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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学艺记（修订本） [:170611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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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学艺记（修订本） 古稀舂锄（198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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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辛苦待舂锄”来谦虚地评价自己一生的成就。古稀之年，坚持自己的学艺生涯，一如既往地提携教育后学晚辈，孜孜不倦。正如先生自己所说的，学艺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最重要的是遇到困厄之时，要以忍辱来面对困境，直至克服为之，要坚持到底，而他就是如此坚持的。此时期重要著作有《甲骨文通检》、《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编——悉昙学结论》、《画——国画史论集》、《梵学集》，还翻译了《近东开辟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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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1岁的先生依旧精力旺盛，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中国敦煌研究院名誉研究员。6月，他参加并主持在港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在会议上作了《敦煌琵琶谱与舞谱之关系》的演讲，论文后来被收录入《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之一〈敦煌琵琶谱〉》。11月，先生以音乐史家身份主持由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举办的“中国音乐传统与现代化”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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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书谱》杂志出版社出版《饶宗颐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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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潮州祭鳄台撰书楹联：“溪石何曾恶？江山喜姓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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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人黄兆汉所编之书《道教研究论文集》即将出版，先生欣然为书作《序》，其序言后收录入《固庵文录》以及《澄心论萃》第101篇，其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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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研讨之事，近世之显学也，于域外尤盛。其在欧洲，自马伯乐开其端，至于今兹，乃有《道藏解题》之辑集，是何异道书之重整运动？学者趋向，又重在仪轨；以为礼失必求诸野，故凡斋醮、拜斗、发炉、修行、普度诸科，其旧俗、法事可考于今者，无不穷究原委，务求征实。汉学界中以道教为论文题目者以百数计，可谓盛矣！自来道释，相资相敌，竞为表异，化胡之经，本际之义，引文证理，入室操戈，孰为得道而迷踪？有待披云以见日。道之剽剥儒释，其事繁赜，理而董之，亟待其人。其在扶桑，则神道之教，理多相涉；于是上清剑、鉴云图；神形可固之论，无不为攻治之所取资，益以黄白导引之术，志在养生而事关科技，遂令探索者纵窥玄奥，别启新途。此则前人所未涉足，而创获遂更倍蓰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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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君兆汉曩从余问，治金元之语业，深知全真之徒，以倚声施教，其所为者，亦复炳炳烺烺，顾与花间、尊前大异其趣。君遂自是深入道教之门户，既醉心于张三丰其人其书，覃思最深，所得亦度越时辈，所著各篇久已风行内。顷者裒集向所为文若干篇，厘为一集，余得取而读之。余尝深慨道教典籍久为人所漠视，今之业绩反得力于异国人士。而君奋起其间，如苍头异军，自树一帜。其事亦已伟矣，何待余之揄扬。余向者亦略究三张之遗著，蠡测管窥，愧未能发擿微隐，辄以藤绠，联彼珪璋，喜得与君忝为同好。去岁浪游洪都，陟彼西山，一访许旌阳之遗迹，又幸得瞻臞仙之墓，华表依然，柱间符箓犹仿佛可睹，低徊久之，而恨君之未能同游也。益信韩昌黎谓气之所钟，必蜿蜒扶舆磅礴而郁积，非亲临其地者无以体其真而究其胜。他日当携君同履鹤鸣之山，君其亦有意乎？丁卯清和饶宗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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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甘肃省广播电视厅音像出版社聘先生为《敦煌乐舞》录像片、录音带特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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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先生为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委员会撰写《全清词（顺康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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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参加了西安半坡30周年纪念会议，此行收获颇丰，在李石根的陪同下，他阅览鼓乐旧谱，并发现旧谱为工尺俗字记号，与他熟知的“敦煌琵琶谱”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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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揽辔集——日本纪行诗稿》由香港日本文化协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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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先前所著的《楚辞书录》，在《自序》中，作了以下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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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屈子之学出于儒，盖为晦翁而发。念《远游》一篇，向来多疑其非出屈子手笔，经时贤仔细研究，知非彼莫能造此境地；尤以论气之说，夐绝千古。与《鹖冠子》及近年长沙出土《养生方》，可相表里。诚楚学之英华。原固楚人，濡染者深，不期亦与道家为近。为学兼综多方，自古而然，屈子亦莫能外也。温公《通鉴》始三家分晋，不提屈子只字，彼力主纲常，其贬屈也，殆信孟坚“露才扬己”之论，弥见知人论世之不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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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作《烛赋》的篇末进行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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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矢赋》一篇，陶秋英女士喜诵之，许为抗战文学之奇构。陶君治汉赋有声，谅非阿好之言。惜其于年前殂谢，不能共定吾文，谨志腹痛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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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为友人萧遥天所著《人名的研究》题辞。先生指出：“人是历史舞台上的角色，人名是他们的标帜，离开了人名，一部二十四史，真是无从说起。因此人名的研究亦是治史的一把钥匙，在西方正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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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由先生担任主编、沈之瑜校订、沈建华编辑的《甲骨文通检》（第一册），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甲骨文合集》以及小屯南地、海外多国如英、法、日、加拿大怀特氏等收藏的甲骨，还有周原出土的甲骨。先生在《前言——贞人问题与坑位》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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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学者，喜从坑位侈谈断代，惜乎从不完整之坑位资料，予以辨析，欲求准确，事有至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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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依据称谓以论年代，困难更为倍蓰，因异代而称谓相同者比比皆是，从事断代者，势必借助于书体、文例，然往时所定之标准，仔细比勘，亦复乖迕百出，须重新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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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著作则是将先生所作的各类文集合编而成的《固庵文录》，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共收录先生的文章162篇，其中“俪体篇”40篇，“散体篇”122篇，前面有苏州大学的钱仲联教授为先生作序，其《序》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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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之名，昉自中古，前此无有也。刘《略》班《志》，惟列诗赋，著诸家篇数，初无集名。东京而次，文章朋兴，云构风骇，然范、陈史，于文士诸传中，记其文笔，第云著诗、赋、碑、箴、颂、赞、诔、七、吊、连珠、书记、论、奏、令、策若干篇，不云文集若干卷。实斋章氏所以云：“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隋志》：‘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曹丕《与吴质书》称道徐、陈、应、刘，谓“撰其遗文，都为一集”，此殆总集之嚆矢。陈寿于晋初定诸葛亮故事，奏上《诸葛氏集》，此殆别集之嚆矢。然观亮集目录内涵，诚如太炎章氏所云：“若在往古，则《商君书》，而《隋志》亦在别集。”阮孝绪《七录》，经典、纪传、子兵、文集之四录，已全为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故实斋以为“集部著录，实昉于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而一变，亦时势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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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古学源流者何也？请循其本，盖在先秦，文哲一体，诸子论道述事之专撰，寻其质，皆别集也。儒、道、墨、法、显学争鸣，自孟、荀、老、庄、墨、韩以迄吕氏，岂徒其学之六通四辟，“皆以其有，为不可加”而已，即其文亦高出于后代，并风格亦各异焉。孟之雄肆，荀之密栗，老之精约，庄之诡，墨之素朴，韩之刻深，吕之闳博，是皆专家之作，虽偶有弟子或他人附益者，要无害其为一家之文也。荀书且以美文《成相篇》、《赋篇》纳入矣，韩子之《内、外储》，启连珠之先路，此其名为子部，与后世文章别集奚异焉，此诸葛氏法家之书，所以得谥为集也。至于刘《略》诗赋，更属实斋所云“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者，厥初未尝裒而称为文集而实即是集，然则所谓“文集之实已具”者，固不待东京而始然。文家别集之名既立，“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优之文，亦泛滥横决，而争附别集之名。”“势屡变而屡卑，文愈繁则愈乱。”呜呼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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