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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鞭子从背后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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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瞿秋白和冯雪峰先后离开了上海以后，鲁迅与左联之间就失去了一层润滑剂。这中间，胡风也曾作过一段弥合的工作，但很快也就被迫中断了。在左联里，这个曾经在名义上被当成盟主的人，实际上处于被孤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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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加入左联。由于冯雪峰的安排，他在1931年下半年和1933年下半年两次担任行政书记。无论作为盟员还是领导者，他除了出席会议，很少参加其他活动。对于把左联这样一个群众性的文学团体变为“政党”的做法，他是持保留态度的。因此，诸如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到工厂中作鼓动工作，以及帮工人出墙报、办夜校等，一次也没有去过。应当说，这同他缺乏实际工作的热情也不无关系。他是一个书斋型作家。他的作品，与其说直接来源于生活斗争的经验积累，无如说更多地出自理论的演绎与知识的组合，在巨大的理性框架中，虽然不乏客观具体的细节描写，却少有主观介入的血肉相搏的激情。《子夜》也如此。不过，像这样结构恢弘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究竟是罕有的，出版以后，大大巩固了他在左联以及文学界的地位。这时，他辞退了书记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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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茅盾的是胡风。这项工作，是周扬要他担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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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学日本的时候，胡风参加了日共党员小组，接着又参加了左联东京支部，进行普罗文化活动。其间，曾经回上海一次。在上海，他会见了冯雪峰和丁玲，周扬也是这时开始认识的。这次同左翼文化界的接触，他已经觉得，鲁迅和创造社在思想上的对立有很深的根源和社会基础，而且明显地反映在冯雪峰和周扬、穆木天的对立上面。当冯雪峰要他做文总的组织工作，或是做左联的宣传部长，他都没有答应。他感到惶惑。一方面，他担心资历和学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他害怕陷入宗派纠纷中间。但是，作为党组织的决定，这次他无论如何也推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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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以全副的热情投入左联的工作。名义上由周扬兼管的宣传部门的工作，这时，也都一样原封不动地由他担负起来。他认为，作为一个文学团体，左联应当把重点放在文运工作上面。经过一段时间，他在宣传部下面分设了理论、诗歌和小说研究会，不定期地开会、研究，推进理论建设和各类创作。另外，还出了一个油印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刊登有关左联的工作情况，分给盟员，借以维持一种组织上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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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文学生活》，都由胡风亲自送给鲁迅。借此机会，他可以向鲁迅谈些工作上的情况，并且拿取每月二十元的必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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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工作的胡风，很快赢得了鲁迅的信任。共产党内的一些重要的、机密的工作，比如搜集情报，筹措资金，甚至交通联络，都是通过胡风获取鲁迅的帮助的。被蒋介石逮捕关在南昌的红军将领方志敏的密信，仍由鲁迅交与胡风，鲁迅的具体意见也都由胡风一并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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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工作确定以后，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胡风通过朋友的关系，到孙科出钱主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当日文翻译，为他们出版的《时事类编》翻译有关各国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文章。这份职业，胡风曾向茅盾和周扬谈起过，而他们也都主张他前去的。1934年秋，穆木天被捕获释，突然向左联党团报告说胡风是南京派遣的内奸。空穴来风。然而，党团书记周扬并没有对胡风及有关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查，反而利用了穆木天的不实之词。一段时间以来，周扬发现，胡风爱闹独立性，经常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见。在常委会议上，除了胡风，任白戈和何谷天都是一致拥护他的。对于胡风的所谓“内奸”问题，文委领导林伯修、田汉，还有郑振铎、茅盾，也都先后起过传媒作用，产生很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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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对胡风本人是实行保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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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韩侍桁无形中透露了这种情况。他指责胡风说：“你老兄倒不错，又拿共产党的钱，又拿国民党的钱，穆木天在公安局，公安局对他什么人都问到了，就是不问你老兄。”这时，胡风知道已被出卖了，只好马上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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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向周扬辞去左联职务。周扬顺顺当当地让任白戈代替了他。在左联里，他只挂一个名，不再参加任何活动；为了生活，也为了工作，从此开始了专业作家的生涯。鲁迅说：“在中国，靠笔来生活颇不容易。”可是，对这时候的胡风来说，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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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自成立之日起，就被纳入党组织的范围内，这样，自然使它有别于先前出现的诸如创造社、文学研究会之类的一般的文学社团。党领导的路线、思想和作风，直接关系着它的存在状态，决定着它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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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成立后不久，便与相继成立的社联、剧联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左联和文总都设有社团，也即党组，直接受党领导文化运动的机构文委的领导。这种组织形式与苏联的“伏阿普”和“拉普”模式差不多，机构重叠臃肿。文总的党团成员本来就是文委的成员，一套班子，却用两套招牌。其实，后来成立的“临委”，也还是这样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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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3年起，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都上升到了整个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位置。这时，周扬是左联的党团书记，阳翰笙是文委书记。1935年阳翰笙被捕后，周扬接任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则由任白戈接替。夏衍、田汉分管电影和戏剧，他们都是文委的领导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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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设有执行委员会，鲁迅最初也是执委之一，但很快就辞退了。实际上到了后来，执委会也形同虚设，党组完全代替了它的活动。当胡风被任白戈接替以后，左联内部的统一局面遂告形成。周扬大权在握，许多事情，他已经无须直接出面指导或干预，而让任白戈，乃至夏衍、田汉进行。最初，夏衍曾经说过重大的事情可以找鲁迅商量的，而这时，田汉已经明确告诉任白戈：鲁迅说不想管左联的事，以后有事情不必找鲁迅，可直接找他。任白戈去日本后，由他介绍加入左联的徐懋庸接替了他的职务。徐懋庸也一样少有见到周扬的机会，周扬的指示，通常通过周立波和何家槐传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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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联内部，鲁迅根本无意做什么权威。早在集团成立时，他就主动撤出领导核心的位置，但也不想因此退居幕后，非要听所谓汇报不可。他不需要那份特别的尊重，他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盟员而存在，而且愿意作为一个普通盟员而存在。当然，既在一个组织之内，他就必须关心整体的命运，同集体的战斗倾向保持一致。这是不成问题的。其实这也是他早年加入“新青年”之意，做自己愿意做的“遵命文学”。但是，这并不等于从此把自己变成某种工具，绝对服从来自“众数”或如旧式衙门里的“上峰”的意旨。在一个集团里面，他不能容忍存在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的关系，他憎恶对于人的任何形式的奴役。他要保持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独立性，保留自由选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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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核心所以引起他的严重的关注，准确地说，主要来自对他本人所构成的实际的压迫。他对集团的全体命运的关怀，这时候，便同个人的压迫感统一到一起来了。当他一旦把握到了这种现实状况，自然地表现出一种警觉，对于民族未来的疑虑与怆怀。比起第一代的共产党人，他的个人阅历毕竟多出一个时代。对于封建帝制的专制压迫，他有着切肤之痛，并且由此培养出了超乎常人的敏感，和近乎本能的反抗意识。对于政党所由产生的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壤，他太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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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对国民性素有研究的人，对左联领导人的个人素质，他也有着很好的了解。他认为，周扬是一个喜弄权术、心术不正、气量又狭窄得像白衣秀士王伦式的人物。他曾经表白说，周扬同他见面时是一副虚伪的面孔，说同他感情很好，可就是不知道周扬那时心里想的是什么。他说夏衍表面上是一个上海绅士，笑嘻嘻的，其实诡计多端，是站在背后的军师。至于田汉，他倒认为是一条糊涂虫，浪漫蒂克，敌我不分，所以一旦被捕，即在南京大演其戏，是毫不足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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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不满的还是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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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信中玩了点小幽默，对胡风说：“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险的，但一看见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却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这里的“元帅”，就是指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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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阀作风是他所憎恶的。周扬不但自己不做事，还指责别人不做事。令他特别生气的，就是指责他“懒”，“不写文章”。他说：“他们个个是工头，我有时简直觉得像一个戴了脚镣的苦工，不管做得怎样起劲，总觉得背后有鞭子抽来。”在信中，他还多次谈到过所受的这种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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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以“指导家”自居的周扬，不但故作激烈，吓唬别人，打击内部的不同意见者，而对于敌人，却是心平气和，且有“取悦”的现象。他认为，不少对于他的中伤，包括后来的“托派”、“破坏统一战线”等等罪名，都是周扬他们散布的空气，他们同“第三种人”，同上海滩一些以造谣污蔑为业的小报是有联系的。处在一个集团之中，却不能不承受一种“独战”之苦。他这样诉说道：“有时甚至使我多疑的毛病又起来了，想到要提防同营垒中人设置的圈套和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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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明快起来的呵！他苦闷，他愤慨，他无法可想。有一次，杨之华到他家里去，提起周扬等人，他生气地说：“像这样的党员，你们为什么不清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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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情是鲁迅不时提起过的，即关于左联的内部刊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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