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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不灭：艺术隐士陈钧德的成长史 远离“红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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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是陈钧德创作上最为动荡、最为迷惘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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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一切一切的严厉“不许”有如高压线，他也认了西方现代派创作只能生存在“地下”。但这个时期，运动的神经不再那么紧绷了，但工宣队还驻校，意识形态还偏“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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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当着同事的面，一度公开研究苏俄名家尼古拉·费钦，也尝试画过一批黑白肖像，受到戏剧学院同行的赞叹，被认为“深具功力”。但，陈钧德很快就放弃了。孤傲、执拗的他，对流行一时的艺术风潮嗤之以鼻，而禁锢的东西时时激发他的创作细胞，他还是不可遏制地喜欢表现主义，喜欢现代主义的光影、色彩和线条，他宁可继续寂寞，做个“地下画家”，也不甘心随波逐流。哪怕知音稀少，毕竟还有画友们互相支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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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玄佁，一个难得的忘年交。他在“文革”前已经是同济大学教授，比陈钧德年长许多，他曾留学日本，精通考古，对中西绘画均有涉足。但这个老教授的内心却渴望成为职业画家，与陈钧德一样痴迷现代派绘画。陈钧德未结婚时，老蒋就经常不怕路远，主动相约到陈钧德家，在他的小屋一聊就是半天。有时，他俩还相约一起“体验生活”，逛苗圃，游郊外。陈钧德结婚后，他还是经常来“干聊”，一坐下就忘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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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兆莲好生奇怪，忍不住问：“钧德，侬年纪轻轻，怎么与一个老头子来往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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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想了想，回答说：“只有价值观一致的人，互相交往才觉得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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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他俩都远离“红光亮”，都喜欢现代派。难得的精神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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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一向自傲于色彩的天赋感觉。的确，要说色彩，他早在大学时代就发现自己这方面的敏感。他在1970年代前半段所画的作品中，最为刘海粟、林风眠等肯定的，就是运用色彩对光影的表现了。但陈钧德一度也陷入了“色彩的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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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陈钧德与好友结伴去山西大同，看了云冈石窟的壁画后，他被深深震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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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自己过去所画的一切，是多么狭隘，多么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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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意识到艺术的伟大不在于表面的色彩绚丽，也不在于光影感觉，永远在于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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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过去太追求色彩之炫了，简直就是大自然光影的奴隶。但是看了大同的石窟艺术，他第一次发现，原来无色之色，最有“色”。那才是色彩的超高境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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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想，他几乎否定了自己，深陷于自己的思想沼泽，无力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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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他闷闷不乐，整个人像是霜打的茄子——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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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粟老先生知道事情原委后，奋力救了他，将他从“沼泽地”拉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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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老先生老辣而中肯地指出，对于油画而言，线条是骨架，色彩是血肉，千万不能简单地否定色彩的意义和价值。你看到的云冈石窟壁画，看似无色却有最丰富的色，这种理解非常深刻。但不应用以否定色彩，而应该在更深的层次理解和感悟色彩的微妙和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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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粟的一席话，令陈钧德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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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色彩的沼泽”是小沼泽，那么，更大的沼泽是“如何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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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依旧“左”流横行，形势也只允许“红光亮”存在，舆论鼓动艺术家大搞主题创作，体现宣传意图。而陈钧德的绘画始终追求纯粹的艺术品性，坚守“去意识形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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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选择注定了他处于时代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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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他习惯也罢，被迫也罢，反正摆脱不了“边缘人”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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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他成了大学老师，便思考：人生路怎么往下走？自己的创作方向要不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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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相比那些每画一幅宣传画式的油画就能登报，收获一大片“欢呼”的应景派画家，陈钧德是深感寂寞的，仿佛山谷深处的野百合，寂寞生长，寂寞开放，无人过问，无人喝彩。那时候，除了与老前辈交流绘画，冥冥之中还有一股力量，牵引他仰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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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长期独立思索、特立独行的必然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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