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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一生为故国招魂”——钱穆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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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钱穆三十多万字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出版，引起学术界极大轰动，被学术界视为中国史学界“划时代的巨著”，誉之为“释古派”的扛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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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对《先秦诸子系年》也极为赞赏，多在不同场合称赞其书“极精湛”，“心得极多，至可佩服”，常将之与王国维的著作相提并论，云“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可谓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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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系年》在莘莘学子间，影响也很大。在钱穆曾任教的燕京大学和正在任教的北京大学反响热烈，皆称该书的自序，就足以让读北大、燕大的史学研究生细读几天。更有人说，该书任意十行文字都可以让“世界上随便哪一个有地位的研究汉学专家，把眼镜戴上了又摘下，摘下又戴上，既惊炫于他的渊博，又赞吁他的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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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读了《先秦诸子系年》后，合卷叹曰：“作得非常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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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系年》的出版与钱穆进北平，与顾颉刚有关。1929年春，从广州中山大学回北京途中，时已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并编辑《燕京学报》的顾颉刚，在故乡苏州稍作停留。他在家乡友人的陪同下，到苏州中学拜访了在校任教师的钱穆。在其办公桌上，发现了钱穆写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翻阅一下，很感兴趣，遂借到家里认真阅读。几天以后，顾颉刚行期在即，钱穆至顾家回访。其时，顾颉刚已读完《先秦诸子系年》书稿，便兴奋地对钱穆说：“你的《先秦诸子系年》只是匆匆翻阅。我看你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应该去大学中教历史。”并表示可以推荐他去中山大学任教，同时邀钱穆给《燕京学报》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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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回京不久，中山大学便在其推荐下，致电钱穆，聘他到该校任教。因故钱穆未能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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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钱穆刊印《刘向歆父子年谱》，开辟了一条以史治经的新路径。胡适盛赞道：“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天津《大公报》也称之为“学术界上的大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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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乃自学成才，却不迷信权威。当时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被学术界视为权威。应顾颉刚之约，钱穆将《刘向歆父子年谱》投给《燕京学报》。寄稿之前，钱穆有过犹豫，他知道，顾颉刚是康有为学术观点的拥护者。而自己的文章正是证明康氏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最后，他相信顾颉刚会出于公心，尊重学术研究之精神。果然，顾颉刚将《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在《燕京学报》，并以此文为由，将钱穆推荐给燕京大学任教。钱穆感慨系之，曰：顾颉刚“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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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甫一发表，影响甚大，推翻刘歆遍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以史治经的新径，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罗义俊说，从此“北平各大学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课，原俱主康说，亦即在秋后停开，开大学教学史之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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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顾颉刚又向燕京大学推荐钱穆。1930年，钱穆应聘到燕京大学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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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校长司徒雷登在家设宴，邀燕京大学教师赴宴，钱穆也受邀。司徒雷登在酒桌上问大家对燕大的印象如何，钱穆直率而言：原本以为燕京大学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实际并非如此。一入校门就见‘M’楼、‘S’楼，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中国化’吗？我希望把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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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这番话，乃是第三话题。大家听罢，相视一笑，无人应和。但司徒雷登校长听进去并记住了。不久，燕大为此专门召开校务会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其他建筑也一律改为中国名称。燕大校园有一湖，风景秀美。为给它取名，教授们纷纷献名，皆不能入选，于是钱穆以“未名湖”称之，此名沿用至今。钱穆直言“中国化”，用心良苦；司徒雷登从善如流，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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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1931年秋，转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历史系开设“中国上古史”课程。与胡适的欣赏和力邀有很大关系。另一原因，乃是钱穆认为燕京大学西化倾向严重，虽经他向司徒雷登校长表示不满，有些改进，但仍觉积习难改。燕京大学一般都用英文发布告通知，连收水电费等项也不例外。钱穆曾为此一年不交水电费，以示不满。校方派人来询问，钱穆曰：“我是学校聘来的国文教师，没必要看英文。”虽将水电费交了，但对这种严重西化教育的现象，一直心有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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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燕大西化不满，并未影响钱穆的教学工作。据当时就读的学生李素回忆，他的教学非常受学生欢迎，成为燕大一景。李素这样介绍宾四（钱穆字宾四）先生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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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旧式教授法，最高兴讲书，往往庄谐并作，精彩百出，时有妙语，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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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师是恂恂儒者，步履安详，四平八稳，从容自在，跟他终年穿着的宽袍博袖出奇地相称。他脸色红润，精神奕奕，在课堂里讲起书来，总是兴致勃勃的，声调柔和，态度闲适，左手执书本，右手握粉笔，一边讲，一边从讲台的这端踱到那端，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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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到得意处突然止步，含笑而对众徒，眼光四射，仿佛有飞星闪烁，音符跳跃。那神情似乎显示他期待诸生加入他所了解的境界，分享他的悦乐。他……和蔼可亲。谈吐风趣，颇具幽默感，常有轻松的妙语、警语，使听众不禁失声大笑。所以宾师上课时总是气氛热烈，兴味盎然，没有人会打瞌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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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课堂气氛热烈、轻松，但对批阅试卷却十分严格。按燕大规定，不及格可补考一次，仍不及格予以开除学籍。他教的学生里，也会出现因此失学者。但他总是找到校方，要求重批试卷，尽力挽回开除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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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来到北京大学后，他和胡适的课大受学生欢迎，为北大上座率最高的教授，当时有“北胡南钱”之说。王玉哲在《我和中国上古史》一文中，回忆钱穆之讲课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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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讲上古史与别人不同，不是从远古讲起，而是先讲战国，再逆向春秋。并且也不是一章一节、面面俱到地讲，而是以学术问题为中心，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层层剖析，讲得娓娓动听，很能启发人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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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北大声名鹊起，为北大著名“岁寒三友”之一。“三友”者，钱穆、汤用彤和蒙文通之谓也，“钱先生的高明，汤先生的沉潜，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学问家”（李埏《昔年从游乐，今日终天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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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春，顾颉刚回京途中，到苏州拜访钱穆。在南京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的蒙文通，也慕名到苏州拜访钱穆。之前，蒙曾写万言长信，表达自己对钱的学问的钦佩。二人一见如故，同游灵岩山，同乘轿到太湖的邓尉山游览。一路上，湖光山色迷人眼，但蒙文通只顾披览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边读边赞叹不已，他对钱穆说：“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故到北大后，方有“岁寒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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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钱穆在给学生上课时，也会受到挑战。一次，在课堂上，一位学生问：“听说先生不懂龟甲文，怎么能讲上古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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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从容答道：“我不懂龟甲文，因此课堂上不讲。但同学们应当知道，龟甲文之外，还有上古史可讲。你们可以试着听听……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许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我相信其有父有祖，乃至高祖、曾祖以上三十几代前，就是五代吴越国王钱镠。以上还有钱姓。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自称‘疑古玄同’，这是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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