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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32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1706126901]
1706130033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二十三章 波兰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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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35 我们决定返回中国,但怎样返回?邱茉莉有英国国籍,这没问题——她可以先去英国,再从那里转道中国。可是我,事情就复杂多了。我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邀请函,这可以跟波兰驻北京大使馆进行核实,我以出生在华沙为理由,向新波兰驻纽约总领馆申请护照。我想,既然世界上现在已经有了一批左翼国家以及左翼运动和政党,这不应该会有困难。然而困难出现了。“我们现在是一个政府。”总领事加列维奇提醒我说,因此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耗费一些时日办理国籍手续。就他个人而言,他对我表示同情。他本人也是犹太人,是纳粹种族大屠杀的幸存者,他让我看他前臂上的刺青,并说他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身上烫着烙印的总领事。虽然他不能给我办理护照,但他可以在对我的中国邀请函进行核实后,在我可以取得的任何其他旅行证件上加盖过境签证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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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37 幸运得很,在美国,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可以在马路旁边随便找到一个公证人,就自己的身份向他宣誓,从而取得一份宣誓书。这东西本身并不是旅行证件,但如果有人在上面加盖了签证公章——加列维奇总领事可以做到这一点——不需其他手续,它就可以作为旅行证件把我送到波兰,到那里后再办理去北京的签证。我拿着这张东西,订了一张由纽约去波兰的船票,客轮名叫“巴托利”号,它是新生的波兰商船事业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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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39 几位亲密朋友到码头来为我热情送行,其中包括我的律师艾拉·戈洛宾。在旅途中,我遇到了一些有趣的旅伴。他们大多是回国定居的波兰人,还有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老兵,去波兰探望几十年未曾见面的姐妹。在我一时找不到手提箱的钥匙时,他教我怎样用回形针开锁——我没有打听他这门技术是为了应付本人的万一之需呢,还是以前曾经当过小偷。另一位中年匈牙利人——他的立场偏左,但仍是天主教徒——非常气愤地告诉我,他的加拿大牧师要求他定期地进行绝食,并不要跟他的妻子做爱,以抗议新生的匈牙利逮捕曾经为匈牙利法西斯主义者效劳的红衣主教明曾蒂。一位农民出身的前苏联士兵,在战争中被纳粹军队俘虏,后来移居加拿大,因为他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当苦力,最后他选择了返回苏联,虽然他明知从战俘营里出来的人回国后要受到是否有投降或背叛行为的严厉审查,通常会被遣送到劳动营去服苦役。我们抵达波兰格丁尼亚港后,他被一名身材魁梧、一身戎装的苏联军官接走,上了他的汽车后离去,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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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41 邱茉莉先我几个月离开纽约。我们在英国的南安普敦短暂地会了一面。“巴托利”号停泊在港外,而不是港内。对邱茉莉来说,从码头到外港,再登上我们的航船,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她凭着不寻常的顽强毅力克服了障碍。当我瞥见她走在波浪滔滔的水面上方的跳板上时,我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她像一尊屹立船头的雕像,金黄色的头发在风中飘动。我们在我的房间里短暂地亲热了一番以后,她把我们别后的情况说了一遍。一小时以后她即告辞。匆忙之中,她把她的一副手套落下,我吻了吻,把它收了起来。在华沙,我下榻在布里斯托尔饭店。战前,这是一家第一流的时髦旅馆;后来在纳粹占领期间,它成为侵略者的大本营,这大概就是德国人在炸毁全市大部分建筑物的时候,它却能幸免于难的原因吧。现在它已经显得相当破旧,但依旧保存着昔日辉煌的某些痕迹,其一便是那部古老的电梯和那两扇雕花的铁门,开动起来发出呼噜呼噜、当啷当啷的声音,但它别具一格,犹如一个过了时的老年花花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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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43 在旅客接待处,我上了第一课。在当时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重要的不是你本人,而是谁接待你。“谁接待你?”登记人员问。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鲜问题。“我自己接待自己。”我的回答招来了怀疑和睥睨的一瞥。要不是我提到当天要去中国使馆,很可能根本就不让我入住,而且还可能受到更多的盘问。在中国大使馆,我的旅行宣誓书当即获得签证,这使得一切都变得更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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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45 住宿费按波兰货币兹罗提计算,当我拿出美元支付房费时,那位白发职员,也许是可怜我年轻无知吧,告诉我说,如果拿到大街上去,汇率能高得多。但我没有那样做,因为我不愿违反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金融纪律和法规。那老头也值得称道,他没有表示想插手外汇买卖并从中渔利的意思,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也许他决心让一个年轻傻瓜去做一件傻事;也许他对我存有戒心,怀疑我头脑一热之下,会把我拒绝一个非法建议的事告诉某个在政府里供职的朋友,并且把他揭发出来;也许这压根儿就是一个事先设下的圈套,旨在捉拿黑市交易的后台?这一点我始终没有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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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47 不久,老头儿发现我囊中日渐羞涩,便建议我到跟我的钱包相称的地方去用餐。你可以在华沙的任何一家“奶吧”里享用到价廉物美的早餐(包括面包、黄油和一杯质量很好的牛奶,加上在另一个玻璃杯里浮动的两个煮得很嫩的去皮鸡蛋)。开设这种“奶吧”的目的之一,是要把波兰人从伏特加酒吧引开——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还有一种廉价的咖啡代用品——如果你愿意暂时忘却真咖啡的味道的话——名叫“Enrilo”,是用炒过的粮食制作成的,类似于也是用粮食制作的美国的咖啡代用品“Postum”,但更粗糙一些。这样一来,我才免于在旅途中破产。但即使如此也还不行,于是我不得不立即去找波兰的出版商以及匈牙利和东德的大使馆,向他们索要稿费,因为他们翻译出版了我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这本书在这些国家很受欢迎。波兰文版和匈牙利文版的稿费稍后倒确实寄来了,但东德的稿费一直拖欠到我到达北京以后,而且不是用货币,而是以实物代替——经过谈判,我获得了一架“康泰克斯”照相机、一台手提打字机和一架手风琴作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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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49 在华沙,我首先访问的一个单位是对外文化协会。在纽约时,我的波兰朋友、新闻记者维奥切克和高尔,以及波兰文化处的一位官员——他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都建议我到那里去。在协会,一位头发开始谢顶的男子接待了我,他叫鲁巴赫。我告诉他我认识上面提到的那几位,以及波兰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尤柳斯·卡茨·舒赫和波兰驻美大使、著名经济学家奥斯查尔·兰盖等人,他听着,脸上露出一副深信不疑和肃然起敬的表情。可是他最后不无遗憾地说道:“可惜你没有请他们写个条子,哪怕三言两语也行。”协会不能协助我在波兰参观,除非我能出示文件,哪怕一个便条也行。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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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51 然而,协会在其权限范围内确实帮了我一些忙。他们向我介绍什么地方能看到有意义的展览——华沙到处都在举办展览。他们还送我几本好书——波兰优秀美术作品集以及波兰中世纪木刻家、也许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木刻大师维特·斯特沃什奇的作品集。鲁巴赫还亲自出马,找到了我那本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的波兰文译者贾莱克,随后他们两位带我在城里转了一下——显然是得到协会同意的,因为这样的活动,协会本身不便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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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53 这两位先生是那个复杂时代的有趣产物。身材矮胖、性格开朗的鲁巴赫是个文学型人物,他告诉我他怎样撰写和发表作品而不愁挨批评。他有一个万应灵药式的私人资料索引库,当他发表任何见解时,他都能从中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斯大林的适当语录作为护身符。至于马、恩、列、斯对他的其他影响,他在平时的讲话中从未谈起过。贾莱克身材矮小,为人热情,他的英语很好,主要是通过大量阅读和“二战”期间在西欧跟美、英军队(由巴顿将军指挥)并肩战斗中学来的,当时他在一支波兰武装部队里服役。他是一位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听不进任何波兰不如人家的话。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天,他密切关注着正在举行的环法国自行车大赛。波兰本来有希望摘取冠军的桂冠,但却只得了个第三。他掩盖住对波兰没有取得第一的失望,扬着脑袋说道:“我们毕竟获得了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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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55 我在华沙结交的一位好朋友,是当时波兰的主要报纸《人民论坛》的出色记者斯塔尼斯瓦夫·布罗兹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纽约,他是专程前来报道联合国的重要会议的,而我也是《联合劳动新闻》驻联合国的正式记者。后来我有幸再次与布罗兹基结伴,作为同一个记者团的成员,从北京前往板门店报道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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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57 另一位朋友是我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早就认识的斯塔尼斯拉夫·弗拉托。他是医生,曾在西班牙反法西斯国际纵队服务,国际纵队失败后,他于1939年随同一批医生来到中国。弗拉托是一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在战前波兰反动政权的统治下,他在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服过苦役。到1952年时,他在新波兰武装部队里的地位很高。会见一个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必须经过波军最高统帅康士坦丁·罗科索夫斯基本人的批准(罗虽然是波兰人,但他在“二战”中是一位著名的苏军元帅)。弗拉托不能跟我见面,派了另一位曾经到过中国的前国际纵队医生、时任格丁尼亚港首席卫生官员来看我。他们两人都在1951年以后的政治大清洗中遭到整肃。后来弗拉托出狱并得到彻底平反后,转到外交部门供职,回到中国当了很长时间的波兰驻北京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在此期间,我们经常见面,重续我们的友谊。但在那个时代,东欧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他在华沙波兰外交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被解除了职务,只因为他是犹太人。在60年代的那场反犹浪潮中,大多数(如果不说全部)犹太人都被逐出了波兰各级政府的领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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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59 那时,在华沙的美国进步人士为数甚众,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自己国内麦卡锡主义的威胁正在抬头。美共高级党员比阿特利斯·约翰逊在波兰电台工作,她介绍我到那里去工作,主要任务是撰写一些与新中国有关的稿件,并做些广播谈话,这样既有助于提高我的社会地位,也可借以解决我的经济困境。五大三粗的博勒斯拉夫(比尔)·格伯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美国钢铁工人的杰出组织者,现在成为波兰工会机关报《劳动之声》日报的编辑。在我返回中国之前,他任命我为该报驻中国记者,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为它写过稿子。比尔后来被任命为波兰驻土耳其大使,一位罢工运动领袖出任外交官,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同在华沙的还有马克西姆·利伯,一位曾协助安排在东欧翻译出版我的作品的左翼文学出版商。他们中间还有一些更杰出的人物:波兰出生的著名数学家莱昂波尔德·因菲尔德教授及其夫人和孩子,以及他的姐夫、欧洲中世纪文化权威马格雷特·施劳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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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61 因菲尔德是犹太人。在波兰后来出现的反犹高潮期间,正值周恩来总理到华沙进行正式访问。我听说在一次欢迎招待会上,周总理问起因菲尔德教授,因为他知道因菲尔德在科学界和进步人士中的声望。当时他正站在远离人群的一个角落里,周恩来看到他以后,穿过大厅,上前跟他握手,这是一个明确无误的姿态,表示他不赞同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搞反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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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63 波兰是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在全世界,人们只有在华沙能看到两条主要的林阴大道并存的局面:一条以教皇皮乌斯六世的名字命名,另一条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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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65 1951年5月1日,我平生第一次在华沙观赏了社会主义阵营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游行盛典。我站在人行道上,目睹50万人流高举红旗浩浩荡荡地走过,历经好几个小时。不久以后,我又目睹了天主教举行的基督圣体节大游行,大约也有50万人之众,人们打着宗教旗帜,牧师们在街上维持秩序,看不到警察。这些游行者之中,有多少也参加了“五一”大游行呢?这是一个只有在1951年的波兰才会出现的问题。而且,只有在波兰,人们才能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里的年轻军人经过教堂时,虔诚地脱帽致敬,不仅步行时这样做,坐在公共汽车上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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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67 我问自己:与同是天主教国家的法国和意大利相比,为什么对天主教的信仰在波兰——还有爱尔兰——要强烈得多?为什么在法国和意大利具有如此广泛的世俗的和反天主教的传统,而在波兰和爱尔兰非但不存在这样的情绪,而且刚好相反,很少有诸如嘲讽教士、僧侣和尼姑的大不敬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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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69 我想,答案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天主教在几个世纪时间里跟政府和统治阶级紧密勾结在一起,因此成为被统治者和自由思想家们批评的对象,而在波兰(爱尔兰也一样),骑在他们头上的是外来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对于大多数波兰人来说,他们的大块领土处于以东正教为国教的沙皇俄国以及以路德新教为国教的普鲁士德国的统治之下,所以信奉天主教跟爱国主义和民族独立斗争是紧密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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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7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波兰,对教会的政策是合情合理的。举一个例子:在处理农村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上,对待上层教士和下层教士的政策是有区别的。教会的地产跟世俗地主一样,分配给它们以前的佃户。对于大多数农家出身的乡村牧师来说,他们在土地改革中同样能分得一份土地。这一政策,赢得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对新社会和新政府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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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73 深受各阶层波兰人一致欢迎的一个行动是重建华沙。波兰在18世纪时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标志着波兰在几个世纪中曾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古老建筑,在“二战”中几乎被德国人摧毁殆尽。到1951年,华沙老城区已按照其原来的美丽风格全部重建完毕——玫瑰色的墙壁,许多建筑物还带有翠绿色的铜顶,只有城堡王宫仍在修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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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75 在惨遭破坏的首都其他地区,大批居民住宅小区拔地而起。早期修建的小区之一坐落在穆拉诺夫区,这里原是犹太人居住区,后来在英勇的华沙贫民起义中,被杀人不眨眼的纳粹镇压者夷为平地。现在这里矗立着一座纪念贫民起义战士的青铜雕塑。前面提到过的我的美共友人比阿特利斯·约翰逊和她的年轻女儿就住在附近。我的波兰同行布罗兹基则住在另一个住宅小区莫科托夫,也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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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79 邱茉莉4月抵达华沙,这给我带来了欢乐。在等待开往中国的轮船期间,我们在华沙和波兰其他地方参观了许多历史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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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081 我们在军事博物馆里,看到17世纪波兰在抗击奥斯曼土耳其入侵和保卫欧洲的斗争中留下的文物和记载,我们还看到被瓜分后波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的大量遗物和记载,以及两个多世纪以来波兰爱国者参加其他民族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斗争的难忘事迹——科斯丘晓和普拉斯基是美国18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革命战争中的将军;杜姆布罗夫斯基是1870年巴黎公社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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