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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语言：解答人类未来重大问题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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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韦茂繁[1]答/潘悟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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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语言史与文明史的研究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启发。中国语言学家、汉语音韵学家潘悟云教授致力于民族语的调查研究，通过语言去研究文化史，进而揭示民族的文化历史。近年来潘教授提倡历史层次分析法，他认为汉语方言史的研究必须在进行历史层次分析的基础上才能运用西方的历史比较法，同时主张以各个历史层次面貌的构拟取代原始语的构拟。在他的一些汉语方言研究论文中，他用历史层次分析法解释了以往方言史观所不能解释的方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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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潘悟云；语言史与文明史；历史层次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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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潘先生，您是汉语音韵学家，近年也致力于民族语的调查研究，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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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它们的关系很密切。李方桂先生197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所作的题为《中国上古音声母问题》的演讲中说：将来大部分汉语历史问题，还得靠跟别的语言（比如藏语、缅甸语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作比较，希望将来各种比较的研究跟汉语本身的研究，能够凑合到一块去，圆满地解释各方面的问题。中国音韵学研究本自文献始，但文献资源有限，于是音韵学家们就从汉语方言、梵文、日语、朝鲜语、越南语的借词中寻找新材料。然而，这些材料多数只与中古音相关，为了研究上古汉语，专家们便把材料的搜集进一步扩展到民族语。藏族与汉族的分离至少在五千年以前，而且藏族远在青藏高原，与世隔绝，语言变化相对缓慢，许多方面还保留着上古面貌，这就为汉语上古音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古话说得好：“礼失而求诸野。”中原文献里找不到所需的材料，我们就到边远地区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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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照这么说，汉语历史研究是不是也能推进民族语的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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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在语言史研究中，文献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取得重大成就，得益于印欧语有梵文、拉丁文、希腊文等丰富的古代文献。古代汉语的成功构拟，得益于《切韵》、《说文》、《诗经》等诸多古文献。少数民族的古代文献非常缺乏。即便文献相对丰富的古藏文、古缅文、古泰文、西夏文，其最早文献距今也不过一千多年，更多的民族压根儿就没有古文献。但是，他们很早就与汉族有密切接触，在接受先进汉文化的同时，从汉语里“借”了大量词语。因为各个时代的汉语已经被研究得相对充分了，所以研究者另辟蹊径，从各个时代汉语的读音推测出民族语的古代读音。例如：“稻”在武鸣壮语中读hau4。那么，它是在古代就读hau4呢，还是经过某种音变才成了现在这个读音？我们发现，武鸣壮语中还有许多汉语借词的韵母也是au，如老laːu4、卯（地支）maːu4、鸠Ɣau1、丑（地支）ɕau3、搅kjaːu4，这些字在上古汉语中的韵母都是u。可见“稻”传入侗台语之时，韵母一定也是u，之后发生如下音变：u＞əu＞au。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族语中的汉语借词，起到了古文献的作用。如果说，历史比较法结合古文献是古汉语构拟的基本方法，那么历史比较法结合汉语借词，就是古民族语构拟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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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语言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我想，语言的研究应该能够追寻古代文明的踪迹。请您谈谈汉语与民族语研究在少数民族文明史研究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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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因为少数民族缺乏古代文献，所以民族史的研究目前主要依据文物或口头传说。然而，文物方面的材料有限，口头传说可靠性差。古代汉文献的有关记载当然也是重要材料，但是汉文献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记载实在有限，而且往往并不明确，甚至对于史载的古民族到底是现代哪个族的祖先，也往往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要得到比较切实可信的结论，还应求助于更科学的方法。人类自身有两种最重要的历史记录，一是基因，一是语言。现代人的基因，是人类长期演化的结果，直接记录了人类起源、演化与迁徙的历史。现代人的语言，也是人类长期演化的结果，留存着人类文明的记忆，通过对现代各种语言的比较分析，不仅可以得到人类语言历史变化的谱系，还可以发现各个人群的起源、演化与互相影响。例如，侗台语目前大体分布在中国西南，但在历史上也是这种分布吗？近年来各地汉族基因检测表明，浙江一带的汉族带有侗台的成分。那么，是不是今天浙江一带就是侗台语族在古代的分布区域呢？侗台族群缺乏这方面的文献记录，古代汉族史书的华夏中心史观，也对人产生误导。《史记》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后来的民族史研究往往把古代越国与中原夏族联系在一起。后来语言学家们发现《说苑》中《越人歌》记录的不是汉语，《越绝书》中勾践向全国发出动员的《维甲令》中的一些语句也不是汉语，语言学家把这些材料与现代泰语加以比较，进行了比较可信的解读，认为当时越国的居民实际是与现代侗台语族相近的族群。这个结论恰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相一致。所以，语言史与文明史的研究，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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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近年来，您一直提倡历史层次分析法，它与经典的历史比较法有什么关系？它对民族语言的研究有怎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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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9 世纪历史比较法在欧洲出现后，一直是语言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但是，历史比较法自身有缺陷（不确定性），如果没有文献佐证，要确定其音变的方向及其原始形式，非常困难。所以，20世纪初至今，多少语言学家，经过多少努力，就连发生学关系最近的汉、藏之间，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也未能建立。为什么汉语的p-，有些与藏语p-对应，有些与b-对应，我们还无法回答。系统的借用也会产生语音对应关系，如日语的汉音、吴音，朝鲜汉字音，越南的汉越语，都与汉语之间有语音对应关系。各民族语长期从汉语借词，借词与同源词并存。由于两者都与汉语语音对应，很难区分，中国的语言学家就想暂时避开这个问题，把它们合起来叫作关系词。但是，要研究各语言之间的发生学关系，最终还是避无可避。历史层次分析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难题。民族语的汉借词，在各个时代陆续被借入，各个时代读音会不一样。通过与各历史时期汉语读音的比较，我们能够大致确定其借入年代。因为东亚人群有共同的来源，其语言都应是同源的。它们之间很早就分化了，亲缘最近的汉语、藏语，其分化历史至少也有五六千年。上古汉语，指的是西汉以前的汉语。所以，民族语中的同源词，其读音一定与上古汉语近，与上古以后的汉语读音不同。例如武鸣壮语的“油”为jau＜ju，“牛油”为lau＜lu。“油”的上古汉语为*lu，中古为ju，所以武鸣壮语的jau一定是中古借词，lau可能是上古借词，也不排除同源词的可能。连山壮语中的“四”读θi，显然是借词，因为它与中古汉语的si近，而与上古汉语的读音ph-lis差得很远。于是，民族语历史研究，我们定了以下步骤：第一步，对照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读音，确定民族语中的关系词，分好历史层次。第二步，在上古层次内，把稳定度大的核心词，定为同源词，如侗台语的“喉、肩、乳、屄、腿、脑、屎、胸、下巴、臀、脸、头发、胳肢窝、骨头、手、手掌、脚板”都与汉语有语音上的对应关系，且为核心词，很难借用。再说，上古时期，南方的侗台族与中原汉语接触的可能性较小，这些词很可能是同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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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东亚语言的历史研究，对于东亚地区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应有很大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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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那是自然。我们的历史比较，一开始只局限于汉、藏缅、侗台、苗瑶语，从沙加尔开始，把发生学关系扩展到南岛语。最近，通过一系列比较，我们认为阿尔泰语也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我给《民族语文》写了一篇文章——《东亚语言中的“土”与“地”》。“土”、“地”在东亚人群中是最重要的词，至今在东亚的许多语言中还能找到它们的同源词，其词根为la，前面带有词头k、kh、ɡ或p、ph、b，还可能带有后缀-l（r）、-ʔ（q）。如上古汉语的“土”*kh-laʔ＜kh-laq、“地”ɡ-lal，塔芒语ʔklaah（地），独龙语ɡaʔ＜ɡlaʔ，柔若语la，缅甸语ja＜la，兴发苗语la，养蒿苗语qala（土），侗语ja（水田）＜la，武鸣壮语Ɣai（旱田）＜ral，日语hara（原）＜para，韩语bala（地），古突厥语jɛr（土地）＜lar，（to）praq（泥土），东裕固语ɡadʒar（土地）＜ɡajar＜ɡalar，巴琉语qalai＜qalal，库伊语kətɛʔ＜kəlɛʔ，Dobei 语bala，Samoan 语pala-pala。“土”、“地”是核心词，在东亚分布又如此广泛，不可能是借用所致，只能是来自最古老的共同语。随着东亚语言历史比较的深入，东亚各语言的发生学关系逐渐显露。根据各种语言中保留的同源词的多少，我们可以推算各种语言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这对于东亚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有重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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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一直认为文化寓于语言之中，那么，对一个民族的语言进行研究，能够揭示这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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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研究文化史的方法很多，通过语言去研究文化史，是其中一种。这些年，我一直努力建立语言考古学这一新的学科。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它带着文化的涓涓滴滴，一路流淌至今。在今天语言的元素中，我们有可能读到祖先的许多故事。如我的一位博士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她研究的主题是“广东藻敏瑶语”，研究中她参考了许多文献，还不能确定这支瑶族是经哪条路线迁至广东的。我当时猜测可能自洞庭湖一带从北到南穿过湖南到达广东，便对她说，这支瑶语中的古代汉语借词，一定借自它沿途的汉族，从这些汉借词的语言特征与周边汉语的比较，可能会得到迁徙的线索。根据我的建议，她从藻敏瑶语汉借词中提取了几个特征，如阳、麻二带圆唇元音，与周边汉方言一比较，具有相同特征的竟是客赣，而不是湘语，说明这支瑶民古代是从江西南下，西折至湘南，最后到达粤北。这使我恍然大悟，明白了为什么这些瑶民说的汉语是客家话，而不是湘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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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实在是太普通了，普通得像水，像空气。正因为如此，它又太宝贵了。如果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人类文明。所以，2003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小组向保护濒危语言规划项目国际专家会议递交了题为《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的报告，文中指出：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智慧，因此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将是整个人类的损失。每一种语言的消亡必将导致其独特的文化、历史与生态知识的消亡，这将是无可挽回的损失。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对世界体验的独特表述。因此，任何单独语言的知识都可能成为解答人类未来重大问题的钥匙。每消亡一种语言，我们对理解人类语言的结构与功能模式、人类史前史以及保护世界多样化生态系统的证据都会有所减少。总之，讲这些语言的人们会体验到，随着自己语言的消亡，他们自身原有的民族与文化认同感也将丧失。广西有如此丰富的语言宝藏，我们务必要珍惜，把它们好好地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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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感谢潘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也祝您桃李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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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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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韦茂繁，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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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悟云（1943～ ），浙江瑞安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历史音韵学、方言学和东亚语言历史比较。上海，邮编：2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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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老龄社会的人类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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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郇建立[1]答/莎伦·考夫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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