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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成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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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生活》周刊的着眼点主要在于青年人的思想和生活，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全国人民抗日的爱国热情高涨，邹韬奋顺应了这种潮流，自觉站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前沿。1931年9月26日的周刊上，邹韬奋一连刊发了四篇评论，呼吁浴血抗战。文中说：“保护国权，须全国人人有决死之心；抗日运动，须全国人人有决死之心；准备迎战，须全国人人有决死之心，实为救国的首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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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是《生活》周刊发行量快速增长的时期。周刊如此受欢迎，自然离不开邹韬奋顺应时局的抗日主张，不过也离不开他的一个好搭档徐伯昕。徐伯昕小邹韬奋8岁，在绘画方面很有天赋，周刊许多插画都是他画的，更重要的是，他是个做广告的好手。一份报纸光内容好还不够，还得效益好。徐伯昕不但善于和各个公司的人处理好关系，还发挥自己的美术特长，帮客户设计广告，很有人缘。在他的努力下，上海各厂商在周刊刊登的广告越来越多，周刊逐渐有所赢利。他还建议将周刊读者信箱的文章和长篇连载的文艺性文章分别编辑成单行本出版销售以获得利润。所以说，《生活》周刊的影响力日益壮大，和徐伯昕关系非常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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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生活》周刊都在用杂志干预生活的方式向社会展示一个媒体的公共良心。九一八事变后，虽然张学良不抵抗日军，但东北军马占山的部队仍然拼死抵抗，邹韬奋发起大规模募捐活动，对马占山抗日表示支持。他将募捐的启事同时刊发在《申报》和《时事新报》上，结果影响巨大，不但邮汇捐款不断，更有热心读者把捐款直接送到杂志社。甚至有一位广东籍的女子将自己所得到的25000元遗产全部捐出，亲手交给邹韬奋，让他非常感激。“一·二八”抗战期间，因为十九路军伤兵众多，邹韬奋还组织开办一所伤兵医院，救护受伤的战士。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为此特意致电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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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这段时间，邹韬奋开始接触马列主义，而转变他思想的关键人物是胡愈之，新中国成立后胡当了第一任新闻出版署署长。胡那时是《东方杂志》的编辑，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愈之因为对国民党的屠杀行为感到震惊而写了一系列文章。次年初，为了躲避迫害，他以《东方杂志》驻欧洲特约记者身份到了法国，随后游历了英国、比利时、德国、苏联等国，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了深刻的了解，思想发生变化。1931年2月回国后，胡愈之写了《莫斯科印象记》，邹韬奋读后，如获至宝，特意前去拜访胡愈之。两人一见如故，对国内外形势谈了足足三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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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后，邹韬奋开始系统了解苏联，研究苏联并且介绍苏联。社会主义苏联的示范作用，恰恰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形成一个对比，让邹韬奋看到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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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胡见面时，邹韬奋请胡愈之给周刊写稿，胡愈之对邹韬奋说，现在要写就写抗日的文章。他拿出一篇《一年来的国际》的观察文章，邹韬奋一字未改地发了。在这篇文章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假如我们的推断不错，1931年日本对我国东三省的强暴侵略行为，亦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此后时局的发展，果然印证了胡愈之的洞察力。这一点也让邹韬奋深深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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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不但让邹韬奋接触了共产主义，也是生活书店创办的关键人物。随着《生活》周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胡愈之建议邹韬奋开办生活书店，因为《生活》周刊已经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意，随时有被封门的危险。有了书店，则刊物停了，阵地仍在，换个名字还可以出版。对于这个提议，邹韬奋深以为然。两人经过多次筹划，1932年7月，生活书店——今日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在上海成立。在为生活书店起草的合作社章程中，胡愈之提出了三个原则，即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赢利归全体。这三个原则使生活书店不同于当时一般的私营企业，对生活书店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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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周刊一样，生活书店坚持为读者服务。邹韬奋对员工的要求是“发展服务精神”，让读者把书店当成好朋友，把书店当成家。他希望在书店上下的努力下，读者每到一个地方，只须知道哪个地方有“生活”分店，就可以想着往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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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生活》周刊做得更好的是，书店还注重与作者的关系。邹韬奋明白，出版者和作者的关系尤为重要。书店必须依赖好作品才能生存，而好作品也希望通过书店出版。二者可谓唇齿相依，不可分离。那个时代，写作者大多没有固定工资收入，主要生活来源是稿费，邹韬奋几乎不拖欠每位作者的稿费，有时还预支稿费，这对于广大作者来说，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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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队伍中，有两类人是写作主力，一类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一类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员，这些人多数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或者党外进步作家。他们的作品对于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来说，自然带着清新的味道，成为当时引领青年人前进的一盏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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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作者中，声名远播者莫过于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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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邹韬奋写的书《革命文豪高尔基》即将出版，他在《生活》周刊上登了一则广告。鲁迅看到后，给邹韬奋写了一封信，并且热情地提供了有关高尔基的一些图片。这令邹韬奋十分激动，他选用了鲁迅提供的图片，并将鲁迅的信附在书后面，以表对鲁迅的尊重。这本书正式出版后，邹韬奋给鲁迅寄了一本。书笺传递间，两人的友谊就此结下。当年7月，邹韬奋被迫赴欧洲考察，生活书店顿时处境困难。危难之时鲁迅挺身相助，帮着创办了四种文学杂志，即《文学》、《译文》、《太白》、《世界文库》。在当时，这几种杂志是对当局文化围剿的强力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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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晚年的多部译著如《桃色的云》、《小约翰》都是由生活书店出版。他还把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介绍给生活书店，用笔名出版，但1933年10月出版后不久，就遭到查禁。1935年6月，瞿秋白牺牲后，生活书店换了一个笔名又一次出版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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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与鲁迅的接触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而中间人恰恰又是胡愈之。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于邹韬奋在读者中很有号召力，鲁迅请胡愈之约他参加，邹韬奋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实际政治活动，也是第一次与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和文化人共事，这无疑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影响了生活书店的立场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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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作为出版进步书籍的生活书店负责人的邹韬奋，在参加了杨的追悼会后，处境非常危险，国民党特务已经将他列入“黑名单”。当时，邹韬奋每天上下班要经过一条小路，尤其晚上回家，小路上行人稀少，家人亲友都为他担心。经过胡愈之等人多次劝告，邹韬奋才筹措了一笔钱，于1933年7月14日离开上海赴欧洲考察，以暂时避开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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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深陷囵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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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离开上海不久，就发生了遗憾的事情——《生活》周刊被勒令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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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发动抗日反蒋事变，事变后建立了反蒋政权。接手《生活》周刊的胡愈之闻讯发表了评论文章《民众自己起来吧！》，指出“真正的民族革命却不是军阀官僚政客所能包办的，必须是由民众直接发动，民众直接斗争，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现在这时机是不容再迟疑了，让民众自己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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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气头上的蒋介石再也无法容忍这样的言辞。终于，《生活》周刊遭到查封。邹韬奋早在一年前就写好了《与读者诸君告别》的文章，随时准备在周刊最后一期刊出。胡愈之将自己写的《最后的几句话》连同邹韬奋的文章一并发表，作为向读者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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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在《生活》停刊后，并没有停止以笔为枪的战斗，而是和邹韬奋的好友杜重远商量，请杜出面，主持了一个新刊物《新生》周刊，编辑方针和《生活》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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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流亡欧洲，是他众多流亡生涯中的第一次。他自谓出国目的在于考察“世界的大势怎样？”“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为此，他一路奔波，不辞辛劳，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收集了大量宝贵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见所闻，写下许多心得笔记。经过反复的学习、思考及研究，邹韬奋终于对上述两大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在《萍踪寄语》中指出：“现在的世界，除苏联外，很显然的现象是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我们在欧洲的所谓‘列强’的国家里面所见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少数人的穷奢极欲，生活异常阔绰；一方面是多数人的日趋贫乏，在饥饿线上滚！”因此，要彻底解决这种不相容的问题，“只有根本改造束缚这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代以为大众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生产力的社会组织。要能够为大众谋利尽量利用进步的生产力，生产的动机必须为供给大众的需要，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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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华民族的出路，他说，中华民族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族，因而要想摆脱奴役，“最重要的当然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但是，邹韬奋强调这一斗争，“决不能倚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勤劳大众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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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此时的邹韬奋思想进一步发生转变，对社会主义社会无限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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