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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如此不可（顾准传） 陈云的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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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刚过，中科院通知顾准，由于他改造有成绩，特派至院属的清河饲养场协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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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场占地一千余亩，养猪养牛、种植粮食，专为中科院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提供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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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顾准安排的职务叫“参谋”，工作比较清闲，伙食令人垂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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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养了一段日子，顾准的病体逐渐好转。他开始抓紧时间读书——天知道这黑暗的时代，暴风雨何时又会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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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休谟到康德，从黑格尔到杜威，日复一日的苦读让顾准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飞跃。而对西方历史的研读，又使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演变有了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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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顾准为了让子女跟他划清界限，痛苦地选择了自我隔离，连节假日都不回家，只是当购得鸡鸭等紧俏食品时，才带回去给他们补补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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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璧为了让顾准能尽情买书，让他自由支配饲养场发的50元补助，而以自己每月180元的工资承担全家老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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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别的指望，只是默默地祈祷顾准逐步向组织靠拢，家庭早日恢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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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则一副“我改造好了”的神情，几乎不开口说话，每天除了埋头干活就是闭门读书，连春节都不回家，留在饲养场加班，终于感动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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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1月，经中科院党组讨论，决定摘去顾准的“右派”帽子，并为他举行了摘帽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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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顾准“洗心革面”地表示：感谢组织感谢党，自己一定再接再厉，拥护“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争取早日恢复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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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圆满结束，顾准带着一大摞书稿回到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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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刚一关，他便跟换了个人似的，严肃道：“谁说我不反对‘三面红旗’？我就是要反对，反对到底！”把迎接他的家人彻底吓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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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犀利地指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农民就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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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也说：“如果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也不检讨，将给我们党造成恶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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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之下，毛泽东当着全国七千名代表做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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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陈云下基层，回家乡青浦县的小蒸公社做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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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郊的青浦县自古便是富足的鱼米之乡，可“大跃进”后，这里的农民只能顿顿喝稀粥。吃不饱饭时，竟把原本用作绿肥的红花草吃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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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等人走在小镇上，见许多农家门口晾着麦秆。据当地人说，这是生产队碾麦后分给农民的。家家户户都把麦秆重新晾晒后放在簸箕里搓，能搓下不少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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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问一个农妇，到底能搓下多少麦子。农妇说，攒起来有一斗哩。陈云大惊，并很快猜出了答案：农民故意在打麦场上不碾干净，等把麦秆分回家后再仔细弄，如此便能多得些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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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感慨道：“我们不能多拿农民的东西，你要拿，他们总有办法应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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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去参观公社的养猪场。干部们告诉陈云，去年一年公社养猪没赚到钱，反而亏了3.8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要负担16元。陈云算了笔账：允许私人养猪时，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6％；实行公养后，一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四五头苗猪，死亡率竟高达89％。强烈的对比，又让他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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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陈云惊讶的事还在后面。傍晚，他听到小镇上合作商店的店员吆喝：“棒冰，棒冰，两分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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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很好奇：棒冰应该论根卖，怎么会用碗卖呢？出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棒冰是上海做的，通过国营商业渠道运到县里，再从县里用汽车、小船运到各公社，再往大队、小队分，到了基层的商店，早就化成了棒冰水，店员舍不得倒掉，只好用碗来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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