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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二十一章 莫斯科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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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月29日，人民委员会对罗曼诺夫一家的问题展开了为数不多的几次讨论之一。[522]但是他们并没有给托博尔斯克更多的指示。潘克拉托夫单方面辞职的决定对中央政府没有任何影响。潘克拉托夫对“自由之家”管理严格，并将监督权交给了鄂木斯克的西西伯利亚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央当局由此认为他们已经做得足够多了。但人民委员会依然面临着做出何种长期决定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最好是将尼古拉带到首都并让他接受公开审判。人民委员会计划通过司法程序揭露沙皇秩序下对权力和特权的滥用。尼古拉以往一直手握所有政治权力。立宪会议的选举表明，俄国及其边境地区的大多数人尚未接受布尔什维主义。显然，人民委员会必须更广泛地宣传他们的革命目标，而对尼古拉的审判旨在达到这一目的。人民委员亟须向大众宣传他们夺取政权的合理性，并争取大众对社会主义秩序的支持，他们打算将社会主义秩序传播到整个俄国乃至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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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人民委员会计划在德国开展颠覆活动、发动革命战争，但他们必须遵守与轴心国谈判时商定的条款。一旦停战条约在东线生效，下一阶段俄国和德国之间就要交换外交代表。双方都对此很反感。苏维埃当局将德国精英阶层视为帝国主义者，而德国的部长和指挥官则否认布尔什维克是革命者。但当局认为，向柏林派遣使团是一次宣传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好机会。德国事实上的军事领导人埃里希·冯·鲁登道夫试图确保，他解决西线的盟军时俄国处于他的控制之下。1917年12月28日至29日晚，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外交使团抵达彼得格勒，住在三家最好的酒店里。酒店里还住着随本国外交使团前来的英国、法国和美国官员。[523]虽然德国人试图威胁苏维埃政府，让他们与自己单独签订一份东线的和平条约，但盟军的特使们认为恢复对德作战有利于俄国。大战处于紧要关头，交战国同意搁置罗曼诺夫一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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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人民委员会承认，他们处置罗曼诺夫一家的计划可能有错。1917年春天，没有人会为推翻君主制感到遗憾，其他人都知道局势很容易改变。特别是农民，他们很可能会反对让尼古拉接受质询，也很可能对前皇帝产生同情。人民委员会也意识到，不管判沙皇什么罪，都可能引发争议。如果数百万农民为尼古拉难过，就必须谨慎考虑未来如何处置他。将他处决还是监禁？如果监禁，那么监禁多久？只有人民委员会可以做出这些决定。此时，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执政联盟正在争论，是否应当与德国签订一份单独的和平条约。人民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不赞同。战争或和平的问题比罗曼诺夫一家的问题更急迫。人民委员会决定，让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的左派社会革命家尼古拉·阿列克谢耶夫宣告在最近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沙皇一家的决议。人民委员会希望听一听农村的舆论。[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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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2月20日，当时沙皇一家的问题是首要议程，阿列克谢耶夫由莫伊谢伊·乌里茨基陪同做了报告。莫伊谢伊·乌里茨基是新成立的名为契卡的政治警察组织在彼得格勒的领导人。经过进一步讨论，人民委员会决定要求人民司法委员部和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两名代表准备关于尼古拉的调查材料。将尼古拉从托博尔斯克转移走的时间要推迟到人民委员会研究完整个问题，但最终苏维埃中央领导层意识到了紧迫性，加快了进程。[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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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财产人民委员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弗拉基米尔·卡列林于1918年2月23日用电报发出了一份预算命令，大意是人民委员会不能继续维持罗曼诺夫一家目前的开支了。除此以外，暂时没有其他事情发生。从那时起，罗曼诺夫一家的国家补贴固定为每人每月六百卢布。随从没有补贴。尼古拉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解雇一部分随从，要么用自己的基金继续给他们支付工资。他让塔季谢夫、多尔戈鲁科夫和吉利亚尔研究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经过一番艰难的讨论，他们得出结论，除了减少随从的数量之外，别无选择。皇帝表示同意，并决定，那些个人能力欠缺或不能留在工资单上的人必须离开。[526]他们计划于3月1日开始行动。[527]吉利亚尔在日记中说，黄油和咖啡成了奢侈品。[528]皇帝解雇了十二名工作人员；他还降低了所有留下来的人的工资。[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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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雇的人靠豪饮来纾解情绪——“自由之家”仍有不少酒。有些仆人喝得烂醉，只能爬过沙皇一家住的地方回到自己的房间，昏睡过去。[530]这只是士气低落的另一个阶段。在此之前，随从们一直坚持遵守传统的行为规范，但如果罗曼诺夫一家不再需要他们的服务，他们也就没有义务去遵守这些规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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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德拉希望通过多付三个月工资来解决解雇仆人的问题。然而，她查看账目，发现钱已经不够用了。她的解决办法是，将留用人员的工资减少三分之一，用这笔钱补偿被解雇的人。她也希望进一步节省开支，以弥补那些留下来的随从的损失。[531]她和吉利亚尔检查账目，发现预算中的漏洞比她想象的更大。[532]她恳求吉利亚尔向其他随从解释这一情况，当然，随从不可避免地向他发泄不满。工作人员对降薪感到愤怒，尽管他们现在仍能吃饱喝足，住在舒适的房子里。[533]他们对沙皇一家的忠诚度正在不断下降。塔季扬娜·博特金娜注意到，随从中有几个人开始提出难以满足的开支要求，并在为罗曼诺夫一家准备的食品中随意挑走他们想要的东西。[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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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家”以外的皇室支持者秘密帮助尼古拉渡过经济难关。莫吉廖夫的前副总督弗拉基米尔·施泰因于1918年1月前往托博尔斯克，并回到莫斯科告诉皇室支持者们尼古拉遇到的经济困境。随后，施泰因募集了二十五万卢布，再返回托博尔斯克将钱交给塔季谢夫和多尔戈鲁科夫。[535]尼古拉瞥见他站在外面的街上。他在1918年3月26日的日记中感激地写道：“善良的朋友们给了我们一笔数目可观的款项。”施泰因还带来了茶和书，供罗曼诺夫一家使用。[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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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诺夫一家对于自己面临的长远规划一无所知。不过，他们确实知道首都召开了一场讨论会，对他们每个人都有影响。1918年2月23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终于同意，单独签订和平条约是拯救十月革命的唯一可行方法。[537]自12月以来，一些人主张接受德国关于俄国退出战争的条款。但它遇到了大多数人的抵制。这些人认为，如果与欧洲最贪婪的军事和经济大国签订条约，他们作为布尔什维克的身份便毫无意义了。他们中许多人都清楚地看到，俄国在东线正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事实上，旧俄军已经纷纷选择了逃离战壕。俄国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前线，德国人随时可以在彼得格勒横冲直撞。考虑到情况这样危险，人们决定将首都迁到莫斯科，并紧急派火车转移了苏维埃政府及大多数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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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于3月3日在东线附近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订。人民委员会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但它的代价是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赶出了执政联盟，并将布尔什维克一分为二。根据该条约，人民委员会放弃了对前俄帝国西部边境地区的所有主权。德国人拥入乌克兰等地区，占领了克里米亚、顿河州和北高加索。他们甚至推进到了俄国南部的罗斯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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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罗曼诺夫一家没有读过《真理报》，他们对此消息并不感到惊讶。亚历山德拉写道：“德国人在普斯科夫。俄国将接受最糟糕、最可怕的条件以换取和平。”[538]她从来都不擅长预测政治走向。但这一次，事实证明她是完全正确的。尼古拉回忆说，亚历山德拉经常被人指控密谋损害俄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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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能清楚看出尼古拉的痛苦。吉利亚尔后来回忆说：“《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非常沮丧，身体都受到了影响。从那一刻起，他似乎老了很多。我们在托博尔斯克的人都看到，他脸色苍白，眼袋明显，胡须都白了。”[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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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德拉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同样感到沮丧。她觉得只有神可以挽回局面。1918年3月19日，她写信给瑟罗博亚尔斯卡娅女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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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什么时候？未来会怎样？这是只用一年就酿成的事件。他们唯一的成就是摧毁了一切。军队正被尽数歼灭，如何抵抗敌人呢？但是，上帝超乎一切，人无能为力，上帝也许有办法。局势会扭转。受制于德国人比受制于鞑靼人更糟糕。不，主不会允许这种不公正的事情发生，主会让一切都回到正轨。[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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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德拉正全心关注着俄国的未来。她或是尼古拉都尚未发现，这一条约可能对罗曼诺夫全家产生影响。事实上，人民委员会与德国的关系将影响俄国公共事务的每一个方面。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重新考虑罗曼诺夫一家的问题时，德国因素总会出现在他们的考量中。危险，正在悄悄地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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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二十二章 营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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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垮台使君主主义组织感到震惊和丧气，1917年的事件正朝着与其目的完全背离的方向发展。他们认识到，任何从沙皇村亚历山大宫救出罗曼诺夫一家的企图都是自杀性的，因为当地驻军规模巨大，里面都是讨厌尼古拉什卡的士兵。彼得格勒苏维埃会动员他们抓捕罗曼诺夫一家及企图营救他们一家的人。因此，没有阴谋分子准备采取行动。君主主义只是一个想法，还不是一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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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诺夫一家被转移到托博尔斯克，随后爆发十月革命，少数君主主义者因此改变了几个月以来的被动状态。尽管他们渴望果断行动，但还是不清楚如何才能营救沙皇一家。这件事风险巨大。如果他们进入“自由之家”，警卫分遣队势必会抵抗并造成流血事件。如果救援人员设法劫走沙皇一家，那么追捕将是不可避免的。在春季冰雪融化之前，他们无法利用河流向北到达北冰洋或向南到达秋明。在冬季，唯一的选择是乘坐马车或雪橇。如果他们前往秋明或鄂木斯克，那么托博尔斯克苏维埃会发出消息，红军会拦截他们。另一种可能性是救援队前往城西的森林，但是如果采取这种方法，他们仍然需要决定下一步去哪里。城中遍布敌人。逃离“自由之家”只是艰难历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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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后支持君主制的最活跃人物是尼古拉·马尔科夫，即众所周知的马尔科夫二世。他在1917年之前曾领导俄国人民联盟，并且自1907年以来一直担任杜马议员。他腰身粗壮，留着长发，外貌很有特点。他是一个恶毒的反犹太主义者，他在报纸上开玩笑地用“非犹太人”当笔名。马尔科夫二世是独裁者的狂热信徒，他对尼古拉执政的主要批评是，尼古拉向自由主义政治观点屈服了太多次；他不认为二月革命的结果是不可逆转的。他认为，亟须对尼古拉展开救援并恢复尼古拉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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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和制糖商卡尔·亚罗申斯基似乎为君主主义组织炮制出的这些计划提供了十七万五千卢布的资助。[541]亚罗申斯基是一位充满活力的金融家，在战争期间积累了大量财富。他拥有五家大银行的控股股份。他在资助疗养院时与沙皇一家熟悉起来，在二月革命之前，亚历山德拉和女儿们在疗养院里任护士。[542]克伦斯基担任总理时，亚罗申斯基向他提出了一项旨在恢复国家枯竭的财政的计划。他提出可以动用自己的资源提供帮助，他无疑是希望将来在尽力帮助俄国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利润。克伦斯基将这一计划提交给财政部审查，很快便遭到了拒绝。亚罗申斯基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543]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后，马尔科夫二世对他唠唠叨叨地讲述了营救罗曼诺夫一家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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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一家在沙皇村时，马尔科夫二世曾让亚历山德拉的密友尤利娅·杰恩作为信使送信给皇后。沙皇一家被转移到托博尔斯克时，他派了一名克里米亚团的可靠军官去找他们，以期组织营救。他希望安娜·维鲁波娃也加入，但她拒绝合作，并反对马尔科夫二世派一名军官到西西伯利亚。维鲁波娃认为，马尔科夫二世使自己营救沙皇一家的努力复杂化了。她在秋明的行动负责人鲍里斯·索洛夫约夫采取措施阻止了马尔科夫二世的使者前往托博尔斯克。[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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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夫约夫是一名陆军军官，1918年时只有二十八岁，是众所周知的狂热君主主义者。他性格暴躁。临时政府的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彼得·帕尔金斯基对尼古拉二世的专制统治颇有微词，这惹恼了索洛夫约夫，两人差点打起来。[545]他后来没有再回到自己的部队，而是开始为亚罗申斯基工作。他和其他人说服亚罗申斯基为他们的营救任务提供资助。[546]然而，索洛夫约夫不仅仅是一个自称支持已废君主的狂热分子，还是拉斯普京曾经的追随者。通过结识拉斯普京，他向他的女儿马特廖娜求婚并娶了她。对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来说，这是一个好人选。许多俄国君主主义者对拉斯普京的态度仍然存在差异。在1917年的政治乱局中，很少有人敢大胆为尼古拉说话，但索洛夫约夫时刻记着罗曼诺夫一家的利益，因此获得了一些人的认可。他还接受了军事训练以便执行危险的项目，这令曾经的宫中众人感到震惊。索洛夫约夫年轻而充满活力，似乎准备好牺牲个人安全来营救尼古拉及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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