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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二 历尽艰辛，我终于履行了给父亲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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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这些朋友幸运，1946年（民国35年）4月，我抱着已满周岁的博比，手提着总编辑陈博生托带的一个保温瓶，乘坐中央社的包机，和各部主任及重要人员一起，由渝直飞南京。说起那个保温瓶，在当时可是十分名贵，我一路小心翼翼地捧着，怕碰怕摔，比带儿子还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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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央通讯社总社坐落在南京中山东路，是一座新建的七层高楼，尚未完工。中央社的工作，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中断过。抗战胜利后，中央通讯社迁回首都南京，马上开始向国内外传播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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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社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和乔迁新址，举办了一次盛大的舞会。萧社长身着一袭藏蓝长袍，致词后，潇洒地走到我面前，请我跳了第一支开场舞，我感到无比荣幸，至老难忘。到南京以后，我带着博比住进社方为女职员准备的临时宿舍。这是一间大通仓，有十几个床位，床边有柜，带来的衣箱就放在床下，我和博比同睡一铺床上。白天我上班，请了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孩来带博比，我们都吃社里饭堂的伙食，有时为博比蒸蛋或肉饼。每天早晨博比一醒，我马上抱他到厕所，给他一根香蕉吃，怕他吵醒其他同事。待女孩来到，把他抱走，我才梳洗，去上班。这种日子过了两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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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间，我为了配合桂籍的工作，请调到东北沈阳中央分社。带着博比离开南京，经过上海乘机到北平。当时桂云一家还留在云南，桂毓在成都，我到了上海住在周克家，几天后，才搭上飞北平的飞机。在北平玉彬家住了一阵，等桂籍从沈阳来接我们，再同返沈阳。那个时候，东北最高行政机构东北行辕及政府派赴东北的接收人员，都奉令自各地撤至沈阳，集中待命。我们来到沈阳以后，住的问题顺利解决了，经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宫其光先生介绍，我们住进民富街的一幢两层楼房。宫其光是沈阳人，曾任第五战区参谋，我在为徐州突围做采访时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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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随即在中央社沈阳分社展开，职务是采访组组长，领导四五个年轻记者采访新闻。其中有齐振一、陈嘉骥、李宗熙、吴铎，编辑组长是林家琦。他们刚从大学毕业，工作能力强，精力充沛，都是“单身贵族”。我自己也不过32岁。沈阳分社社长律鸿起夫妇是我认识的人之中人缘最好的，律夫人陈荣礼抗战时在重庆，曾在蒋夫人宋美龄主持的妇联会工作，为人诚恳，乐于助人，对社里同仁照顾备至。他们最先被派来沈阳筹组分社，正值政府积极遣送日本侨民返国，日侨将家用物品在街头廉价出售。律太太没有放过机会，选购了数十床鸭绒被，分送给后来者，给有眷属的送两床，给单身的送一床。在天寒地冻的东北，无疑是最实惠的礼物，更难得她有这番心思。单身的年轻人都成了她家经常的食客，经她介绍，林家琦、万存仁等都娶了东北姑娘。（撤到台湾以后，我们先后都离开了中央社。律鸿起到陈纳德飞虎队工作。沈阳分社这一批旧人还经常聚会，直到律太太陈荣礼患了忧郁症，跳楼自杀为止，留下独子律锦江。）我们在沈阳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十分愉快。工作方面，有律社长夫妇的领导和照顾，全社同仁融洽相处，有如亲密的大家庭。我们的好朋友易国瑞罗协邦夫妇，丁志伦携子女，刘德成、刘政因两家及孔祥集等，都由四川来到沈阳。易国瑞任东北空军副司令，刘政因是中东铁路的董事长，刘德成、丁志伦都在铁路局工作，彼此经常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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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抗战初期在朱由村当面答应父亲，我学成后一定照顾弟弟们。去世多年的父亲虽然不能亲眼看到，但我尽力而为，逐步实现了这一诺言。第一位由哈尔滨来投奔我的，是二弟复钧，十年别离，道不尽家中变故和苦楚，姊弟痛哭失声，久久不能自己。接着来的是四弟复善，十五六岁，剃俄式光头，清瘦，我马上为他办理入读中学的手续。二弟妹赵培懿把大儿子俊杰留在哈尔滨，让外婆照顾，带着一岁多的女儿秀梅，由三弟复合陪同，绕道来到沈阳。她的母亲是俄国人，在生活习惯上和我很合得来。她年轻，能干又勤快，分担了不少家务，博比也有了秀梅这个小玩伴。二弟复钧经易国瑞介绍，进空军汽车修护厂工作。三弟复合在物调会找到差使。最后逃离哈尔滨的，是大弟复成夫妇，带着四个儿子，最大的习真七八岁，最小的习宏才几个月，尚在襁褓中。一家子混在难民群中，冒着重重危险，在饥寒交迫中，徒步跋涉一个月。复成弟想事周到，怕把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形同乞丐的家人带来，有伤姐夫的面子，也怕吓着多年未见面的姐姐，到达沈阳后，他把家人留在车站，自己先来我家。我见到日夜思念的亲弟弟，来不及多说什么，雇了马车直奔车站，把寒风中缩坐一堆、不断颤抖的侄儿们和弟妹接回家中。在家的桂籍已烧好数锅热水，第一件事是要孩子及大人把长满虱子的脏破衣裤脱下，堆在院子里烧掉；第二件事是轮流洗澡、剃头发，换上临时找出来的衣裤。这时习宏患了严重的肺炎，时发高烧，呼吸困难，幸好沈阳已有盘尼西林上市出售，挽救了这小生命。我买来两匹白蓝色棉布，由培懿和复成太太连夜为孩子们缝好内外衣裤。把饭厅的餐桌和椅子搬到客厅，里边搭好床铺，给复成一家六口住。复钧一家三口和我们分住楼上的房间，楼下书房由复合、复善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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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桂籍的表弟曲占魁（二姨母的儿子），在沈阳医学院就读，也要求住在我家，便加上一张床。桂籍开玩笑地说：“我每次进门，看见的面孔全是张家的，还以为走错了门，到你们张府来了。”说来也是，不算我在内，孙家住着十一个张家的人。就这样，除了住在山东朱由村老家的五弟复本和我继母没有到沈阳来，张家人差不多齐了。大家在沈阳暂时安定下来，三个弟弟都找到了工作，四弟和侄儿们都进了学校读书。兵荒马乱之际，一家人能团聚，有了工作，实在不容易，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我对父亲的诺言，终于一一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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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凑巧，我原在徐州前线认识的覃异之旅长，调升为第52军军长，派驻沈阳，见到我们家人口众多，便主动每月送来一大袋军粮，使我们减轻了负担。一年后的1948年，桂籍当选为立法委员，我们迁居南京，还和他见过面。他提出把他在南京的一幢楼房借给我们住，我们此时已有住所，遂婉拒了他的好意。后来听说，他太太难产去世，他再娶了一位学音乐的女孩，这位新娘在延安受过训，是受派遣的。1949年，覃异之没有随军到台湾，留在大陆，命运如何，不得而知。五十余年前，他送的象牙图章，我一直用到现在。此章是专用来在台银取款、存款的。这些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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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韩松林抗战时在成都，听从我的建议投考了军校，已毕业，现随部队经过沈阳，要到四平街参战，经桂籍向有关军方说项，把他留在沈阳，保住了性命。另一位好友，才智过人的常荫集，也在沈阳。他来看我们的时候，心情十分沉重。他是最早被派来接收和修复东北电力的，未能顺利展开工作，却被困在沈阳，郁郁不得志，加上家庭纠纷，更使他愁眉深锁。这是我们见他的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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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我和好友协邦都怀孕了，两人常在黄昏时分，携手去逛沈阳最热闹的马路——春熙街，在地摊上选购价廉物美的纪念品。那里不乏珍稀古画，可惜当时对中国画一无所知，错失机会。倒是桂籍从地摊买回一幅日本名画家所作的《双猴摘桃图》，正好我家宇同和宇昭都属猴，这幅画很受家人喜爱。后来黄君璧老师见过，也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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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易国瑞亲驾飞机，借公务之便，带着桂籍、我、协邦和丁志伦，由沈阳飞北平，我们趁机去探望郭棣棠王玉彬夫妇，并庆贺他们乔迁新居。途经天津时还停留半日，去看桂籍的三哥孙桂山。兄弟分离多年，相见分外亲热。三哥桂山是天津殷商，拥有数间绸缎庄，他以有弟如桂籍为无上荣耀。临别时，桂山送我们每人数件衣料、大衣呢料、西装料和毛围巾，作为礼物，殷殷嘱咐多保重。没有想到，那次短促的相聚，是他们兄弟最后的一次。“文革”时期，开朗、乐观、进取的桂山，无法承受劳役和污辱，以结束生命作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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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三 辗转于哈尔滨、沈阳、长春、南京、上海、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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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于1947年（民国36年）初秋八月，被任命为长春市市长。那时我们在沈阳已生活和工作了一年多，一切上了轨道，只好又一次向中央通讯社南京总社请求，调往长春分社工作，获准后，才安心离开沈阳，随桂籍去履新职。沈阳的家留给弟弟们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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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不同于中国其他都市，被当时的新闻界看成“远东一块最神秘的地方”。它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了实现复辟美梦，在日本军阀的引诱和旧臣的怂恿下，在长春做了13年“皇帝”，到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为止，下场十分凄惨。在长春的傀儡生涯，是溥仪个人生命史上的大悲剧，是世界政治史上一段颇富戏剧性的闹剧，长春市市容和东北其他城市相比，较为整洁美观，街道宽阔平坦，楼宇新颖壮丽。建筑在小岗坡上的“皇宫”，红色宫墙和黄色琉璃瓦保有东方风格，气魄雄伟。桂籍到任前，长春市数度被共产党军队占领，又被国军夺回。前任市长赵君迈和后任市长尚传道均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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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到任时，长春外围仍在林彪大军重重包围中，铁路及公路交通中断，军粮、军饷都靠空中补给。桂籍时年36岁，市民多以“青年市长”称之，他干劲十足，为完成使命不惜生命。由于林彪大军的长期围堵，长春市内的粮食、燃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严重缺乏。而严冬如期降临，大雪纷飞，气温迅速下降到零度以下。这时桂籍多了一项要务：每日征召数百名市民，天亮前清扫马路等要道和机场跑道上的积雪，以便往返于沈阳和长春之间的军机，准时、安全地运送补给，给守卫长春的孙立人和杜聿明的部队。在飞雪漫天的深夜，桂籍由警察局长乐干（到台后任台湾警务处长）陪同巡视，慰问守军和值班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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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燃料供应中断多时，库存告罄，只好停止发电。停电前，桂籍通知工务局将所属的数十辆电车停在车库。不料桂籍所倚重的工务局长、同学兼好友孙宏济是潜伏的地下共产党员，他提早停电，故意把电车如棋子般停在市区要道，阻碍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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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在市府分配的宿舍里，那是一幢大楼，原为“伪满”某大臣的居所，每日需烧四吨煤取暖。桂籍认为太浪费，坚持迁出，另觅住所。迁居后房舍较前小很多，但仍要烧一吨煤，才够供应暖气管、水管及卫生设备。我们为了减少市府开销，节省能源，停用锅炉，全家住在一间大房中，其他房间全都关闭。改用一个煤炭炉取暖，家人穿厚衣，披毛毡。能与长春市民共甘苦，也觉得心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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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战乱的影响，中央通讯社长春分社的规模尽量缩减，除社长刘竹舟以外，只有二三人协助采访和发稿。我在分社没有固定职位，经常是上午到社转一转就回家。每周倒有两个下午，到天主教教会外国修女处学习英语会话，这是桂籍代为安排的。后来，我才了解到桂籍的用心，想让我和教会建立联系，如果长春发生战事，他无法照顾我们，怀孕数月的我，将带着博比，躲到教堂修女处。回想当年在冰天雪地中，无电、缺粮、缺水、孤单奋斗的种种往事，余悸犹存。更难忘好友协邦雪中送炭，她利用军机送粮饷到长春的机会，托人带来御寒衣帽、水果糖、饼干、腊肉、香肠，救济饥寒交迫的我们，其实他们在沈阳的日子也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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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桂籍的三姨母和姨丈由哈尔滨逃难到长春，在关口被拦住，不允进城，不知所措之际，抬头看到布告板上“市长孙桂籍”字样，惊喜异常，忙说市长是他们的外甥。为求证，关口负责者打电话到我家询问。我立刻打电话给桂籍，并请他派车去接。他说车是公家的，不能私用，让我雇马车去接，此时外边正下着鹅毛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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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张不安的气氛中，我们在长春度过了1947年的圣诞节，迎来1948年。1月一个严寒的夜晚，我们接到好友易国瑞由沈阳打来的电话，他说，沈阳各界正在积极准备选举民意代表，桂籍既有意竞选立法委员，就要有人回到沈阳主持，否则怎么能竞选呢？他又说，军方有了新规定，以后军机不能载运妇孺眷属。他嘱咐我带博比，利用明晨最后一次机会返沈阳，并答应我带桂籍的三姨母同行。第二天清晨，我们三人带着简单的行李，赶到机场，登上引擎仍在转动的军机（因天寒地冻，不能熄火），军机不久即腾空而去，离开了我居住了半年的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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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沈阳后，马上着手安排为桂籍助选立法委员事宜。沈阳的形势和半年前比，没有多大改变。只是东北的冬季太长，几乎占全年时间一半以上，从11月开始下雪到次年5月冰雪才化尽。夜长昼短，下午5点天就黑了，沈阳的戒严时间也从5点开始到次晨7点。为了节约能源，街道上及家家户户灯光暗淡，入夜后全城死寂无声，车辆行人绝迹。多亏友人相助，我由军方借来一辆有戒严通行证的吉普车，桂籍好友刘德成负责策划选举事宜，刘政因每日晚饭后陪同我，到各哈尔滨籍的同乡家中拜访、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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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21日，东北区立法及监察委员选举，在沈阳如期举行，桂籍以最高票当选为哈尔滨院辖市立法委员。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选举。桂籍3月交卸长春市长职务，5月到南京向立法院报到。桂籍带到长春市政府的专才，随后在易国瑞的协助下，也搭军机返回沈阳。桂籍特别在名单上列进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他叫杨庆，来自南方，无依无靠，流落在东北。长春市府主任秘书李少白是好友王玉彬的舅父，他在长春一直逗留到新市长到任后，代表桂籍办好移交手续，才最后离开炮火中的孤城。现在，事过已近半个世纪，回想当年，如果桂籍没有机会当选立法委员，而仍留在长春的话，我们的下场又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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