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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司马迁对六艺之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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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孔子是哲人，司马迁是诗人，在性格上司马迁没法做第二个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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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事业上——尤其在由司马迁的眼光中所看的孔子的事业上，却是可以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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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所认为的孔子的大事业是什么呢？这就是论述六艺。下面都是司马迁讲到孔子和六艺的关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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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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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世家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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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儒林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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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后百有馀年，而孔子论述六艺。——《封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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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一提到孔子，就不能放过六艺，几乎所谓“夫子之业”，就只有六艺的文化传统的负荷可以概括，六艺当然是总名，分而言之，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个次第是今文学家的次第，《史记》中《儒林列传》所序的次第就是这样的，原来司马迁在文字上虽然学古文，但经学思想上却是今文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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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并不是六种技术，实在是代表六种文化精神或六种类型的教养。司马迁在这方面，或则征引孔子的话，或则自己加以消化和了解，那意义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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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滑稽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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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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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看起来，《礼》是一种“社会生活”的规律，《乐》是一种“情感生活”的轨道，《诗》是一种“表现生活”的指南，《书》是一种“历史生活”的法则，《春秋》是一种裁判的圭臬，《易》是一种通权达变的运用。合起来，是一个整个的人生，既和谐，又进取；既重群体，又不抹杀个性；既范围于理智，又不忽视情感；既有律则，却又不至使这些律则僵化，成为人生的桎梏。在古代人心目中，的确觉得六艺是完全的，是天造地设的，是不能再有所增加，也不能再有所减少的了；别说古代人，就是在现代的我们看了，在小地方或有可议，但就大体论，我们也不能不惊讶古代人的头脑之细，目光所烛照之远，所以也就无怪司马迁是完全被这优越的文化的光芒所降伏或者陶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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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在精神上是六种文化教养，具体的表现则为《六经》，司马迁援用《六经》作为根据的地方也非常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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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外戚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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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总起来依据《六经》，以说明夫妇在人伦中之重要的。分别援用的，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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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殷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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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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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伯夷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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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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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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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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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诗》、《书》并引，大致是征信之用，认为《诗》、《书》是可靠的最早史料，应该取为依据。所以然者，在司马迁看，孔子是最早而且最伟大的历史家，《书》是孔子编次的，《诗》是孔子删取的，自然是最可珍视了。司马迁又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太史公自序》）这却是说明《诗》、《书》之性质，又终有苦闷的象征的背景。至于《史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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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十二诸侯年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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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专门对于《诗》的了解，认为《诗》仍是以儒家精神——人伦——为出发，人伦的道理的崩溃，乃是《诗》由抒情而变为讽刺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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