒确实给了我不少启发……现在我就坚定了决心，要在这个冬天完善我的诗学草稿，然后出版”（1796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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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52 席勒的文章是他精神发展中的一个决定性事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与席勒一样，同样用“客观”和“主观”的概念来区别古典与现代，但显然更偏向于“客观的”古典。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认为，席勒文中的“多情”就对应他的“有趣”概念，但他却不敢像席勒颂扬“多情”一样，正面评价现代世界中“个性与有趣之物的……完全上风。”[6] 他感到恰恰是席勒在鼓舞他追寻自信的现代性。在之后为《论学习希腊文学》所作的前言中，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特别感谢了席勒。[7] 人们也可以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尽管热爱“无政府”，却还是个古典主义者；但正是通过席勒，他才从古典主义者成为席勒无法忍受的浪漫主义美学家。1798年7月23日，席勒在给歌德的信中谈到了他对《雅典娜神殿》的读后感：“这种自以为是、言之凿凿却极为片面的风格，让我在生理上觉得难受。”席勒认为施莱格尔成了“多情”的一幅讽刺漫画，所有的诗在他那里都遭到反思的扼杀；又因为席勒太清楚自己身上也有这种危险，于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他眼中就像个不学好的小弟，自身危险就在其身上表现出来，尽管失真，却依旧清晰可辨。这也解释了席勒为何对此异乎寻常地敏感。在读完施莱格尔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卢琴德》（Lucinde ）[8] 后，席勒在给歌德的信中评论说：“几个小时前，我读施莱格尔的《卢琴德》读到头昏脑涨，到现在还昏昏然……既然他感到自己在诗艺方面处处碰壁，就用爱情和小聪明为自己拼凑了一个理想……这篇文章简直是现代奇形怪状与违悖自然的顶峰之作……”（1799年7月19日）[9] 施莱格尔兄弟当时正狂热地崇拜歌德——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和席勒过不去，而歌德对席勒的抱怨则不以为意。不过这一次，他也还是尝试缓和席勒的火气，在回信中（1799年7月20日）将施莱格尔的小说称作一部“奇怪的作品”，然后顺便提了一句：“倘若我得到这书，倒也要看个究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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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54 此时，席勒与施莱格尔兄弟的关系已然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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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56 因为席勒，奥古斯特·威廉于1796年5月迁居耶拿；席勒同他的关系起初发展得不错。席勒对他给《季节女神》和自己新出版的《缪斯年鉴》（Musen -Almanach ）[11] 投来的大量稿件很满意，而当他想要减轻在《季节女神》上的工作时，甚至还曾想过任命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为“副主编”。然而就在这个合作愉快的夏天，莱夏尔德的杂志《德意志兰》（Deutschland ）[12] 刊载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对《缪斯年鉴》很不客气的批评。他嘲讽席勒的诗歌《妇女的尊严》（Würde der Frauen ）[13] 说：“严格地看，这篇文字不能算诗：无论其素材还是统一性都不具诗意。但是如果读者在脑子里把这篇文字的节奏颠倒过来，整首诗逐节地倒着从结尾读到开头，那么它仍是成功的。”[14] 席勒大怒，但暂时忍了下去。但一年后的1797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也搬来了耶拿；尽管曾对《季节女神》百般挖苦，他还是希望能够为《季节女神》撰稿。可他现在却发表了一篇《季节女神》的书评，其中批评这份杂志现在已有一半多的稿件是些翻译文章。席勒火冒三丈，因为正是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给杂志寄来遭到他兄弟批评的大量译文。1797年5月31日，席勒在给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信中写道：“能通过在《季节女神》上刊登您翻译的但丁与莎士比亚，给您一份获得难得的收入的机会，曾让我很欣喜；但我现在却不得不听说，在我给您创造这些优待的同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先生竟因此责骂我……那么以后就请您见谅了。而为了让您一劳永逸地摆脱这样一种必然令公众想法与细腻情感厌恶的关系，就请您允许我断绝这段在此种情况下显得太过怪异，又太多次辜负了我的信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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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58 奥古斯特·威廉不愿意放弃《季节女神》的丰厚稿酬，用谦卑的语调发誓他对这一“亵渎”一无所知；卡洛琳娜请求歌德居中协调，而后者在接下去的几周也试图平息风浪，只能说成功了一半。奥古斯特·威廉被拒斥在席勒的私人交往之外，但仍被允许继续参与《缪斯年鉴》的编辑工作。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离开耶拿迁往柏林。席勒之所以如此激动，也是因为他必定感到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批评不能说毫无道理。此时的他已深深沉浸在《华伦斯坦》的创作中，的确已经几乎失去了对《季节女神》的兴趣，因此也乐意录用施莱格尔的译文，免得自己再花更多的精力。此外，他本来也极为欣赏施莱格尔的译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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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60 席勒与聚集在他身边的第一代浪漫派之间就这样产生了嫌隙。但不是所有人都任凭自己被牵扯进这场争论。比方说，诺瓦利斯就保留了他对席勒的爱与尊敬。同属于这个圈子的亨里克·施特芬斯回忆了当《华伦斯坦》横空出世时，大家对席勒的评价如何开始动摇：“在我们的圈子中，没有谁太想给席勒很积极的评价，大家很少公正地对待他；然而这部剧作留下的震撼印象，却几乎不由自主地从众人身上流露了出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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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62 施莱格尔兄弟私下商定，暂时不再发表任何批判席勒的文章，以免再失去歌德的青睐。当施莱尔马赫于1799年想要攻击席勒时，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给他写信说：“我们如果让席勒难堪，就会毁了我们和歌德的私人关系。”（1799年11月1日）这一战略奏效了。歌德非但没有生气，甚至不顾席勒的建议，把施莱格尔兄弟的两部戏剧搬上了魏玛的舞台。1837年，暮年的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在回望当年与席勒的这桩逸事时，心满意足地写道：“歌德还是用一种相当和蔼可亲的方式居中调解。他对席勒的精心体谅，就好像一位温柔的丈夫对待他神经衰弱的妻子似的；但这也并没有阻碍他与我们保持着友谊，继续生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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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64 不仅是和施莱格尔兄弟闹得不快，席勒和费希特之间也出现了问题。二人的关系起初还很亲密，经常在洪堡家里、在耶拿的大学教授俱乐部、在许茨家的《文学汇报》编辑部见面。席勒甚至去旁听了费希特的几场演讲。这是一种工作上的结合，因为费希特在名义上也属于《季节女神》编委会成员，为杂志第一期提供了一段短文。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援引费希特，区分了每个人心中的“理想的人”与存在于时间之中的个体的变幻的状态，而正是这一区别导致了个体在理念上的统一性与其在需求、表达和命运之多样性中的支离破碎之间的那种紧张关系。论及这一观点时，席勒明确提到了“好友费希特”的“明晰”论述。[17] 席勒的赞美让费希特很高兴，毕竟他欣赏的不仅是诗人席勒，更是哲学家席勒。但现在，席勒对他“好友”之哲学的怀疑却与日俱增。他意识到了一种过于激进的自我哲学的危险。约翰·本雅明·埃哈特（Johann Benjamin Erhard）[18] 是一位颇具哲学修养的医生，席勒曾在施瓦本的回乡之旅的途中在纽伦堡拜访过他，并且希望能拉拢他为《季节女神》撰稿，尽管埃哈特是个坚定的雅各宾派。1794年9月，席勒在给埃哈特的信中写道，费希特走的路“和深渊咫尺之遥，必须鼓起所有的谨慎，以免坠入其中”。费希特青年时代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魏斯胡恩（Friedrich August Weißhuhn）是个一贫如洗、有些癫狂、举手投足间却装作一副天才模样的私人讲师，当他出现在耶拿，并怀着些许私人恩怨指责旧友犯了主观斯宾诺莎主义的毛病时，席勒在一封给歌德的信中也表示认同。他给歌德写道，就连他自己也看到了这一危险：费希特会把他那颠覆世界的自我变成斯宾诺莎式的绝对物质。但是这种批评不过是无伤大雅的调侃。只有当费希特将自己根据1794年夏的一场讲座生发而成的文章《论哲学中的精神与文字》（Über Geist und Buchstabe in der Philosophie ）投给《季节女神》却被席勒拒稿之后，事情才变得严肃起来。1795年6月的那封拒绝信，一共有四份草稿流传到了今天，显然，席勒难以下笔；在最后一份，或许也是最终寄出的那一份草稿中，他写道：“通过您的文章……我希望能丰富杂志的哲学板块；而您选择的研究对象则让我期待一份通俗易懂、能引发众人兴趣的研究。但我现在收到的是什么？您苛求我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又是什么？全是我尚未完成的材料，甚至是我曾选用的书信体。”也就是说：费希特不仅跑题，就形式与内容而言还涉足了席勒刚刚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耕耘过的土地。只不过在席勒看来，费希特的行文如此不可救药，以至于无法“将您文章的各个段落结合到一起”（致费希特，1795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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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66 费希特感觉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于是在回信中愤然回击。他觉得自己被席勒驱逐出了美学的领域，作为回应，他现在否认席勒具有任何哲学能力。“想象力只能是自由的，您却禁锢了它，想要强迫它思考。这它做不到。”（致席勒，1795年6月27日）艺术家的想象力才是席勒的才华，他不该在错误的地方用这种才华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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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68 席勒在1795年8月3日的回信只有部分段落保留了下来。几份不同的草稿中的语调摇摆不定，一会儿是和解的，一会儿是受了委屈的，一会儿又是咄咄逼人的。他用和解的语气建议，“接受健康理性的原则，它教导人们，不必把不尽相同之物看作必然相反”。而在另一处，他则又重回头一封信的尖刻。费希特请求读者和后人来做裁判。对此，席勒声称，只是陈述知性之成果的文章，必然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多余”，因为“知性或者会对这些成果无动于衷，或者可以通过更轻松的途径获得这些成果；相反，那些能产生独立于其逻辑内容的效果、在其中打上一个个体的鲜活烙印的文章，永远不会多余。这类文章中有一种无法勾销的生命原则，正是因为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故而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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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70 随着这一在和费希特的争论中发展出的思想，席勒引入了科学真理与个体艺术之意义这二者之间一种出乎意料的新关联。这种新关联出自《审美教育书简》，更具体地说，是作为其结论从《审美教育书简》中详尽探讨过的“形式冲动”与“质料冲动”之间的关系阐发而来的。[19] 艺术家有别于科学家的地方，就在于艺术家所处理的是个体的形式，也就是风格；而科学家则通过其研究结果发挥作用，并隐匿于其中。但艺术家则为风格打上自己的烙印，作为个体在其中既可见又可把握。作为理论家的艺术家虽也要求科学真理，但除此之外，他还凭借其风格跻身个体意义的世界。他身居“普遍”与“特殊”的双重领域。即便他所挖掘出的知识素材终将沉入浩如烟海的知识档案库，即便他要求普遍有效的认识终将消散在普遍性的匿名洪流，他赋予自身以形式的个性也会作为意义世界中的一种表达方式，留存在后世的记忆之中。这就意味着：就算关于“美”的理论的真理性会有存疑或不言自明，它也依旧能存在下去——作为美的理论。席勒要借助自己美的理论，反对单纯提出了一种关于“美”的理论的费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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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72 在同费希特的争论中，席勒实践了一种知识的美学化；不过，人们并不觉得他明白自己这一举动的全部影响。他将自己的“游戏”概念扩展到知识的领域，将真理的游戏置于美的标尺之下。但在这之后隐藏的是对真理深深的不信任。什么是真理？我们永远无法触及。而留下的，只有诗人的馈赠。他们在知识的领域也要求那“鲜明的形式，充满生机地发展自身”（歌德语）。[20] 因此，席勒恰恰在他从理论回归诗歌之际，要求美也同样适用于理论，就毫不令人诧异了。至于费希特，席勒到底也因为二人之间无话可说而感到遗憾。信的第一稿中有一段话，听着就像追忆过去的哀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后世会将我们当作比邻而居的同辈人，诸如此类，可我们结合得却是多么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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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74 如果说席勒和费希特是不和，那么在荷尔德林身上——如果人们从他的视角去审视整段故事——则是一场备受折磨的追求与一次倍感痛苦的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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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76 荷尔德林这一整年几乎都在夏洛蒂·封·卡尔普于瓦尔特斯豪森的家中度过，席勒仍在施瓦本时就为他在那里找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他与夏洛蒂产生了一段略带情欲色彩的关系，但情况之所以越发复杂，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学生弗里茨·封·卡尔普虽然总是亲昵地黏着老师，但在其他时候总是表现得如此难以管教，让所有人都感到绝望。瓦尔特斯豪森地处偏远，没有什么新鲜事，也没有外在的生活。荷尔德林一心向往耶拿。他曾将《许佩里翁》的一部分断篇发表在席勒的《新塔利亚》杂志上，现在则希望能在条件优渥的《季节女神》那里找到栖身之所。同时，他还期待在席勒的帮助下被引荐入耶拿的文学与哲学圈子，即便他清楚自己的害怕与自我怀疑：“与真正伟大精神的接近……一会儿将我击倒，一会儿又使我升华。”（致诺伊费尔，179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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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78 1794年11月，荷尔德林在耶拿拜访了席勒。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将怀着压抑的心情回想起当时的那一幕。他为好友诺伊费尔描绘了当时的情景。房间里不止有席勒，背景中还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尽管他被介绍给了这个陌生人，但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他没有听懂这个人的名字，因为他“从内到外唯一关注的就是席勒”。当席勒暂时离开屋子、荷尔德林沉默地留在那里时，那个陌生人开始翻看起放在桌上的《新塔利亚》，其中就有荷尔德林的《许佩里翁》断篇。荷尔德林的脸渐渐红了起来。一段时间后，陌生人问起封·卡尔普夫人的近况。荷尔德林用一两个词简单地回答了他。等到席勒回来后，他们热烈地讨论起了戏剧，陌生人讲了几句话，“分量之重让我已经有所预感”。后来在教授俱乐部中，荷尔德林才知道，自己刚刚遇见的不是别人，正是歌德。“老天爷帮帮我吧，”他在给诺伊费尔的那封信中写道，“帮我弥补我的不幸和我愚蠢的行径。”无论如何，当他几周后与卡尔普一家分道扬镳后，还是在魏玛受到了歌德的招待。这一回二人的对话相当友好。荷尔德林就像得救了一样。他现在感觉好多了，搬来了耶拿，经常拜访席勒。后者鼓励他继续创作《许佩里翁》，也成功地让他的出版商科塔对这部正在诞生的小说产生了兴趣。荷尔德林“的确有很多天才之处，”席勒在1795年3月9日给科塔的信中写道，“而我也期待还能对他产生一些影响。”他现在就等待着小说的完成。但荷尔德林却写不下去了。或许是他追求的太多：费希特和席勒哲学中新的教育理念，“美的灵魂”的美学纲领，通过希腊众神的天空让世界再度神秘化，对生活之平庸的批判——他想要把这一切都写入小说，却因此撑破了原先的构思。作品的收尾一拖再拖，直到荷尔德林不得不承认等不到结尾，更等不到小说的完美。他的负罪感折磨着他，因为他相信自己辜负了席勒的信任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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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80 为了能给荷尔德林提供一份收入，席勒安排他为《缪斯年鉴》翻译奥维德（Ovid）的《法厄同》（Phaeton ）[21] 。人们可以揣摩席勒为何偏偏让荷尔德林翻译这篇文章。席勒一直鼓动歌德解开他“《浮士德》包裹”上的绳结，他或许在这个强要与太阳比肩却最终陨落的故事中发现了浮士德母题的变奏；或许其中也有教育意图，他想要警醒年轻的诗人勿要重蹈法厄同的覆辙。无论如何，荷尔德林起初兴趣盎然地着手工作：“从来没有哪项工作能像这一次一样，让我在搁笔起身时是如此轻快。”他在1795年4月28日给诺伊费尔的信中这样写道。但这种愉快并没能持续太久，工作渐渐让荷尔德林力不从心。席勒建议他用意大利八行诗节（Stanze），但荷尔德林在之前翻译的古希腊作品中都使用了六音步无韵诗行。[22] 倘若他坚持自己对风格的感知，或许就能应付得更好。这项工作也同样停滞了。他放弃了，在1795年5月22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但人们毕竟会很快再度发现，自己在某些事情上还是多么像个学生。”他中断了现在做起来兴趣全无的翻译工作，为自己辜负了导师两回而感到绝望：一次是未完成的《许佩里翁》，一次是中途放弃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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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82 1795年5月末，荷尔德林忽然从耶拿消失了。他着急忙慌地就走了，先回到了家乡。他的好友马根瑙（Magenau）在纽尔廷根（Nürtingen）遇见了他，却几乎没有认出他来：“我和荷尔德林说上了话，或者应该说我见到了他，因为他无法再说话，所有对同类人的共通感都坏死了，一个活着的死人！他神神道道地讲了许多关于去罗马的旅行，说那些好德国人通常都在那里升华他们的灵魂。”[23] 也许这就是他之后病症的征兆，引发病灶的则是创作危机、绝望，以及在“伟大的”席勒面前失败而感到的羞耻。1795年7月23日，荷尔德林终于振作起来，在一封致席勒的信中附上了自己译文的残篇，并试图为自己的“逃亡”辩解：“奇妙的是，人会因为受到一种精神的影响而感到幸福……但仅仅是因为就在这一精神的近旁；而离它每远一里，就更有必要放弃它。如果这种接近不是从另一个角度让我时常不安，我就算举出所有的动机，也很难克服自己并选择离开。我始终感到诱惑，想要见您，可见到您时，却始终觉得自己在您眼中什么也不是……正是因为我想令您对我刮目相看，才不得不告诉自己，我在您眼中一无是处。”席勒的确很失望，也感到自己的情感受了伤害。他本来期待荷尔德林对他有更多信任。他对荷尔德林还有好些计划，希望将他纳入《季节女神》的编辑部。席勒没有回信。或许是荷尔德林的欲言又止让他也同样不愿多说。1795年9月4日，荷尔德林再度给他写信，笔触悲伤而哀怨：“我太经常地感到，自己原来不是什么特别的人。我的周围是一片寒冬，我冻得瑟瑟发抖，动弹不得。我的天空如铁，我的心如岩石。”然后便是坦白“对自己的厌恶”已经把他“赶入了抽象”。接着是复杂而费力地阐释“主体与客体之统一”“方形趋向圆形”，以及“为了让一种思想体系化为现实，就必须要求某种永生性，正如它对于一种行动的体系也同样不可或缺”。对当时的席勒而言，这些都是不合时宜的想法，因为他正要“关上他的哲学铺子”。他同样没有回复这封信。他的沉默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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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84 荷尔德林在法兰克福银行家龚塔尔德家中又谋了一份家庭教师的职位，又与家中的女主人苏赛特[24] 卷入了一桩情事。他的《许佩里翁》有所进展，他的自信又再度增强，因此在1796年11月20日以一种全新的语调给席勒写信，更直接、更明白。“您对我的彻底沉默真的让我困惑……您是否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您是否已经放弃了我？请您原谅我的这些问题。我有一种对您的依恋，当它成为痴情时，我常常试图克服，却总是徒劳，它还始终未曾离我远去。正是这种依恋迫使我提出这些问题。倘若您不是唯一一个让我如此失去自由的人，我一定会责罚自己。”荷尔德林自信地宣称，他在各处都觉得自由，只有在席勒面前才感到软弱。席勒就是他的痴情。这是一段爱的表白，却用欢快的语气说出。这种欢快显然促使席勒现在终于给荷尔德林回信：“我绝不曾像您想的那样已把您忘记，亲爱的朋友，只是琐事与公务，以及我通常对写信的羞怯，才使得给您那些友好信件的回复拖了这么长时间。”紧接着便是一段警告：“我请求您鼓起您全部的力量与全部的警醒，选择一个巧妙而富有诗意的素材，怀着爱把它装在心底，小心呵护，让它在存在最美的那些瞬间里安静地成熟至完美；只要有可能，您应该避免哲学素材，它们最不知感恩，在和它们毫无成果的搏斗中，最好的力量也常常消耗殆尽；请您离感官世界更近些，这样就更少些在激动中失去冷静的危险。”（1796年11月24日）尽管听上去仿佛居高临下，但席勒并非如此，因为几乎在同一时间，他在给科尔纳的一封信中用差不多的说法也给他自己提了醒；他知道，这同样是他自己的危险与弱点。荷尔德林却不会知道，席勒的这些警告也是写给他自己的。席勒在信中批评荷尔德林诗歌的“冗长”，无止境的“诗节的泛滥”，这几段话深深地刺伤了荷尔德林。在他于这一时期创作的一首格言诗中，可以发现他受伤的痕迹：“你们得知道！阿波罗成了报纸写手的神，/谁忠实地告诉他事实，就是他的手下。”[25] 席勒用友好的转折结束了整封信：“请您原谅我的这些要求和忠告，是关怀的友谊提出了这两者。祝您安好，请您时常让我听闻您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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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86 半年之后的1797年6月20日，荷尔德林寄去了《致苍穹》（An den Äther ）和《漫游者》（Der Wanderer ）两首诗，期待能在《季节女神》上发表。在附信中，荷尔德林写道：“我有足够的勇气和自我判断，能让自己独立于其他艺术裁判或所谓大师，怀着如此不可或缺的平和走我自己的路；但在您面前，我无条件地俯首：因为我感到您的一个词就能决定我的很多，所以才时不时地想要将您忘记，只是为了让自己在创作时不至于感到恐惧。因为我确信，这种恐惧与拘束正是艺术之死，所以非常理解为什么在这个大师杰作已在人们周围的时代，用恰当的方式表达自然要比在另一个只有艺术家在鲜活的世界中孑然一人的时代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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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88 可是荷尔德林不曾料到，他的这封关于评判之不确定性的信件究竟引发了什么后果。因为现在席勒忽然开始不敢确定自己的判断了。他将诗歌寄给了歌德，以期了解他的看法，却并未告知作者的姓名。歌德回信说：诗人显然“对自然有着明快的观察”，也在不同的格律上富有“才华”。“两首诗里都有可以造就一个诗人的良好成分，但是单凭这些成分还不能造就一个诗人。也许他最好还是选择一个十分简单的田园生活题材加以表现，这样，人们倒能看清楚，他在刻画人物方面才能如何，归根结底，这才是一切的关键。”（1797年6月28日）[26] 歌德建议发表。席勒随后不但感谢了歌德并非“完全负面的评价”，说出了荷尔德林的名字，然后坦陈了一段值得注意的心声：“平心而论，我在这些诗里找到了许多我自己的形象所惯有的特征。作者也不是第一次使我想起了我自己。他有着强烈的主观性，并兼有某种哲学精神与深刻思想。他的处境是危险的。”（1797年6月30日）歌德即刻回信说：“我现在同样要向您承认，我的确感受到这两首诗中也有一些属于您的风格与方式的东西，显然无法忽视大方向上的相似。”（1797年7月1日）[27] 例如《漫游者》一诗确实会让二人回想起席勒伟大的哀歌《散步》（Der Spaziergang ）：“草原铺着辽阔的地毯自由地欢迎着我，/在它亲切的绿色中一条乡间小路蜿蜒。”[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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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90 歌德感受不到荷尔德林诗中的伟大气息，因此才建议荷尔德林最好选一个“十分简单的田园生活题材”。但无论如何，他还是被这个“青年才俊”深深吸引。1797年夏末，他在前往瑞士的旅途中在法兰克福稍作逗留，招待了来访的荷尔德林。在这一次见面中，歌德重提了他关于“田园生活题材”的建议。他对席勒说，自己劝荷尔德林“写写小诗，并且要为每一首诗挑选有人性趣味的对象（1797年8月23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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