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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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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點被托派中央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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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史朝生派對陳的信和他提出的綱領不予理睬，甚至認為陳獨秀的綱領和「指定名單命令他的人召集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張，感到非常可笑，認為陳太不識時務了。1935年1月13日（《臨委緊要通告》發出後的第十一天），史朝生們終於緊急召開了「上海代表大會」。會後發出的《中常委通告第一號——關於最近上海代表大會及決議》[40]承認，由於某支部代表因故缺席，法南支部及書記其昌等人棄權，只有七人參加。又稱大會由S（即史朝生）同志和W（胡文華）分別作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後，全體代表熱烈討論一致通過十項決議，而第一個最重要的決議就是所謂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共同行動」問題，點名批判陳其昌、尹寬等持此主張的同志，是「徹頭徹尾史大林的國民黨政策，是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說客，大會認為只有與這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及分子作無情的鬥爭，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才能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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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此決議還全面攤牌，把陳獨秀、陳其昌、尹寬等有意無意中表達過的思想或根本沒有的觀點，全面批判並威脅要作組織處理——開除。宣稱：「目前一切公開或秘密的保留與自由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共同抗日倒蔣，反戰反帝，說『紅軍』是『土匪』，說『黨的民主現在談不上』，說蘇聯不是工人國家而且日以『和平』轉變為資產階級的國家，以及認為新黨在中國不一定必要，將來也許仍舊用『反對派』方式改良史大林派等原則上意見錯誤的分子，應作最後一次的談話，假如他們重新考慮之後，放棄這種意見，我們是同志，否則立即開除出黨。」這裏例舉的「說法」主要是陳獨秀的，有些是他原來的觀點，有些則是新的，如「蘇聯已經不是工人國家」的觀點，嚴重違背托洛斯基的教誨，因此托派特別不能容忍。據王文元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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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除了蘇聯國家性質之外，陳獨秀在1936年以前基本上還是一個典型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即使蘇聯國家性質問題，陳獨秀的思想也只停留在口頭上，還沒有見諸於文字。如王文元所說：「進了南京監獄，離開了實際鬥爭，陳獨秀的思想開始發生了一種後退的醞釀。最初是對蘇聯的國家性質發生了疑問。他覺得當時的蘇聯已經不再是工人國家，也不能像托洛斯基所說的是甚麼墮落的工人國家。他以為，工人階級一旦被逐出於統治機構——即國家機關以外，這個國家便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人階級的。因之，他認為史大林的蘇聯只能稱為官僚國家，決不能被描寫為任何種類的工人國家。不過陳獨秀的這樣的意見，那時也還只是感情的，直覺的，未嘗深思的，他不曾為此作歷史的與社會學的研究，也沒有明確的自己意見，因之不曾正式用文字寫下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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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的另一個內容是：「應立刻改變『左派反對派』的名稱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對國際而言則為『國際共產主義同盟（布列派）中國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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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這是中國托派繼「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之後的第三個名稱。如上所述是為了響應托洛斯基指示各國托派獨立建黨號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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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還決定「改變全國領導機關名稱為中央委員會，不復用『臨委』名稱」，並推選劉家良（書記）、史朝生、胡文華、邵魯[42]、李福仁、（格拉斯）等九人和香港一位（空缺）共十人組成中央委員，前三人為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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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代表大會，對於中國托派來說，無疑是一場小小的政變。因為緊接着發出了《中常委第二號通告——常委為撤銷陳其昌、商起士（即尹寬）黨籍及要求其他同志表示最後態度事》，宣稱：「中央委員會根據上海代表大會的決議案（一），已與陳其昌同志作最後談話。陳正式表示：原來的路線主張是完全正確的，一點不能更改。中央認為陳其昌犯下列各種嚴重錯誤，三五月來經過多數同志口頭的努力說服，始終沒有效果，因此決定將他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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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列舉陳其昌三大錯誤：「（a）陳其昌完全保持過去史大林派出賣工人階級的孟什維克路線，主張聯合宋慶齡等資產階級左派『在反日反帝推翻南京政府的民主綱領底下共同行動』，組織或參加『武裝抗日大同盟』，『合辦不批評三民主義的報紙』。」（b）陳其昌的思想和行動是一個十足的跋扈的官僚資本主義者……(c)「陳其昌對『紅軍』及『新黨』等原則問題始終保持自己的取消主義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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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昌然後發表聲明，說史朝生們造謠，他們主要以「聯合戰線」問題為藉口，綁架臨委，藉以打擊與他們意見不同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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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號通告為甚麼還要開除尹寬呢？因為，「中委認為經過同志們多次口頭的和文字的說服以後，他仍保留……在『抗日、反戰、反軍閥或援助農民暴動等一般民主任務綱領底下建立聯合戰線』，合辦《中國論壇》式的機會主義報紙，及成立『國民黨』式的『大同盟』，因此，本決定取消他的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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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還點了原中央委員趙濟、朱崇文、賀希、孫後之、秦鑒、蔣振東、念茲和陳亮的名，指出他們或同情陳獨秀、陳其昌的路線，或表面上同意新中央的路線，私下又同情陳其昌等，「中委不過藉口政治問題，排除異己」等，「現在首先撤銷其中央委員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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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劉仁靜由於公開放棄了眾所反對的「經濟復興論」得到了史朝生派的歡迎。劉的聲明說：「我已決定放棄過去所說經過民主鬥爭以實現經濟復興的前途。因為這個前途是最不可能了……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愈見衰弱，自動的經濟復興愈少可能」；「因為在國際方面還有許多有利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因素。……革命也會隨着爆發戰爭（假如不是革命）必然鬆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束縛而有利於革命運動。」[43]——國內悲觀後，寄希望於世界革命和戰爭。這是當時托派與中共一樣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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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靜談會見托洛茨基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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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他們開除陳其昌、尹寬的主要理由是一樣的，就是陳獨秀在「一．二八」和「福建事變」中提出的與左傾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戰線（共同行動）的思想。因此，這個開除陳其昌、尹寬的通告，對於陳獨秀來說，雖然沒有點他名，卻是「殺雞給猴看」，即要陳獨秀「表示最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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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昌為此特意趕到南京向陳獨秀彙報了這一嚴重事件。陳聽後悲憤已極，立即寫信給陳其昌、尹寬、史朝生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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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不樂觀的現象殊令我不安！一月二日所發臨委通告內提的聯合戰線問題並且說到我的意見，後一半都非我的意見，而亦混合一起，這是甚麼用意呢？這一問題及其他問題，都急需召集全國性的代表大會解決，不宜草率決定，尤不可由少數人搗亂後，盜用組織威權來解決，尤不可採用開除人這種滑稽手段。我們學史大林不可學得這樣快！你們兩方面都不應該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發起分裂運動，一切候代大及國際解決。……大家的不同意見，應公開的辯論，切勿希圖利用組織威權來箝制異己，像這樣破壞組織的行動是不能容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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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他深切痛感大革命失敗於俄國人和共產國際的干涉，他特別痛恨李福仁的插手，指出：「外國同志倘在中國鼓動分裂運動，如果他算是國際代表，最後國際必須負責（望你們將我這句話明白告訴他！！！），分裂運動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兒戲的，特此提出警告！」[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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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這封短信，也中了史朝生的下懷並被他們所激怒。他們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立即在25日給陳寫了一封長達九千字的類似文件性質的極其嚴厲的長信《中央委員會給雪衣同志的信—關於表示政治立場及怎樣解決組織問題》。[45]信中除了說陳獨秀的錯誤路線是「組織內一切機會主義思想和分子的發動機」之外，列舉了「五大錯誤」，並說：「你的這些意見，不斷的引起組織內部機會主義思想或分子的發生」，然後列舉1932年陳其昌、趙濟等；1933年舊臨委劉伯莊、嚴靈峰等；1934年陳其昌、尹寬等的主張和行動，得出結論：「你的這些嚴重錯誤，無疑的起很大的影響。幾年來『反對派』可以說是在你的路線之下工作」，「許多機會主義的路線和分子不斷的藉你的『權威』和藉你的這些錯誤發展起來。」最後威脅說：「上面幾個重要問題請你明確的答覆我們。在你未決定最後態度以前，我們願和你繼續討論，並供給你一切材料。我們希望我們仍能在一個布爾什維克的（而非中派主義的）組織內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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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陳獨秀自從遭到史太林共產國際和中共攻擊開除、托派小組織攻擊、「一．二八」事變中托派劉仁靜、陳岱青及法南區委等極左派攻擊以來，第四次最嚴厲的攻擊，而且是引述陳獨秀的文章、文件，有計劃、有步驟的精心策劃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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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底，第一屆托派中央五個常委之一王文元出獄到上海，瞭解此情況後也致函劉家良、史朝生呼籲：「在目前中國這樣黑色的氛圍中，我們這點點快等於零的力量，應該要相當加以珍惜的」；與陳獨秀的意見不謀而合，提議將不同意見提交全體討論，大會解決，特別是「請國際解決」；在解決前，「不要進行組織分裂和制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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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被極左思潮沖昏了頭腦的新中央，根本聽不進陳獨秀的這些逆耳忠言，王文元的意見自然也不被理睬。而且在上述開除陳其昌、尹寬的決定中指出，如果陳獨秀不檢討「聯合戰線」等「重大的機會主義錯誤」，也要開除。據王文元回憶陳獨秀當時的確是被「開除」了：史朝生、劉家良、王耀華、扈煥之與李福仁「組織了一個臨時領導機關，在理論上，這幾位新出山的青年領袖受着劉仁靜的指導，所以他們一經登台，立刻就來清算監獄中的陳獨秀，把他早已由托洛斯基為之刷清的甚麼『機會主義』、『侮辱紅軍』……舊罪名，統統搬將出來，加以鞭笞，而且還通過決議，列舉罪狀，要南京監獄裏的『老頭子』承認，否則『開除』。陳其昌和當時剛出獄的尹寬等，見了此種狂妄可笑的行為，竭力反對，史朝生和劉家良等便將他們也一併『開除』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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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後來，王文元在美國哈佛大學遵照托洛斯基遺囑（死後40年開放）開放的托氏檔案中，發現一份《勞勃茨同志——（即伊羅生——引者）向國際書記處提出的備忘錄》（有關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現狀的口頭報告——限於事實方面）。這個備忘錄於1935年8月3日寫於巴黎，王當即將其翻譯出來。其中有關陳獨秀被「開除」部分，與王的回憶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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