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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 [:1705799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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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 第十章 “西安事变”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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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幼受西方教育，对中国官场上的那种阴险、狡诈与反复无常体会不透。他刚愎自用且又少年气盛，以诚待人却往往过于单纯幼稚，加上他从其父老帅张作霖那里继承下来一副江湖侠义心肠，这一切使得他怎能是蒋介石的对手呢？……假如老帅张作霖性格中的另一面——江湖无赖的土匪习性传给少帅，哪怕是一点点，那么“西安事变”的结果绝不会是这样，中国的历史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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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其夫人和澳大利亚顾问端纳的陪同下，[1]英雄似的凯旋回京。他是12月26日下午回到首都的，他发现，尽管自己被扣在西安两个星期，可他仍然是南京政府的主宰。况且，他现在已成为中国的真正领袖，连共产党也表示要服从他的领导。所有政府的高级官员，包括何应钦，都等候在机场迎接他。40万人涌上街头，观瞻他的丰采，全城沸沸扬扬，热闹非凡。夜幕降临以前，鞭炮噼噼啪啪便响成一片，他进城时，爆竹声声仍然不绝于耳。他感到自己的威望甚至比以前更高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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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回到南京，受到凯旋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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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也一同抵达南京，对于自己此行的吉凶如何，他没有多想。当蒋、张一行中途在洛阳落脚休息时，蒋曾有意对张说：“汉卿，你回西安吧，不要再送，南京有人对你不谅解啊！”[3]此话恰到好处，从反面坚定了这位倔强汉子亲送蒋到南京的决心。他根本没有想到，此一去就开始了终生的监禁生涯。遗憾的是，他在告别西安时，竟没来得及与自己忠诚的部下，与自己心爱的东北军再见上一面。毕竟是“少不更事”（冯玉祥听说他亲送蒋回京时对他的评语），单纯、正直却又争强好胜的少帅哪里是老谋深算的蒋介石的对手。此刻在洛阳，正当蒋介石盘算着回京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之际，少帅心里却一块石头落了地，坦然入睡，鼾声如雷。[4]他是太疲劳了，两个星期以来，他从未睡得这样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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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到南京后，被安顿在宋子文的公馆里住下。在宋子文的授意下，少帅上表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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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罪，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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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拿到这份“请罪书”以后，立即转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此后，对少帅的迫害便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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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蒋介石授意高等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张学良。尽管宋子文一再向少帅解释，这仅仅是个手续，但此举对少帅十分不利，他在国人心目中一下子成为被告，从此，他便失去了主动权，完全被蒋介石控制在手，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对此，少帅极为愤慨。在法庭上，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对审判长李烈钧怒声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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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当中唯一应受到指责的就是委员长，只有他才能使中国丧权辱国，如果我自由了，一定要发动一场革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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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烈钧拍案斥责张学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少帅则当即反唇相讥，质问李烈钧：当年你以江西军政府都督的身份，起兵讨伐大总统袁世凯，这又作何解释？少帅神色坦然，毫无畏惧。审判长李烈钧不由暗自赞叹：真乃张作霖之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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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张学良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5年。随后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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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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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是蒋介石本人，[7]于是，南京这几天紧锣密鼓的闹剧终于收场，张学良由10年徒刑体面地变成了“终身监禁”。蒋介石这样做，使得10天前还信誓旦旦的担保人们十分难堪，蒋夫人、宋子文和孔祥熙都劝阻过蒋，可他们谁也没能兑现自己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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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张学良兵变中的伙伴杨虎城，中央政府免去他的官职，但因地方“匪氛未靖，庶政待理”，故留任察看，以观后效，暂时未对他加以惩处。此外，撤销西北剿共总司令部，代之以委员长创建的西安行营，顾祝同任行营主任，负责有关改组红军的全部工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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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西安。少帅的离别在东北军中引起了深切的关注，尤其是少壮派军官，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少帅联系在一起，整日提心吊胆，唯恐少帅遭到不测。离开西安之前，少帅签发了一个简短的命令，把东北军的指挥权委托给于学忠和杨虎城。他与蒋介石到达洛阳以后，少帅又遵从蒋介石的要求，给杨虎城发电，请他立即释放被监禁的南京大员。杨虎城于12月26日拜访了这些大员们，亲自宣布了张学良的电令。当天晚上，杨虎城在自己的公馆为南京大员举行了告别宴会，宴会上，宾主笑声朗朗，频频举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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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的一些中下级军官听说就要释放南京大员的消息，十分震惊。激进的少壮派军官们本来打算扣押南京大员作人质，以此当做争取少帅返回的最有力的讨价还价的本钱。所以，以政治处处长应德田，特务团团长、也是临潼捉蒋的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激进军官们坚决反对释放南京大员，他们坚持主张，只要少帅仍被扣押，他们就不放南京大员。但主持军官会议的王以哲将军勃然大怒，据说他厉声嚷道：“任何人胆敢不遵守少帅的命令，格杀勿论。”[10]结果27日，所有的南京高级军政大员们都离开了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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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中央军大军压境，包围陕甘地区。几十个师的兵力，沿线一路摆开，大有荡平西安之势。而统率中央军的将军，几乎全是刚刚经少帅批准，由西安释放的南京军事大员，计有陈诚、卫立煌、蒋鼎文和朱绍良。西安方面对此极为愤慨，1月4日，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发表声明，[11]反对拆散东北军和西北军，反对任何形式的内战，不接受南京政府提出的处理“西安事变”的方案。以杨虎城为首的八名将领签发了一份措词强硬的电文给南京，抗议他们的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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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爰于蒋委员长面允所请之后，亲送入都，束身待罪。此种前史所无，世界仅有之伟举，自足以表示其心迹之光明。凡有血气，能无感动？……忆蒋委员长到京之后，曾令中央军向东撤出潼关，而离陕以前，更有“有我在，决不能再起内战”之语……乃正当蒋委员长休沐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匪惟未遵令东还，反而大量西进……虎城等愚诚，不知其具何心？究竟持何理由？国危至此，绝不应再有萁豆之争。固尽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向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从命。如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惟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之为职志，而中央犹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乱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然公平，青史自召直笔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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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加其要求的作用，1月5日，西安派出三个代表到南京。[13]三天以后，东北军和西北军126名高级将领联名向全国通电，表示完全支持八名将领在1月电报所采取的立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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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南京政治舞台仍主要控制在反共人士手中。蒋介石临时告假还乡，表面上不问政事，宋子文实则被排挤出政府之外。此时，南京尚不准备着手解决改变对共产党的政策问题，政府毫无按照蒋介石、宋子文和张学良所达成的协议进行改组的迹象。其实，改变南京政府的对内政策存在着极大的阻力。最有代表性的态度是上海市长吴铁城所倡导的极右立场，他认为，所谓抗日“人民战线”、“中国人不应打中国人”而应携手共同抗日，以及在此基础上与共产党订立停战协定等，这些都不过是共产党的幌子。按照吴的意见，“人民阵线”和“统一战线”只不过是共产国际新政治策略的时髦口号，他们现在正以此为掩护，在外国建立共产党，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它的真正目的是让共产党夺取政权。吴还进一步宣称：“西北的中国人民很容易上当受骗，误入歧途，看不到共产主义新突进的危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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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铁城的观点在知识界的某些人士中得到广泛的支持，许多知识界知名人士都谴责“人民阵线”，他们把共产党所倡导的“统一战线”与“人民阵线”视为一路货色。胡适所采取的反共立场得到著名学者傅斯年的呼应，他对“人民阵线”更是无比仇视，以致把它诬称为由共产党左翼民族主义者、封建军阀、失意政客和蹩脚作家组成的“破烂战线”。[16]许多知识团体，包括上海各大学教员纷纷发表声明，谴责西安的立场，把它称之为救亡图存的最大障碍，要求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的统一，甚至不惜使用武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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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统一战线”的人自然把汪精卫视为他们的领袖。汪于1937年1月初回国，[18]他回到南京以后，亲日派势力大增，成为压倒亲苏派和亲英美派的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亲日派主要包括汪精卫、何应钦、张群和吴铁城等；亲苏派以冯玉祥、于右任为首；亲英美派则由蒋夫人和宋子文为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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