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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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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第六章 胡政之：报界全才风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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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1889—1949），名霖，四川成都人。民国时期最为知名的新闻界人士，巴黎和会进行现场采访的中国记者第一人，后与吴鼎昌、张季鸾共办新记《大公报》，任职总经理，主导了《大会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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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948年4月，肝病严重的胡政之离开香港，返回上海治病。临行前，香港《大公报》年仅24岁的编辑、后来以金庸之名享誉海内外的查良镛问他：“胡先生，你就会回来么？”胡政之淡淡一笑说：“就会回来。”这笑容是胡政之留给金庸的最后印象，一年后，这位曾经叱咤中国新闻界三十余年的报人在上海溘然长逝，他想要回到香港的愿望终未实现。但是，在风雨飘摇之时，他在香港创办港版《大公报》的决定，日后却被证明是英明之举，当大陆的《大公报》纷纷谢幕的时候，正是香港《大公报》延续了这张百年老报的清幽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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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公报》的初次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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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闻史上，胡政之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名字。在《大公报》三巨头中，办报时间最长的就是胡政之，他和张季鸾一起，以文人办报、独立办报的思想影响了这份报纸的走向，使《大公报》成为民国时中国最具号召力的报纸。张季鸾是一个写作的好手，而要说又能写又能做报业经营的，当属全才胡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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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胡政之出生于四川成都。年少时，因为父亲胡登崧在安徽做官，胡政之随父来到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就读于安庆高等学堂。安庆位于长江之滨，各种先进的思潮在这里汇聚，少年胡政之爱读《天演论》和桐城派的文章，在这里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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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时候，因为父亲在任上病逝，胡政之回到老家成都。当时有为之士多选择东渡日本留学，胡政之也希望能到日本读书，但此时因为丧父，家境清寒。贤惠明理的嫂子变卖了自己的一副金镯子，资助胡政之留学。从1906年到1911年的六年里，胡政之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主攻法律和外语，后来胡政之通晓日、英、法等多门语言。留学期间，胡政之认识了同在东京留学的吴鼎昌，后来又结识了张季鸾。所以，日后三位留日学生能够共同主办《大公报》，可以说早年的留日经历已经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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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正值中华民国刚刚成立，国内局势动荡不已。因为在日本学的是法律，胡政之本想以所学报国，于是和几个朋友成立了律师事务所，只是时局艰难，哪里有什么法治环境可言，事务所开不多久只能关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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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胡政之进了章太炎在上海办的《大共和日报》当日文翻译，兼着写点评论。早期胡政之从事法律工作的梦想一直很执著，在为报社工作的同时，还担任着江苏一家法院的刑庭庭长，后来章太炎慧眼识珠，聘请他做《大共和日报》的总编辑，他才辞去庭长职务。《大共和日报》是胡政之新闻工作的开端，应该说胡政之新闻事业的起点是相当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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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动荡，人也颠沛。胡政之在总编辑的任上没多久，就举家迁往北京，一边做大学法律教师，一边做《大共和日报》的驻京特派记者。1915年3月，他从日本使馆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日本和北洋政府谈判的情况，连续报道了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内幕以及英法德美等国对此事的看法，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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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时众多的报纸一样，《大共和日报》办了没几年就停刊了。胡政之继续又在法律的道路上跋涉，前往吉林当了法律推事。不过，虽说因为时局的缘故，胡政之在法学领域的才能没有来得及发挥，但是起码在这个领域的工作让他认识了一位重要人物——时任吉林巡按使、相当于今天吉林省长的王揖唐。作为北洋政府的重要一员，王揖唐颇受段祺瑞的赏识，后来王调回北京，胡政之也随之来到北京。通过王揖唐，胡又结识了当时北洋政府的红人徐树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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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正是1916年，因为满清政府垮台，身为满族人的《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心灰意冷，无意办报，于是作为早期出资人之一的王郅隆接手了《大公报》。王郅隆正为这张报纸由谁来接着办下去发愁，恰在此时，和他关系密切的徐树铮向他推荐了年纪轻轻就当过报馆总编辑的胡政之。胡政之接受了《大公报》主笔兼经理的职务，来到天津，开始了自己与《大公报》的第一次密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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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徐树铮、王郅隆等人的皖系背景，所以后来人在评价胡政之时常认为他与皖系军阀过从甚密。其实胡政之在办报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政治因素的影响，王郅隆对他也很尊重，没怎么干预他办报，但是后来胡政之也承认，旧《大公报》或多或少还是受王郅隆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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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进入报馆后，立即对人员、版面和内容都作了调整。报馆里的七个访员（记者）都如同师爷，胡政之几乎把他们全开除了，只留下一个。同时他还聘请北京的林白水、梁鸿志等人为特约访员，为其撰稿，很快报纸内容丰富起来。在版面方面，他将《大公报》十多年来固有的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更加符合当时人们的阅读习惯。不过，胡政之最主要的改革是内容方面，他开辟了很多新专栏，让报道耳目一新。尤其是他开的“特别记载”专栏，采访社会名流，配发图片，谈论的话题从政治、外交到文化、经济，不一而足，在当时的新闻界，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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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28岁的胡政之堪称铁人，不但主持了报馆的改革，还撰写或组织撰写了大量稿件，这其中最具影响的报道一是对张勋复辟的报道，二是胡政之亲自奔赴海外参与的巴黎和会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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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7月1日，张勋带领辫子军进京拉着溥仪复辟帝制。第二天，《大公报》以《共和国从此告终乎》为大标题，用多个版面对复辟的情形、处置黎元洪的传闻、北京的秩序、外交界的反应、清皇室的态度等都做了报道，简直可说是早期中国策划类报道的典范。胡政之还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署名评论《复辟》，说道：“吾人读法国革命史，诚知此举为必经之阶级，吾人观袁帝时代之往事，又不难推定其结果。”同日在二版还发表时评，直言复辟是倒行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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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几日，《大公报》密切关注此事，并且投入主要版面加以报道。尤其段祺瑞马厂誓师，举起讨逆大旗后，《大公报》的报道更加有力度，连篇累牍地刊发各地反对复辟的通电。一时间，“本报日来销路飞涨，工人印刷劳苦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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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重大报道即是胡政之对于巴黎和会的报道。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集和会，中国因为搭上了参战的末班车，得以以三等国的资格派代表参会。当时，各国记者云集巴黎，而中国以新闻记者身份前往采访的只有《大公报》的胡政之一人。派胡去巴黎的决定是王郅隆作出的，现在看来，这真是王郅隆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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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于1918年12月起程，1919年1月23日抵达巴黎。从1月25日和会开幕到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胡政之以一个中国记者的独特视角，亲历了和会的全过程。虽然当时的国内报纸关于巴黎和会有来自路透社等外国媒体的稿件，但是中国人的笔写出的文章更具有贴近性和亲切感。胡政之在《大公报》发表的“巴黎专电”、“巴黎特约通信”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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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政之的第一篇巴黎和会通讯中，就提出了“国之不可不自强也”的呼声。因为他通过亲眼所见，发现和会被英法美意日五国所操纵，二三等国家都没有说话的权利。所有事项都是五强国“先议决一定办法，然后提交大会报告一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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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个强国中，只有美国抱有公平的理想，能为弱国说句话，但是无奈被另外四个国家所孤立。山东问题是会上与中国关系最大的一件事，中国代表却只参加了三次会议，其余决定都是在有日本代表而无中国代表的会议上作出的。胡政之的《平和会议决定山东问题实记》披露了详细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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