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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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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最后岁月：治愈赌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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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第二次在德累斯顿旅居的日子又是在贫困中度过的。《永远的丈夫》的稿酬少得可怜，就连卡什皮约夫付给他的几百卢布，也是他苦苦哀求才得到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在他向卡特科夫拿出靠谱的新小说写作计划之前，《俄罗斯导报》这个迄今最可靠的收入渠道便是关闭的。也就是说，他必须另外寻找收入途径。他委托继子帕沙和好友阿波隆·迈科夫在圣彼得堡将出版商斯特洛夫斯基告上了法庭，因为后者未经允许便出版了《罪与罚》单行本。在提交诉状的同时，他也在设法劝说斯特洛夫斯基出版《白痴》的单行本——在授权的情况下——这可以为他带来几千卢布的收入。但很快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发现，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商业途径，他都不可能指望从斯特洛夫斯基那里得到一分一文，因为后者此时已经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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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很大希望寄托在莫斯科的姨妈亚历山德拉·库马宁娜的遗产上。1869年，他从好友阿波隆·迈科夫处得知姨妈已经过世的消息。1863年姨夫亚历山大·库马宁去世后，除不动产外，还留给了妻子十七万卢布现金遗产，这个数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让想象力驰骋时才能想到的数目。据说，姨妈在遗嘱中将四万卢布捐给了一家修道院。由于姨妈长年患老年痴呆，一直处于监护之下，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这是一个对遗嘱提出质疑的好机会。他希望能够为自己和兄弟们每人争取一万卢布遗产，这样一来，他的财务困难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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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迈科夫那里得到的是假消息。在1869年时，姨妈至少在身体上仍然健康无恙。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迫不及待地为遗嘱问题把矛头指向了库马宁娜两位监护人之一，这使得他的处境变得格外尴尬。更尴尬的是，他为此事不仅得罪了身为第二监护人的弟弟安德烈，还得罪了莫斯科的几位妹妹和家人，甚至连他最喜爱的外甥女索妮娅·伊万诺夫娜都为此和他断绝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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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指望从斯特拉霍夫和姨妈那里拿到钱救急，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又一次把希望放在赌博上。早在1870年春，他便挡不住诱惑跑去巴德洪堡玩了一周轮盘赌，结果当然是空手而归。如今到了1871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重返赌场。这次并不是他自己，而是安娜的主意。在欧洲漂泊了整整四年，再加上无休止的经济压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日益低落消沉。“为了缓解他的不安情绪，驱散那些妨碍他专心写作的悲观思想”，安娜迫不得已，只得寄希望于轮盘赌。[56] 于是，她从家里仅有的三百塔勒中拿出了一百二十塔勒给了丈夫，让他去威斯巴登试试手气。在坐了十七个小时火车，刚刚抵达目的地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便一头扎进了赌场，把所有钱输了个精光。他赶紧写信给安娜，请她再寄三十塔勒给他。安妮娅很快便回了信，但并没附上他索要的款项。陀思妥耶夫斯基气哼哼地又写了封信催妻子寄钱，但信却没能寄到。连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都承认，这封信写得“既卑鄙又残忍”（1871年4月28日）。他每隔半小时便跑一趟邮局，打听安娜的汇款有没有到。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终于等来了从德累斯顿汇来的三十塔勒。眨眼间，这笔钱就被他在赌桌上输掉了。他只好再向安娜“最后一次”讨要三十塔勒，并发誓今后再不踏入赌场，因为他“这三天里已经变作了另一个人，即将开始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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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1年4月底和5月初从德累斯顿写给安娜的信生动地记录了自己的赌瘾、对赌博的愧疚以及悔过自新的决心。以往他每次犯赌瘾时，都会在妻子面前重复这一套说辞。对此，安娜早已经听腻了。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次自责来得比以往都要真诚，而且，他的理由也是实实在在的：此时安娜已身怀六甲，到7月，夫妻俩将迎来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为了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威斯巴登用赌博调剂心情，安娜又一次当掉了首饰。之后又当掉了几件首饰，才让丈夫有钱买回来的车票。而且，丈母娘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斯尼特金娜近来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安娜还要帮助丈夫瞒着母亲，不能让她知道丈夫去威斯巴登的真实目的。安娜在回忆录中摘录了丈夫在1871年4月28日写给她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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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娅，我的天使！我发生了一件大事，将近十年来（或者，更确切地说，自从我哥哥死后、我突然被债务压倒那时候起）一直折磨着我的荒唐的念头终于消失了；我过去总是幻想着赢钱，想得认真而且热切。可现在，这一切已告结束，这确确实实是最后一次。你可相信，安妮娅，现在我的双手获得了解放，过去我受赌博的束缚，我现在要考虑正经事，不再像过去那样，整夜想着赌博了。然后，我的工作也会有更快的进展，愿上帝保佑。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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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次威斯巴登的插曲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果然再未进过赌场。事实上，他也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不久后，他便将返回俄国，而赌博在俄国历来是被禁止的；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德国的赌场也将全部关闭。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治愈”的关键原因却另有其他。在过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无论赌博还是写作，都有一个共同的动机，这就是冒险的刺激。时间压力越大，失败的风险越高，其文学创造力便越旺盛。当然，冒险对写作的自我激励作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从未彻底消失，但是当他返回俄国后，随着家庭、社会以及写作环境的变化，冒险对文学创作的刺激作用变得越来越弱。在德累斯顿的这段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逐渐为自己建立起一套固定的工作节奏，并在未来十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规律。在威斯巴登受挫之后，他已经别无选择，必须集中精力写作，尽快完成答应卡特科夫、原名《无神论》（Atheismus ）的小说。同时，他也在继续酝酿题为《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的新长篇计划，这部作品将记述一个人心灵净化的历程，其形式类似于后来《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生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新作结合了对1860年代俄国现实问题的关注，最后定名为《群魔》，其大部分内容是在德累斯顿期间创作完成的。1871年1月，小说在卡特科夫主编的《俄罗斯导报》上连载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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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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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魔》：一出魔鬼的歌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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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魔》的创作过程比《白痴》还要艰辛曲折。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本计划在1870年夏之前完成这部小说，可到1870年12月，他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还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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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年，我没有做别的事情，只是在撕毁和修改（手稿）。我写了满满一摞纸，到最后，连自己对这些草稿都没了头绪。大纲至少修改了十遍，第一部分整个儿重写。……不过到后来，一切都进展得很快。（1870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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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描述的极端情况，实际上是他平日创作的常态。每次，他都会在草稿中拟出完全不同的情节、标题、场景、人物设计和对话，然后再一遍遍推翻，直到时间压力大得再不容拖延，然后确定一个最终版本，并全力投入写作。这之后，头几章便会从他的笔下喷涌而出，一气呵成，不需要做大的修改。他在事先的不同版本构思中，苦苦纠结的并非文字表面的细节，例如语言、叙事和描述的方法与技巧等，而往往是一些大的原则性改动，特别是核心人物的角色设计。《白痴》和《群魔》中的主人公——前者是梅诗金公爵，后者是斯塔夫罗金——在作品酝酿过程中，性格会呈现许多矛盾之处，似乎作者有意要让笔下的人物活起来，不受控制地自由发展，甚至超乎创作者本人的预料。但是，与人物和人物关系不同的是，有些东西从一开始便是确定不变的：一是作品的意识形态坐标体系，二是结局必须要充满悬念和戏剧性张力。例如《白痴》中娜斯塔霞被害现场的阴森可怖画面，还有《群魔》中沙托夫的被杀，都经过了作者事先的精心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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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魔》的完成版本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同时酝酿的两项计划合而为一：一是应约创作的小说，二是关于心灵净化的长篇叙事。其结构布局虽略显繁复，但充满了吸引力。这部作品的核心主题是从西欧兴起的无神论和唯物论的风靡，宗教因科学而受到的排挤，以及作为神人的基督被作为人神的“新人”所取代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旅居瑞士时，便对无神论潮流对俄国知识界的冲击做过近距离观察。自1850年代起，日内瓦成为以赫尔岑和尼古拉·奥加辽夫为领导的俄国革命者的圣地。除了这两人，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il Bakunin）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后者早在1848年便以革命煽动者的形象活跃于整个欧洲。1851年，巴枯宁从奥地利被引渡回俄国，在多年监禁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61年，巴枯宁从西伯利亚逃到日本，并经美洲来到伦敦。他在伦敦遇到了赫尔岑，后来又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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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魔》手稿和手绘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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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既是欧洲革命的思想领袖，也是突击手。他早年迷恋黑格尔，后来更多是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其反叛对象不仅仅是剥削和专制，首先是上帝。《旧约》将偷食知善恶树上的果实视作人类罪恶历史的开端，而巴枯宁却将它称作人类摆脱因信上帝而导致的未成熟状态的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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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希望的是，被剥夺了所有自我意识的人类始终是一种动物，永远跪伏于永恒的上帝、创世者和万能之主的面前。但是这时候，撒旦出现了。他是永恒的反叛者，是第一个自由思想家和救世主，它使人因其卑劣的无知和顺从而羞耻；撒旦解放了人，在人的额头上盖上自由和人性的印记，唆使人反叛并偷食了知识之果。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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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反叛的对象，正是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作存在之全部意义的那样东西。今天的读者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或许很难真正领会撒旦、魔鬼和反基督教者——包括《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那个长着一条丹麦狗式尾巴的蹩脚魔鬼——在其中的重要含义。要想理解“魔鬼”这个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冠为新作标题的词语在其作品中的意义，首先必须了解在欧洲文化中以“黑色浪漫主义”为化身并被巴枯宁推崇的撒旦主义这一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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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个人充满冒险的经历，以及他对一切形式权威的毫不妥协的反抗，对俄国1840年代出生的“子辈”，即被屠格涅夫冠名为“虚无主义者”的一代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巴枯宁的最忠实门徒是谢尔盖·涅恰耶夫（Sergej Netschajew）。两人于1869年春在日内瓦初次相遇。巴枯宁这位无政府主义“教父”被涅恰耶夫的革命热情深深地吸引。他们在日内瓦共同创办了杂志《人民惩治会》（Das Volkstribunal ）。涅恰耶夫以作家身份编写了著名的小册子《革命者教义问答》（Katechismus eines Revolutionärs ），其中第二十四条明确指出，“我们的事业是可怕地、彻底地、普遍地、无情地破坏”。涅恰耶夫鄙视任何学理主义和世俗科学，因为真正的革命者只知道“一门科学——破坏的科学”。具体地讲，是根据俄国社会各阶层对维护现有政治秩序所起的作用一一予以摧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当以危害程度为序拟定罪犯名单，按名单次序进行处决。这一点为20世纪和21世纪有组织和系统性恐怖活动开了先河。涅恰耶夫不认为社会道德会对这类破坏活动产生妨碍，因为在他看来，“凡是促进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合乎道德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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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恰耶夫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是革命运动的等级式制度。在革命者当中，只有极少数精英才了解革命的真正目标，以五人委员会形式建立起来的基层组织只负责执行事务，它们并不清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以及革命组织的真实规模。涅恰耶夫认为，为了达成目标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就连强取豪夺对革命事业也是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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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秋，在俄国大学生中爆发了一系列激进的抗议活动。涅恰耶夫返回俄国，并组织莫斯科农学院的学生，密谋发动一场革命。他的独断专行作风激起了许多同僚的不满，其主要反对者是大学生伊万·伊瓦诺维奇·伊万诺夫（Iwan Iwanowitsch Iwanow）。后者威胁要退出五人委员会，然后于11月22日深夜被涅恰耶夫伙同另外四名党羽在农学院花园里秘密绞杀。第二天一早，一群农民在冰封的池塘里发现了伊万诺夫的尸体。涅恰耶夫的几位同谋被逮捕并送上了法庭，而涅恰耶夫本人则成功逃到了瑞士。1872年，涅恰耶夫在苏黎世被逮捕，之后被遣送回俄国，在彼得保罗要塞中监禁十年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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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恰耶夫事件的兴趣与他的小舅子、安娜的弟弟伊万·斯尼特金有一定关系。伊万也是莫斯科农学院的学生，他于1869年10月到德累斯顿探望姐姐和姐夫时，向他们讲述了莫斯科大学生暴动的事情。安娜在回忆录中声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群魔》的灵感来自她的弟弟，[60] 这种说法并不属实。因为斯尼特金来到德累斯顿两个月后，才发生了伊万诺夫遇刺事件。自1869年1月底起，俄国和德国报刊对这起耸人听闻的案件做了大量报道。主要是这些报道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决定，推迟《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的写作计划，而首先着手为卡特科夫的《俄罗斯导报》撰写一部政治性的、带有明显“倾向性”的作品，一本“长篇小册子”（1870年4月5日），并预计于一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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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涅恰耶夫的狂热以及对道德约束的无视，是《罪与罚》中促使拉斯柯尔尼科夫行凶杀人的虚无主义妄念的发展和延续。一个人只有在摒弃善恶判断、否定上帝和永生的情况下，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册子”意在探究这一罪行的历史根源，并且是在与屠格涅夫名篇《父与子》（1862年）相同的叙事框架内。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将两代人的关系定义为一对矛盾，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认为，这两代人之间是一种精神传承的关系。在他看来，主要责任实际上在于父亲一辈，例如别林斯基、赫尔岺、奥加辽夫以及历史学家季莫菲·格拉诺夫斯基（Timofey Granowskij）等人，是他们将自由主义思想变成了俄国知识界的一种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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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大学世界历史系任教的季莫菲·格拉诺夫斯基是俄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他曾在柏林从师于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和萨维尼（Savigny）。作为历史教授，他被视为同行中的佼佼者。他的讲座总是听众爆满，每次都能赢得“满堂彩”。[61] 在学术研究上，格拉诺夫斯基专注的领域是中世纪欧洲城市史。他对德国哲学和文化的热爱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斯拉夫派的批判对象，后者总是不放过任何机会对他发动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