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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十二章 他人对曾公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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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的生平，评论者颇多，或褒或贬，或详或略，各不相同。为让大家了解曾公的社会、历史价值及其影响，本章专门将不同人的评论要点一一陈列出来，最后附上我自己的意见。当然，鄙人并非妄图对曾公的一生作最终评判，只不过认为，若博观约取、集思广益，也许可以缓解各家的纷争，同时借此机会一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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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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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逝世之后，对曾公生前的功绩作出陈述并加以评论的第一人，即是江苏巡抚何璟。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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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与曾国藩相从日久，相知很深，灼见其立功之伟，胥本于进德之勤。其生平尽粹报国，克己省身，器识过人，坚贞自矢，不特今世所罕见，即方之古贤臣，盖亦未遑多让。请敬为圣主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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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之初，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练团杀贼，无尺寸之土地，无涓滴之饷源。饷之巨者，丁漕关税，而职在军旅，不敢越俎以代谋；饷之细者，劝捐抽厘，而身为客官，州县既不肯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概系募勇，又不得照绿营之例，拔补实缺；空有保举之名，而无履任之实。名器不属，激励尤难。方其初败于岳州，再挫于九江，兵几不振，穷且益坚。迨江西困厄之时，事势非顺，动多触忤。一钱一粟，非苦心经营，则不能得；一弁一勇，非苦心训诫，则不能战。于困苦难堪之中，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削平逋寇，上慰先帝在天之灵，辅佐圣世中兴之业。虽日疢疾可以成德术，动忍可以增智能，而艰难创造之初，固不敢自料有今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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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咸丰十年，初膺江督，进驻祁门，正值苏、常新陷，浙省再沦，皖南皖北，十室九空，人烟稀少，军粮则半菽难求，转运则一夫难雇。自金陵以至徽州，八百余里，无处无贼，无日无战。徽州之方陷也，休、祁大振，江、楚皆惊。或劝移营江西省城，以保饷源；或劝移营江干州县，以通粮路，而仍不出江督辖境。曾国藩曰：‘吾初次进兵，遇险即退，后事何可言？吾去此一步无死所也！’群贼既至，昼夜环攻，飞炮雨集。曾国藩手书遗嘱，帐悬佩刀，犹复从容布置，不改常度。死守兼旬，直待鲍超率霆军自山外来，始以一战驱贼出岭。以十余载稽诛之狂寇，曾国藩授钺四年，次第荡平，皆以祁门初基不怯，有以寒贼胆而壮士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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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八月，克复安庆。同治元年，水陆两军并江而下，沿江两岸三千里，名城要隘，皆为我有。其弟曾国荃统得胜之师，直抵雨花台以瞰金陵，左宗棠统楚军以达浙境，李鸿章统淮军以达沪上，皆深入虎穴，捷报频闻。夏秋之间，兵机遂大顺矣。乃攻剿甫利，而疾疫流行。上自芜湖，下至上海，无营不病。不但守垒无勇，几于炊爨无夫。杨岳斌、曾国荃、鲍超诸统将，各抱重病；昔之劲兵，胥变孱卒。苏、浙贼酋方以此时大举以援金陵，围攻雨花台四十六昼夜，更番不歇。南岸则宁国、旌德同时吃紧。北岸则颍、宿、蒙、亳，捻匪出巢。正阳、寿州，苗逆复叛。发贼又由浦江上窜，滁、和、巢、含，亦复岌岌可危。数年以来，辛苦战争之土地，由尺寸而扩至数百里者，深恐一日溃裂，尽隳前功。援浙、救苏、保江三者，又须兼顾。时危事亟，军情反复，异议环生：有谓金陵进兵太早，必致师老饷竭者；有谓宜撤金陵之围，以退各路援贼者。曾国藩于群言淆乱之时，有三军不夺之志，枕戈卧薪，坚忍卓绝，卒能以寡御众，出死入生。迨事机大定之后，语僚友曰：‘昔人有言：“忧能伤人。”吾此数月，心胆俱碎矣！幸赖国家鸿福，得以不死。’然则今日之一病不起，盖其精力为已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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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战胜之绩，指不胜屈。惟此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续之交，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震撼之际，每百折而不回。盖其所志所学不以死生常变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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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名臣，谋国效忠，惟以人事君为急。曾国藩昔官京朝，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虽一艺一材，罔不甄录；而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材。其历年荐达，与平日忠义相切劘者，如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刘鸿腾死于战阵，塔齐布、李续宜、萧捷三、江忠义死于勤劳，皆已载诸史传。其幕府宾僚、偏裨卒伍，由书生而荐历疆圻，由末职而荐膺重镇，无愧戡乱之选，亦铮铮正人耳目，无待臣言。其苦心孤诣，使兵事历久而不败，人材愈用而不穷者，则在以湘勇之矩矱推行于淮，化濠泗刚劲之风，为国家干城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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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远稽史籍，唐之李、郭，亦仅收复两京；宋之韩、范，亦仅经略西夏一隅耳。我朝武功之盛，超轶前代，屡次戡定大难。然如嘉庆川楚之役，蹂躏不过四省；康熙三藩之役，蹂躏尚止十二省。今发、捻、回教诸匪，蹂躏竟及十七省，用兵已满二十年。若专恃湘、楚一军，与之角逐，而无淮军继起于其间，亦岂能南北分兵，次第削平祸乱？是其公忠伟略，推贤让功，和衷共济，尤足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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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昔在军中，每闻谈及安庆收复之事，辄推功于胡林翼之筹谋、多隆阿之苦战；其后金陵克复，则又推功诸将，而无一语及其弟国荃。谈及僧亲王剿捻之时，习劳耐苦，辄自谓十分不及一二；谈及李鸿章、左宗棠一时辈流，非言自问不及，则曰谋略不如，往往形之奏牍，见之函札。非臣一人之私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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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江、皖糜烂之际，实仕官所谓畏途。曾国藩不辞，选拔知兵之员，随时保奏，以期同济艰难。厥后大功底定，南服承平，朝廷延访殷勤，犹复叠奉谕旨，令保封疆将帅。曾国藩则奏称：‘疆吏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宜防外重内轻之渐，兼杜植党树私之端。’其小心远虑若此，宜其立功之后，不自矜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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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自督师以来，即有不期生还之志，是以经历危险，屹然不可摇撼，精诚之至，部曲化之，手足化之。故湘军阵亡文武官兵，可以按册而稽者，多至万余人。咸丰八年，三河之战，其胞弟曾国华随李续宾以单骑冲贼死。同治元年，雨花台之战，其胞弟曾贞干于贼退数日，劳疾而死。可谓一门忠义矣！而与诸弟共在军中，任事则督之争先，论功则率之居后。盖深见乎功名之际，终始之难；常以位高于众、权重于人，怀大名不祥之惧。故遭非常之知遇，弥切尔位之靖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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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平日办事，不分畦域。江、皖、苏、浙、两湖之兵事，联为一气，两江粮台之军火饷糈，又不惜接济邻省，分应他军。而于节制四省、节制三省之命，则坚不敢居，不惮一再陈情，期于得请而后已。盖时念及报称之难，不敢恃恩宠之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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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蔬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宋李沆之遗风。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赢余，助公用之不给。臣在皖时，固稔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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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立身平实，不求立异。守之甚严而持之有恒者，一曰‘不诳语’，二曰‘不晏起’。朝端之奏报、僚属之咨札、亲友之函牍，就臣所见，固未尝有欺饰矣。即外抚远人，内驭降将，交必推诚布公，言皆质实。中外远近，皆有以信其为人之不苟。在军在官，夙夜未尝少懈。虽风潇雨晦、疾病忧郁之时，率以鸡鸣而起，夜分始息，盖数十年如一日也。晚年不服珍药，未尝有卧疴倚衾之日。前在两江任内，讨究文书，条理精密。无不手订之章程，无不点窜之批牍。惟有舌蹇心悸之病，不能多见僚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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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回任，感激圣恩高厚，仍令坐镇东南，自谓稍即怠安，负疚滋重。公余无客不见，见必博访周谘，殷勤训励。于僚属之贤否、事理之源委，无一不默识于心。人皆服其耄年进德之勤，其勉力在此，其致病亦在此。”（《曾文正公全集》首卷——《苏抚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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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以上何璟的论述，大致是称颂曾公“立功之伟，胥本于进德之勤”。如身处逆境时从容无畏，督师作战时坚定不移，不邀功请赏，不妄自尊大，谦虚包容，力推贤才，用人公正，生活俭约，待人坦诚，做事勤恳，如此种种，皆为曾公良好德行的表现。何璟的评价均以其所见所闻为依据，但对曾公的生平，仍未能出整体叙述，所以稍显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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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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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何璟之后，对曾公在安微带兵时的情形，英翰曾略有陈述。其言曰：“曾国藩督师几二十年，荡平数省，用兵以在皖为最久，功绩亦以在皖为最多。当其由江、鄂转战而前，正值发逆披猖，接连一片，江、淮南北，几无完土。曾国藩励兵选将，推贤让能，百折不回，坚忍不拔，先平皖南，继克安庆，旋复庐州。淮、淝以南，大江上下，同时底定。僧格林沁大军得以专力荡平北路，无南忧之虞。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等，因而分道并进，肃清江、浙，克复金陵，殄除巨憝，是以论者佥谓克复安庆一役，不特为平定金陵之基，亦实为南北廓清一大关键。安庆克复后，曾国藩督军驻扎，整吏治，抚疮痍，培元气，训属僚若师弟，视百姓如家人，生息教养，百废具举，闾阎庆衽席之安，父老忘乱离之苦。”（《曾文正公全集》首卷——《徽抚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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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安庆失地，在当时确实有十分重要的军事价值。而且，在战乱平息后，整顿吏治、安抚百姓，是巩固安徽稳定局势的必要措施。但显而易见，此评价并不足以概括曾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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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瀚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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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何璟、英翰之后，湖广总督李瀚章对曾公的生平事实亦有所陈述，而且在陈述事实的同时，能够根据自己的观念作出评价。其所陈述的事实，基本是对何璟陈述的补充，因为“何璟与曾国藩共事在咸丰十年以后，闻见有所未详”，此处不再具体罗列。下面仅摘录其对曾公的评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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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初入翰林，即与故大学士倭仁、太常寺卿唐鉴、徽宁道何桂珍讲明程朱之学，克己省身，得力有自。遭值时艰，毅然以天下自任，忘身忘家，置死生、祸福、得丧、穷通于度外，其大端则在以人事君，晋接士类，能决其人之贤否。推诚布公，不假权衡，故人皆乐为之用。其过人之识力，在能坚持定见，不为浮议所摇。进攻安庆、江阴，则建三路进兵之议；剿办捻匪，则建四面蹙贼之议。其后成功，不外乎此。所创水师，尤能制贼死命。盖贼自湖南窜据金陵，尽掠沿江船只，乘风日踔数百里，飘忽无常。濒江各郡县，一日数惊。自曾国藩水师东下，扼驻一处，即能保全一处。当武、汉再陷时，胡林翼以孤军困守城下，而贼船不敢上越金口一步，汉镇贸易均移至新堤，筹办盐厘捐输，借济军饷。胡林翼屡次奏称：‘曾国藩创立水师，其功甚大。’盖身在事中，故能言之深切。其后曾国藩遣罗泽南驰援武昌，惟时江西四面皆贼，旦夕不能自保。只以通筹天下大势，非力争上游，则金陵无可规复之理，是以自留江西，支持危局，而特遣劲旅，进攻武昌。此其深识远略，公尔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卷同上——《湖督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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